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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答问5 当我们在谈论政治的时候我们在谈些什么：关于霍布斯的人性观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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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授霍布斯的《利维坦》时我给大家留了几个问题，不少朋友做出了非常精彩的回答，比如林戈、小松、王立早、伟哥之声、木皮牛阿洛、lililili11、王小米戴着项圈去流浪、柠檬树不会飞、狗不理包子儿，等等。网络真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是每回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我就会产生非常熟悉亲切的感觉。我想选择其中的两个回答，作进一步的生发。学友“林戈”说：“还是觉得重点在于霍布斯对人性的预设上。”另一位朋友说：“当我一想到人性之恶时，我总是觉得霍布斯讲的全面战争很有道理！但当我和家人、朋友们在一起时，我又觉得洛克讲得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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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回答不约而同地把焦点指向了霍布斯的人性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所谓人性（human nature）当然就是指人身上所具有的给定的、永恒不变的性质。人性到底是什么？这是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古今中西莫不如此，比方说中国古代的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当代的生物学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的研究，考察到底是自然本性（nature）还是后天环境（nurture）对人的行为影响更大。我不想把话题扯得太远，还是把目光聚焦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霍布斯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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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论证模式，尤其是关于霍布斯的几讲中提到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第一，在解释顺序上，坚持把个体作为解释社会和国家的原初起点及最终根据；第二，在哲学人类学上，对人性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或判断，比如说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或者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似乎也有关于“人性是自私”或者“自我中心”的设定。从这种人性论出发，再提出一套人类幸福和政治制度的主张，也就是阐述在何种条件下，有助于具有如此这般特点的人，满足他们的需求，实现他们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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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非常有趣同时也是非常让人困惑的问题在于，霍布斯其实从来没有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宣布人性就是自私自利的，人天生只追求和只关心自己的善。比如说在《利维坦》的第六章，霍布斯认为人们具有仁爱的能力，具有希望他人安好的欲望或善意的能力，他说我们能够热爱人民；在第三十章中，霍布斯认为夫妻情感在重要性上仅次于自我的保存，并优先于财货和生活手段。霍布斯还说，某些人是有美德的，或者说，我们能够变成有美德的人。在第十五章，霍布斯谈到了正义的美德，以及根据正义而行动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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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霍布斯似乎没有对人性到底是什么给出明确的回答。罗尔斯在《政治哲学史讲义》中认为，如果我们非常严格地阅读霍布斯的著作，“那么，我们会发现，他的观点是前后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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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施特劳斯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这本书中也承认，虽然“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必然地要源自人类的本性，但是霍布斯在不同著作（《原理》、《论公民》和《利维坦》）中关于“人类本性”的断言，“存在着令人震惊的不一致和脱节，并存在着更为惊人的含混不清之处”，每一部著作甚至还有逻辑上的缺陷。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霍布斯从来也没有完成对他的根本论断所作的论证，而且我们会发现，霍布斯之所以没有完成这些论证，其实就是因为，“是否直截了当地把人的自然欲望归结成为虚荣自负，并明确地以此作为他的出发点，连他自己都拿不定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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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释霍布斯人性观的含混不清和自相矛盾？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霍布斯本人就没有想清楚！但是我认为在解释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的时候，要尽可能地抱有同情的理解的态度，在看似不连贯不一致的地方，要尽可能帮他做出连贯一致的合理解释。就此而言，我比较认同罗尔斯的回答，他认为：“我们最好是说，霍布斯是在以某种方式来强调人性的某些方面，以便对人性的这种理解能够更好地符合他的政治学说的目的。他想说明并解释，是什么因素维持着公民社会，对和平与和谐来说为什么强有力的主权者是必要的。换言之，他关注的主要是政治学、政治问题，以及政府的基本制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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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罗尔斯的这个观点，我想再做一些解释。罗尔斯的意思是说，霍布斯并没有在人性论的层面上断言人类是自我中心的，他强调人类的自我中心，并不意味着他同时反对人有仁爱、正义、忠诚的一面，更不意味着他试图给出一个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人性观。霍布斯真正想说的是：在解释公民社会和社会团结的基础这些问题时，我们不能依赖于人们的仁爱、正义和忠诚这些能力。也就是说除了这些根本利益之外，还存在其他的根本利益，我们要把公民社会和社会团结的问题建立在这些根本利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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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有本书名叫《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借用这句话，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霍布斯为什么会特别强调人性自私，他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注意，当我们在谈论政治的时候我们在谈些什么？霍布斯的回答是：我们首先在谈的是保存我们的生命；其次谈的是确保我们身边之人的善；最后，我们谈的是获取舒适生活之手段。当我们谈论政治的时候，我们优先关注的是这些问题，而不是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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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并没有给出一个形而上学的人性观，他强调的是人性的政治面向，或者说他强调的是人的政治本性，而且是在极端状态下所显示出来的人的政治本性；相比之下，洛克的《政府论》更关注人性的社会面向，或者说是人的社会本性，而且是在正常情况下显示出来的人的社会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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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问题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人的政治本性将会盖过人的社会本性，还是人的社会本性将会胜过人的政治本性这两个判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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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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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71 国家为什么宁缺毋滥？——洛克的《政府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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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这一讲之前，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2002年，一个名叫舍恩的德国科学家被曝造假，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自然》和《科学》这样的顶级期刊上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成就，很多人把这个年仅32岁的学术新星视为21世纪的爱因斯坦，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舍恩造假的方式其实很简单，他总是先炮制出一个结果，然后通过计算机伪造图表来证实这个所谓的结果。看到这里，有些心急的读者肯定会问：周老师，你说这些十三不靠的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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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说，社会契约论者的工作方法其实很像自然科学家，所谓的“自然状态”，就像是实验室里的初始条件，它是一种理论“设置”，目的是帮助有理性的人进行“思想实验”，思考为什么需要有国家，国家的存在到底有什么合理性，等等问题。社会契约论者的潜台词是，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只要你严格按照我设定的步骤去思考，就一定会接受我的最终结论。这非常类似于自然科学家通过模拟别的科学家的实验条件，最终得出同样的结果。但是问题在于，既然“自然状态”并非真实的历史状态，而是假想出来的东西，那么为了得到预先给定的结果，不同的社会契约论者就可以设置出不同的自然状态。如此说来，岂不是与舍恩的造假手段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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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似乎就是这样，洛克的自然状态跟霍布斯的自然状态非常不同，结果霍布斯得出了支持专制主义的结论，赋予主权者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而洛克呢，得出了自由民主和宪政民主的结论，主张政府只拥有有限权力，一旦政府侵犯公民的自然权利，公民就可以推翻政府，甚至不惜重返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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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洛克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到底有什么不同？究竟是谁造假了，谁没造假？哪个人的自然状态更加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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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 vs.霍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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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洛克的政治哲学。我们知道洛克是英国经验论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还是自由主义的开山鼻祖，比较来说，洛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不是《人类理解论》，而是《政府论》。《政府论》共分上篇和下篇，上篇是驳论，下篇是立论，上篇驳的是罗伯特·菲尔默的君主专制，下篇立的是混合宪政（mixed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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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上篇的影响力远小于下篇，真正让《政府论》成为传世名著的是它的下篇。毫不夸张地说，它的核心思想构成了现代国家的经典表述，大约整整一百年后，美国建国之父托马斯·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几乎照单全收了《政府论》下篇的思想，比如说下面这段不朽名句就是对洛克原文的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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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认可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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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洛克没有直接点名批评过霍布斯，但是他对霍布斯理论的抨击却是随处可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