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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基础到底是什么？休谟告诉我们，无非就是习惯。“一切从经验而来的推论都是习惯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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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治愈的怀疑主义的惶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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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了。按照休谟的观点，“太阳照常升起”只是一个从经验而来的归纳推理，在过去的每一天里，太阳都照常升起，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太阳明天必然会照常升起，因为归纳推理只能保证可能性，无法保证必然性，它是对过往经验的总结，但却不能确保未来必定如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么一种可能性：太阳明天毁灭了，所以太阳再也不能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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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休谟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因果关系，他只是在提醒我们，从经验论的原则出发，人类的理性无法揭示出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它只是人类主观的习惯性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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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太阳明天不会必然升起，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末世狂欢、及时行乐了呢？当然不是这样的。休谟说，怀疑主义的惶惑，就像是一种永远都无法治愈的病，它会经常性地复发，那么怎么办呢？唯一有效的解药，就是不去关心和不去留意这些问题。休谟保证，只要我们不再思考这些问题，一个小时以后就会恢复常态，既相信存在着外部世界，也相信存在着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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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休谟告诉我们要回到常识，以抵御哲学思考所带来的侵害。尽管太阳明天不必然会升起，我们还是可以按部就班地在今天晚上打游戏、看电视，洗漱刷牙，上床就寝，安心入睡。因为归根结底，我们是按照习惯来指导自己的人生，我们“相信”太阳明天会照常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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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的这些劝慰对常人来说非常有效，但是对哲学家来说却没有什么帮助。这是因为，一旦因果关系不具备必然的联系，那就意味着科学的基础被抽空了。在上一讲中我曾经指出，休谟跟笛卡尔和洛克一样，试图为自然科学奠定“唯一牢固的基础”，可是当他得出结论认为因果关系不具备客观的必然性，而只是习惯性联想的结果时，休谟恰恰证明了，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知识都是或然性的知识。不仅如此，他还把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虽然康德不赞成休谟的观点，但是不得不承认：“自有形而上学以来，对于这一科学的命运来说，它所遭受的没有什么能比休谟所给予的打击更为致命。”罗素也有类似的评价，他说：“通过对这种‘或然性’知识的分析，休谟得出了一些怀疑主义的结论，这些结论既难反驳，同样也难以接受。结果成了给哲学家们下的一道战表，依我看来，到现在一直还没有够上对手的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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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给本讲做一个小结：休谟通过区分“观念的联系”和“事实”这两种知识类型，指出一切关于事实的推理都是基于因果关系的，可是因果关系的基础是经验而非理性，这意味着因果关系没有必然性，只有或然性，它只是人类主观的习惯性联想。这样一来，休谟非但没有给自然科学奠定一个牢靠的基础，反而动摇了自然科学的基础，这给后世的哲学家留下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康德的先验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回应休谟的这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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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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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60 理性是激情的奴隶：休谟哲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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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这一讲之前，我先讲一个小故事。我七岁那年，有一天正在家门口跟小伙伴玩，突然厂里的喇叭暂停了红色歌曲的播放，开始用悲痛沉重的声音播发悼文。我妈一把把我抓进屋里，告诫我说，从今天开始，三天之内不准在公共场合大声说笑，因为我们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孙中山是何许人也，更不知道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只是在一些宣传画面上，见过宋奶奶的形象，知道她是一个大人物，一个特别喜欢孩子的慈祥和蔼的老奶奶。这样的老人走了，当然不应该嬉皮笑脸，这是一种无须任何理性推理的直觉判断。就像我们看见“鲜花”会感到愉悦，听到“癌症”心里会发慌，从小到大，我们就接受了一整套黑白分明、爱憎分明的情感教育，跟不同的对象建立起一一对应的情感反应。比如说，宋庆龄是“慈祥”的，周恩来是“敬爱”的，旧社会是“万恶”的，国民党是“腐败”的，说到台湾，我们就想起“收复”二字，看到朝鲜就想起“兄弟”二字，想起民主肯定会接上“乱象”二字。而美国呢？不仅是美帝国主义，还必须是“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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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直觉反应，当代道德心理学有一个很好的解释：我们的大脑有一种类似于照相机的曝光反应，它会把你熟悉的词汇和事物自动标识为好的、坏的，喜欢或者厌恶的。这种曝光反应的速度非常迅捷，整个过程只有200毫秒左右。这是什么概念？一秒有1000毫秒，可想而知，200毫秒是多么短暂的一个过程。比如，当看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会立刻产生一种自豪感，由衷地在心里道一声：“厉害了，我的国！”