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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如果遇上这样的乘龙快婿，你会不会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休谟看来，以上四个描述分别传达出四个品质：对他人有用，对自己有用，令他人愉悦，令自己愉悦。休谟认为这就是对“品德完美之人”的完整描述。坦白说，我认为这也是休谟的自画像，他的一生，就是在努力实现这四种品德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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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8月25日，休谟因病死于爱丁堡，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讣告中这样评价休谟：“总之，无论在休谟生前还是死后，我始终认为，他在人的天性弱点所允许的范围内已经近乎一个全智全德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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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与论友围坐桌边》，布面油画，德国画家埃米尔·德斯特林（Emil Doerstling，1859-1940）绘于1892-18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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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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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61 我们的责任不是创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康德的哲学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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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康德。有人认为，“康德的生平就是他的著作”；还有人评价说：“康德哲学无与伦比的个人特质”就在于其中“完全看不到个人特质”。这些说法一方面反映出康德哲学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康德的个人形象实在有些枯燥无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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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中，德国诗人海涅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他曾经这样刻画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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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伊曼纽尔·康德生平的历史是一个极端困难的差事，因为他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他住在德国东北边境的一个老城柯尼斯堡城外的一条小巷里，过着跟机械一样规律的、几乎抽象的单身生活。我想，当地大教堂的巨钟也不比居民伊曼纽尔·康德更兴味索然地重复日复一日的工作。起床、喝咖啡、写作、授课、吃饭、散步，一切都有固定的时刻，而邻居也都知道，穿着灰袍的伊曼纽尔·康德手上拿着西班牙的拐杖走出家门时，时间准是下午三点半整……在这条菩提树道上他总是来回走八遍，不管季节如何，不管天气是否多云或多云预示了即将下雨，可以看到他的仆人，老兰珀腋下挟着雨伞忧心忡忡地跟在他的后面，一个命中注定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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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不是一个命中注定的画面。事实上，康德绝对不是“一堆和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的抽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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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十岁之前，康德的生活丰富多彩，传记作者曼弗雷德·库恩甚至用“纵情声色”来形容他的生活，只是到了四十岁以后，康德才慢慢把自己活成了世人心目中的那个机械、抽象、兴味索然的形象。即使如此，也绝不意味着晚年的康德是一个冷血动物和思想机器，他的朋友哈曼曾经说过，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哲学里，康德都是一个天性热情冲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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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有句名言：“一个人之所以选择某种哲学，正因为他是这种人，因为一种哲学体系绝非人们可以恣意取舍的无生命的家什，它因掌握它的人的精神而充满灵性。”因此，在了解康德的哲学之前，我们需要先来了解康德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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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奴性和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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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年4月22日，康德出生于东普鲁士的首都柯尼斯堡。他的父母亲都是马具师出身，家境虽然不算富裕，但是温饱有余，因为有一技之长，再加上行会组织在当时的特殊地位，他们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受人尊重，而且保有很高的荣誉感和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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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旧普鲁士年鉴》，康德出生的那一天被称为“埃马努埃尔”（Emanuel），他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后来康德自己改名为伊曼纽尔（Immanuel），但意思不变，仍旧是“与上帝同在”的含义。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因为康德成年之后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从不去教堂祈祷。康德最突出的哲学贡献之一就是“为信仰留下地盘”，他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满足普通人的心理需要，他自己没有这种需求。所以，这个名为“与上帝同在”的哲学家其实并不真的与上帝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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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13岁丧母，22岁丧父，在回忆起父母给他留下的遗产时，他曾经动容地写道：“我（出身技匠阶层）的父母非常诚实、道德高尚，而且举止有礼。他们没有为我留下财产（但也没有留下债务）。然而他们给了我一个以道德的角度而言最佳的教育背景。每当我念及于此，内心总是充满至高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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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琢磨其中的遣词造句，就会发现，康德只是强调了父母的个人品性，却只字未提他们的宗教背景。康德的父母都是敬虔派的信徒，这是新教的一个分支，也是当时柯尼斯堡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宗教流派。所谓敬虔派，顾名思义，就是强调基督徒生活的关键在于“敬虔”和“顺服”。然而这种敬虔和顺从只是相对于上帝和统治者而言，在面对异教徒和无神论者的时候，敬虔派的信徒往往会因为自认是“上帝的选民”，反而产生一种特权阶级的优越感。库恩在《康德传》中指出，成年后的康德既厌恶敬虔教徒的“奴性”表现，又反对他们那种“不可理喻的傲慢”。这样的情感反应很可能在中学时期就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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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年，康德入读腓特烈中学，这是一段不那么美好的回忆。他日后写道：“许多人认为少年时期是黄金岁月，但这或许是个错觉，那是最难受的时期，有令人喘不过气的纪律，朋友寥寥无几，自由则更加稀少。”曾经有学者总结说，康德在评价他的中学教育时，最常提到的是以下三个词：虚伪、奴性和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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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的反义词是诚实，英文里有一个词叫作integrity，意思是诚实、正直，我认为这个词更重要的含义是人格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如果一个人表里不一，被迫用自己并不认同的方式来表达自我，那就是对integrity最大的伤害。敬虔派号称是“灵魂的宗教”，特别看重“灵魂告白”与“自我批评”，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康德就读的腓特烈中学要求所有的学生在领圣体之前，必须事先撰文报告自己的灵魂状况，然后由一个训导人员来一一审核，确定谁有资格领圣体。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康德认为这种“自我审查”的做法，既是在控制人的身体，也是在控制人的心灵，它不仅无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独立性思考能力”，而且会导致“狂热思想以及精神异常”。由于在内心深处不认同这种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做法，但又不得不屈从于学校的规章制度，这让康德深感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扭曲，他认为这种教育必然会制造出虚伪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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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教育不仅会制造出虚伪的人格，而且会制造出“奴性的人格”。所谓奴性，就是缺乏个人的独立意志，唯主人的意志马首是瞻。晚年的康德在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时，曾经不无激愤地认为，自己在当时遭受到了奴隶一般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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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来看“傲慢”，正像一个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个词不仅适用于腓特烈中学的官员们，也适用于那些掌握权力的敬虔派信徒，这些人不但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而且要把“真理”强加给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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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少年时的这些经历对于康德思想的形成都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只有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才会明白成年后的康德为什么会如此强调“人的自由”，为什么如此看重人之为人的独立价值和尊严，为什么会在《什么是启蒙》这篇文章中大声疾呼“敢于运用你的理性”。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康德的经历也恰恰验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启蒙的敌人是最大的启蒙者，正如自由的敌人最好地确证了自由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