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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说,伟大的波斯王薛西斯(Xerxes)在看到自己统率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向希腊进攻时,不禁潸然泪下,感慨道:“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一百年后,这支浩荡的大军中没有一个人还能活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这当然是对突如其来的历史无意义、人生无价值之感的一种喟叹。但是黑格尔眼中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幅景象——无论是这支大军中的小卒,还是薛西斯本人,其实都是在不知不觉地服从“理性的狡计”,他们是理性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和手段,理性必将实现其目的,因为历史具有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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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哲学的第三个特点是,真理就是整体。他打过一个比方:“真理不是一块铸成了的硬币,可以现成拿过来就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若想真正把握真理,就必须把握它的整体发展过程,真理不是一个现成之物,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自笛卡尔以降,近代哲学的核心特征就是对主体性的强调,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知性为自然立法”、“人为道德立法”,莫不如此。他们一方面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原则,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加深了二元论的格局,比如现象与本体、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精神、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等等。与此相对,黑格尔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他把逻辑学、认识论和本体论这三门学科合而为一,强调概念的自身运动将最终把握绝对精神,凡此种种,都是在力图克服主体性哲学带来的分裂,追求整体性和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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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概念王国里的世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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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把哲学史形象地比喻为一个“厮杀的战场”,上面“堆满着死人的骨骼”。可是,在这片尸骨遍地的战场上,却挺立着一个伟岸的身影,这个最后的武士就是黑格尔本人。黑格尔自认为终结了整个哲学史,因为他把握到了绝对真理。不仅如此,黑格尔甚至认为,“整个自然界、人类精神和社会的发展,包括人类的全部艺术、宗教和哲学这些精神活动,都是为了产生出他的哲学所做的准备”(邓晓芒语)。如果说拿破仑是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那么他就是概念王国里的世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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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黑格尔因病去世,这位生前一统江山的老王,死后却没有赢得该有的尊敬。马克思这样评论道:“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已经高兴地……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其实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同时代的叔本华批评黑格尔哲学是“赤裸裸的胡说、拼凑的空话、无意义的疯狂的词组”,是“只有在疯人院里听到过的最大的狂妄”。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直言不讳地指出“黑格尔的学说几乎全部是错误的”。卡尔·波普尔痛批黑格尔含糊和艰涩的文风,认为他败坏和污染了德国的语言和思想。相比之下,维特根斯坦的口气稍微缓和一些,他承认自己读不了黑格尔,因为两人的哲学气质相差太远。维特根斯坦说:“黑格尔似乎一直想说,那些看上去不同的事物其实是相同的。而我的兴趣在于指出那些看上去相同的东西其实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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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一度也认为黑格尔是一条死狗。但是最近这些年来,我渐渐认识到黑格尔哲学死而不僵,甚至于大有借尸还魂、死而复生的趋势。比方说,1980年代以来,在政治哲学中兴起了“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思潮,它的核心主张是重视共同体(community)的价值,反对自由主义对个体自由和平等的过度强调。正如加拿大哲学家威尔·金里卡所说,社群主义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与黑格尔当年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而更加有趣的是,社群主义和共产主义(communism)一样都重视共同体,区别在于:共产主义者——也就是“老的”社群主义者——立足于马克思及其改造世界的愿望,想要砸烂旧世界,建立一个崭新的共同体;而20世纪的社群主义者,也就是“新的”社群主义者,却立足于黑格尔的愿望——“使人安心接纳自己的世界”。但你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共产主义者,也即老的“社群主义”,其实也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大量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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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被公认为最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家,在《逻辑学》的第一版序言里,黑格尔指出:“那种被叫做形而上学的东西,可以说已经连根拔掉,从科学的行列里消失了”,“科学和常识这样携手协作,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崩溃,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即: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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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拯救形而上学的命运,同时也是为了拯救人类的命运,黑格尔亲手盖起了一座神庙,而且一厢情愿地认为后来人将会络绎不绝地前来朝圣,把他的思想万世不易地供奉在神坛上。然而事与愿违,这座神庙得到的赞美远少于遭到的诋毁,有人不仅想要拆掉黑格尔的神牌,甚至试图纵火烧毁整座神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被废弃多年的神庙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尽管进入神庙朝圣的人依旧不多,定居下来的人更少,但不断有人开始临摹和学习它的风格,甚至偷拆梁木和砖瓦,到别处去修建新的庙宇和房屋。或许这才是每一个哲人的命运,他们更像是散落在大地上的建筑,而不是倒毙在战场上的尸骸。这些建筑风格各异,大多年久失修,但却是人类思想旅途中不可或缺的风景,并且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重新激发起现代人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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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答问9 历史真的终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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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81讲中,我们提到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特别指出福山认为,与其说是自由主义实践获得了胜利,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理念获得了胜利,因为相比起以往的等级制,自由主义理念能更好地实现平等人之间的相互承认。