然后，你才会通过理性去寻找自豪的理由，追问我的国到底厉害在哪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理性是激情的慢动作，理性是激情的马后炮，或者，借用休谟的经典名言——“理性是而且也只能是激情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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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判断的基础：理性 vs.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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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哲学史中，理性主义的传统源远流长，从柏拉图到康德，一直认为激情是而且也只能是理性的奴隶。比如柏拉图就曾经指出，那些能够用理性来控制激情和欲望的人可以获得永生，相反，那些被激情操控的人则会在来世变为女人。当然，如果柏拉图生活在现代，肯定会被女性主义者撕成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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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认为，在道德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搞清楚道德判断的基础到底是理性还是情感。很显然，休谟不认同柏拉图的观点，他非常不看好理性在道德判断中所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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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休谟的观点概括成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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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休谟认为道德理论属于实践科学而不是思辨科学，思辨科学推崇理性，讲究真伪，而实践科学则注重行动。休谟认为，促使我们去行动的动机（motive）不是理性而是激情。这个并不难理解，读大学的时候，很多男生都有这样的经历，拿起一束鲜花冲到女生楼下，不顾看门大妈的阻拦，三步并做两步冲上女生宿舍，促使你这么做的动机显然不是理性而是激情。如果此时理性横插一杠子，你很可能就不会行动了，因为你会计算后果，万一被大妈痛斥一顿，很没面子，万一上报学校，会不会被通报批评？这样一想，你就会偃旗息鼓，放弃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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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休谟认为理性活动只是对事实做出判断，而道德判断则是对既定事实做出或赞成或反对的情感反应。说到这里，就涉及休谟关于事实和价值的两分。他曾经举过一个极端的例子，当我们面对一起谋杀事件的时候，如果仔细分析这个过程，就会发现在这个杀人的事实中，其实找不到任何恶的事实。休谟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把杀人这个行为完全还原成一个无关于道德的行动，就好像我把粉笔头扔到天上，那个人把刀子捅进了别人的肚子，在这两个行为中我们都观察不到道德的元素，你对我扔粉笔头这件事情无感，但对杀人这件事情充满了愤慨，只是因为你把情感附加到了杀人的行为上。休谟认为，对和错、罪恶和德性这样的属性，就像是声音、颜色、冷和热一样，依照近代哲学的观点，它们都不是对象的性质，而是心中的知觉。理性判断是关于“是”或者“不是”的事实判断，而道德判断是关于“应该”或者“不应该”的价值判断，二者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休谟关于事实和价值的区分，给道德哲学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因为这意味着不存在所谓的道德知识，我们的道德判断只是情感和趣味的体现。比方说，当我们说这件事情是错误的时候，其实只是在表达“我不喜欢这件事”。这么一来的话，就很可能会进一步导致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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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的第三个观点认为，道德行为是有目的性的，而理性无法说明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它只具备工具理性的作用。休谟的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当代道德心理学的支持，乔纳森·海特在《正义之心》这本书中介绍了一个案例：有一种脑部受损的病人，会产生特殊的症状，他们的智商没有问题，能够非常清楚明白地做出对和错的判断，但问题在于，因为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他们失去了情感的能力，看到任何快乐或者恐怖的图片都无动于衷。这样的病人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什么困难呢？打个比方，如果他们去超市购物，虽然可以对同一类型的商品进行性价比的计算，但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感情偏好，所以对应该买哪一件商品很难做出决定。海特在介绍完这个例子之后，说了一句非常形象的话：当主人（激情）死了之后，仆人（理性）既没有能力也不想再去维持家业，因为它失去了动力，一切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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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把激情比作主人，但是把理性比作“仆人”，而不是像休谟那样比作“奴隶”。这是因为海特认为，“仆人”比“奴隶”能更加准确地描述出理性的作用和地位。其实休谟自己后来也认为“奴隶”这个表述有些夸大其词了，所以在《道德原理研究》中，他调整了自己的说法，认为理性对道德并非毫无作为，而是可以辅助情感，“间接地”同道德发生关系。具体说来，就是通过澄清事实细节，来帮助情感做出更加合适的反应。英国作家萧伯纳曾说：“有教养的英国人”除了掌握“对”与“错”的差别，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后来，有一个英国哲学家自嘲说，这个批评用在道德哲学家身上其实更合适——那些在大学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家伙常把自己对于世界的无知当成美德。休谟对于理性作用的正面肯定，提醒我们，道德哲学家不仅要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道义担当，还必须深入具体的事理分析当中，掌握更多的实证材料，了解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事实发生改变的时候，同时也要改变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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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理性是激情的奴隶还是仆人，都说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人们的道德判断是凭直觉快速做出来的”，在多数时候，道德推理总是姗姗来迟，它是马后炮，是事后诸葛亮，是为了证明人们业已做出的道德判断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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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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