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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自由观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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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奥运会有一个口号叫作“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借用这个表述，我们可以说公意的意思就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意志”。中文里有大量类似的表述，比如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协力同心、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都充分表达了这种令人心向往之的崇高境界。可是问题在于，如此伟大正确的公意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得出来的呢？很遗憾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卢梭始终语焉不详，他给后人画了一张无比美妙的蓝图，但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张蓝图。卢梭只是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因为公意永远正确，从不出错，所以只要有人拒绝服从公意，全体公民就要强迫他服从公意。而且，此时的强迫不同于支配——服从关系中的屈从，此时的强迫是正当的、合理的，因为人们是在迫使那个拒绝服从公意的人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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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卢梭著名的“强迫自由观”。关于这个论点，后世有不少哲学家提出了反对意见，最著名的莫过于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1960年代发表的《两种自由概念》。在这篇也许是20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哲学论文中，伯林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所谓消极自由，就是免于干涉的自由（free from），如果用大白话来说，就是leave me alone，别来打扰我的自由；而积极自由则是去做某事的自由（free to）。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伯林认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太大的不同，因为无论是免于干涉的自由，还是积极去做某事的自由，归根结底都是主体的自由，都离不开那个“我”。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追问的时候，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距离就开始拉大了。我想请你们仔细思考以下三个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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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我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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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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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是“真正的我”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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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觉察出这三个例句之间的不同？打个比方，你正在节食减肥，可是每到半夜12点，你就躺在床上饥肠辘辘、百爪挠心、天人交战，一个声音告诉你说：吃吧吃吧不是罪！另一个声音告诉你说：不可以！再这么吃下去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loser。很显然，第一个声音来自欲望的自我，也就是低级的自我，第二个声音来自理性的自我，也就是高级的自我。所谓积极自由，就是“高级”、“真实”、“理想”的自我去统治“低级”、“经验”或“心理学”的自我，这种统治的根据在于：“唯当人们在做正确的事情时他才是真正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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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天人交战仅仅局限于个体自身，通常来说都是利大于弊。比如，因为自律，你从学渣变成了学霸，从胖子变成了瘦子。在这个意义上，积极自由是有正面价值的，因为那个高级的自我提醒你认识到“什么东西对人的生活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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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伯林指出，纵观人类的历史，这种“高级的”自我往往会突破个体的边界，在政治层面上外化成为制度、教会、民族、种族、国家、阶级、文化、政党，并且和更加含糊不清的实体，比如公意、共同利益、社会的启蒙力量、最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神意的显露等相同一。这个时候，起初还是自由学说的东西就成了权威的学说和压迫的学说，最终成为专制主义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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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卢梭去世，11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作为卢梭精神后裔的雅各宾派奉行积极自由的原则，认为“没有人有做坏事的自由。防止他做坏事就是给他自由”。在这种强迫自由观的指引下，应运而生的不是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人间天堂，而是臭名昭著的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根据史学家的统计，在1793-1794年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约30万人，被判处死刑者16594人，未经判决瘐死狱中者约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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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网络流行语是这样说的：一切没有解决方案的头脑风暴都是耍流氓。我们不能说卢梭没有提供解决方案，可是他的解决方案太过抽象，而且极易产生误读和扭曲。如果思想的龙种总是会收获现实的跳蚤，那么我们就需要追问：在这个所谓的龙种里是不是原本就隐藏着跳蚤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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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政治领域中，那些看起来不激动人心甚至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庸俗观点，是不是反而会带来不那么糟糕的现实后果？比方说，比卢梭年轻一代的英国效益主义者边沁就曾经这样反问卢梭：“做坏事的自由难道不是自由？如果不是，那它又是什么？……我们不会说因为他们会滥用它，就应该取消愚人、坏人的自由吧？”边沁所说的“做坏事的自由”就是消极自由的一种说法，人们到底应不应该拥有“做坏事的自由”或者“犯错的自由”？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这个问题我想留给各位自己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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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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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卢梭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我不想斩钉截铁地把卢梭判定为专制主义的支持者，在我看来，卢梭首先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的问题在于，希望通过民主的方式去实现至善和大同，而不是多元和谐，各美其美。这种手段和目标的错位，让卢梭心向往之的“完美的民主”不可避免地滑落成为独裁和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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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无疑是热爱自由的，“对他来说，爱自由比爱什么都深切”。可是问题在于，卢梭爱的不是以个体为单位的自由，而是以共同体为单位的、不掺任何杂质的集体自由。卢梭无疑也是热爱人类的，可是他爱的是抽象的人类，而不是具体的个人。他爱的是没有面目的底层人民，而不是近在咫尺的朋友和亲人，越是关系亲密的人他越不爱，因为爱他们就意味着要承担起一地鸡毛的现实责任。相比之下，还是爱人类更能自我感动，也更轻巧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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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开启了文人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与霍布斯、洛克相比，卢梭的问题意识更加深刻也更能蛊惑人心。霍布斯写《利维坦》的最直接动机就是为了解决英国内战导致的秩序问题，洛克写《政府论》是为了反对君主专制，论证混合宪政的合法性，而卢梭则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人类文明及其对人性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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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启蒙运动的三个代表人物中，伏尔泰教导“自由”，卢梭鼓吹“民主”，而孟德斯鸠则阐述“法的精神”。有人说，如果要给法兰西的“启蒙三剑客”各自树块墓碑，他的建议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应用纯白色的大理石，因为他们曾全力引导人类要走向“自由、公正和法治”；而卢梭的墓碑，则要像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墓碑一样，一半用白色，一半用黑色，以此来揭示他的学说之中，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模糊的一面。就像彼得·盖伊所说：“雅各宾派以他的名义建立起恐怖统治；德国浪漫主义者把他作为解放者歌颂；席勒将他描绘为殉身于智慧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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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伏尔泰的思想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背景知识，但卢梭却始终像幽灵一般盘桓在舞台的中央，他的个性和思想就像是午夜时分喝下的浓咖啡，它让我们消化不良，精神亢奋，辗转反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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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来自日内瓦小城的天才青年的奇幻之旅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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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答问7 卢梭是一个真诚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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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卢梭一讲中留了一道思考题：人有“做坏事”或者“犯错”的自由吗？不少朋友都给出了很棒的回答，比如尽简茶业李强、圆圆、小松、王立强、林戈等，在此，我愿意推荐林戈的回答。她认为，让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做十分正确的事是很高的要求，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此外，对于“做坏事”和“犯错”需要做更细致的分析，如果是因为管不住嘴巴吃成了胖子，那就是个人自由，尽管对本人有害，但是对社会整体没什么大问题。如果对社会有极大不良影响，或者威胁到共同体的存亡，那可能就需要采取强制手段了。但是这种手段底线到底在哪里，以及怎样才算是有威胁，还是需要更具体化的、因地制宜的分析。而且，“强迫自由”不见得一定要诉诸恐怖暴力，也可以是教育和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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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以上分析都非常到位。原则上，我们都希望做正确的事情，成为更好的人，但是保不定我们有时候想偷个懒，或者有些无伤大雅的小癖好，只要不触犯法律的边界，不侵害他人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有权保留这块不受他人约束和社会控制的自留地。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以赛亚·伯林认为，哪怕这块领地非常小，它也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归根结底，这是我的生活，“我想自己做决定，而不想被别人指引；我的言行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源自一个事实：它是我的，而不是别人强加于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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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想简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卢梭是不是一个真诚的人？我相信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真诚是一个特别能触动灵魂的字眼，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甚至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就叫作《学术、真诚、人生》。我认为，真诚是理解卢梭的思想和人生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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