然后我给大家留了一道思考题:如何去看待和评价福山的这个论断?一位朋友问道:“如果自由民主也发展出它们的对立面,并被对立面否定了呢?这是否表示历史并未终结?”还有朋友提到了新技术给人带来的异化问题。我想沿着这些追问再给你们介绍一下福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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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福山认为,虽然自由主义理念获得了胜利,但这不意味着在具体实践中,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不会遇到阻碍、挑战或者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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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虽然自由主义理念获得了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欲望结构发生了改变。福山认为,人类具有两种被承认的欲望:第一种是优越意识,也就是“获得自己比别人优越这种承认的欲望”,另一种是平等意识,也就是“获得与其他人平等的承认的欲望”。即使是在自由民主社会里,也存在着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被承认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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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事实证明,在自由民主制内部,左派和右派各有各的不满。福山指出,左派批评自由民主制的理由是,普遍的相互承认这一承诺基本上仍没有实现,理由之一就是,资本主义事实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不平等,这个现象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的承认。右派同样不满意自由民主制,他们批评说,自由社会的问题不在于承认不够普遍化,而在于“平等承认”这个目标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因为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所以右派认为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恰恰不是在肯定人性,而是在否定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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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的上述论断写于二十多年前,我认为非常有前瞻性。举例来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原因非常之多,其中之一就是右派对于自由民主制过于平等化的趋势非常不满,甚至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同样,从风起云涌的各种平权运动中,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左派人士在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入平等的相互承认这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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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认为:“长期来看,自由民主制之所以被从内部颠覆,要么由于过度的优越意识,要么由于过度的平等意识。”而福山在当时的直觉是,“最终来说,对民主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前者”,也就是过度的优越意识。请注意,福山说的是自由民主制的内患,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自由民主制有可能发展出它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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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外忧的角度看,福山曾经预言说,历史是否终结,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条件能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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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伊斯兰教会否成为民主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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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民主是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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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在贫穷国家建立强有力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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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这些条件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变得更加问题深重。但是我不打算深入讨论它们,而是想从现代科技的角度出发,谈一谈过度的优越意识到底会以什么方式颠覆自由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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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2年出版的《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的序言中,福山提出:“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福山这样警告世人:“生物技术会让人类失去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我们站在了人类与后人类历史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另一边,但我们却没意识到分水岭业已形成,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福山的这个忧虑跟前面提到的问题非常类似,也就是新技术有可能对人性造成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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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演讲,题目是“21世纪会是史上最不平等的时期吗?”,他的核心论点是:“在21世纪,新技术将赋予人们前所未有的能力,使得富人和穷人之间有可能产生生物学意义上的鸿沟:富有的精英将能够设计他们自身或者他们的后代,使其成为生理和心理能力都更为高等的‘超人’,人类将因此分裂为不同的生物阶层,先前的社会经济阶层系统可能会转化为生物阶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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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赫拉利和福山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只不过福山比赫拉利至少早说了14年。现代科技的发展——无论是生物工程、仿生工程还是无机生命工程——为少数人提供这种优越意识创造了技术上的可能性,这将在根本上动摇福山《历史的终结》的论点。这也正是福山写作《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的动机所在,因为“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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