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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逻辑哲学论》并非一本关于逻辑的著作，而是一本关于罪及与之相关的伦理、美、生活的意义的著作。虽然维特根斯坦谈论最多的是逻辑，但逻辑只是梯子，真正重要的东西在楼上，一旦登上了楼，就可以撤掉梯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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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52”这一节中，维特根斯坦说：“我们觉得，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人生问题也还完全未被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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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第七章只有一句话：“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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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就到这里。关于《逻辑哲学论》在哲学史中的地位，它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异同，维特根斯坦后来为什么要推翻《逻辑哲学论》的观点，我们留到下一讲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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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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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91 完美但不适合人居住的概念大厦：维特根斯坦反对维特根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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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六年，整个欧洲还沉浸在劫后余生、文明没落的情绪中。或许是为了给自己打气，英国数学家弗兰克·拉姆塞这样写道：“就思考而言，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和维特根斯坦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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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爱因斯坦已经发表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并于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正如日中天；相比之下，时年35岁的维特根斯坦却是籍籍无名，他正在奥地利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书，这个“古怪的贵族”住在学校的厨房里，他吹单簧管，坐在窗前连着几小时地看星星，带领学生在乡间漫步辨认各种植物，搭起猫的骨架教授解剖学，偶尔体罚学生并与村民发生冲突……除了圈子里的少数人，普通的欧洲公民压根就没有听说过维特根斯坦这个名字，但是这一点儿都不重要，因为熟悉他思想的人都明白，维特根斯坦就等于未来哲学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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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者与“证实”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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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人当中就包括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莫里茨·石里克。1922年石里克来到维也纳，读到《逻辑哲学论》后，对维特根斯坦惊为天人，多次去信要求面谈。这个愿望终于在1927年实现，石里克夫人回忆说，“我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他对维特根斯坦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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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里克才华横溢，为人正派，在他身边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哲学家，他们自称“维也纳学派”，学术界也称他们为逻辑实证主义者。我认为后者更清晰易懂，因为直接点出了“证实”原则的重要性。有意思的是，这条原则最初由维特根斯坦提出，意思是“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然而维特根斯坦很快就放弃了这条原则，逻辑实证主义者却如获至宝，把它作为建立新的“科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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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可证实性原则，请允许我举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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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苏格拉底要么是天才，要么不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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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苏格拉底活到了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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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例1符合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它是永恒为真的。例2则是假的，因为事实证明苏格拉底只活到了71岁。有的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前者就是我们以前介绍过的分析命题，后者则是综合命题。分析命题无须证实，根据逻辑形式就可以判断它的真假。综合命题则必须要诉诸经验才可以确定正确还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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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综合命题是“实际上可证实”的，比如“周濂的女儿叫布谷”，有的综合命题是“原则上可证实”的，比如石里克在1932年举的例子：“月球的背面有一座3000米高的山”。当时人类还无法证实这个命题，但是随着绕月飞行器的发明，这个命题很快就得到了证实。而且正像陈嘉映所指出的，即使人类一直没有发明出飞行器，这个命题也仍旧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原则上我们可以想象它的可证实性。在这个意义上，“宇宙中存在着外星人”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因为虽然我们目前还无法证实它，但在原则上它是可以被证实或者证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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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哪些命题既不是分析命题也不是综合命题，既无法在实际中证实也无法在原则上证实？没错，就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命题，比如上一讲中提到的黑格尔的那个句子。正是基于这个考虑，逻辑实证主义者喊出了“反对形而上学”的口号，因为形而上学的命题在他们看来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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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者与维特根斯坦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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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想做一个回顾，你们有没有觉得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想法并不陌生，好像在哪里看到过？没错，我们在休谟那一讲中曾经指出，通过彻底地贯彻经验论的原则，休谟对一切形而上学和神学的呓语展开了最凶猛的攻击。休谟说：“当我们巡视图书馆时，我们可以拿起一本书，例如神学或经院哲学的书，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量或数方面的任何抽象论证么？其中包含着有关事实与存在的任何经验论证么？没有，那我们就可以将它投到烈火中去，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东西，只有诡辩和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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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者与维特根斯坦也非常相似。比方说，双方都认同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重要性，都强调哲学的功能是澄清命题的意义，都主张传统的哲学命题是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更重要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完全接受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可证实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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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相似而已，事实上，二者的哲学观非常不同。逻辑实证主义者是典型的科学主义者，他们把科学方法作为模板试图重新改造哲学，而维特根斯坦则认为哲学不同于科学，哲学的位置居于科学之上或者科学之下。到了1930年代，维特根斯坦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科学方法对于哲学的误导性，他说：“哲学家们总是觉得科学的方法就在眼前，禁不住要以科学的方法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这种倾向实际成了形而上学的根源，并引领哲学家们进入完全的黑暗。”这个批评非常严厉，可以说一网打尽了从笛卡尔以降的近代哲学家，直到逻辑实证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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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分歧在于，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宗教是原始的迷信，价值、伦理不过是主观情绪的表达，而维特根斯坦虽然认为宗教、伦理、美、生活的意义等问题是不可说的，但对于这些不可说的东西却抱有最深的敬意。维特根斯坦认为，“当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人生问题也还完全未被触及”。如果让逻辑实证主义者改写这个句子，他们一定会说，当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那么一切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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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说，逻辑实证主义者与维特根斯坦之间有点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意思。他们组织《逻辑哲学论》的读书小组，热情地邀请维特根斯坦加入，但是后者却始终兴趣不大，与他们保持若即若离的接触，只是与石里克和魏斯曼走得比较近，因为在维特根斯坦眼中这两个人为人正派、品味高雅。逻辑实证主义者渐渐发现，维特根斯坦无论在性情还是方法上都与科学相距甚远，而且充满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据说在研读《逻辑哲学论》时，其中一个成员经常愤怒地大喊：“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也许你会感到奇怪，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互相指责对方“形而上学”？其实，这只是分析哲学家们在互相对喷“脑残”，“形而上学”这四个字在他们这里就是骂人的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