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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综合命题是“实际上可证实”的，比如“周濂的女儿叫布谷”，有的综合命题是“原则上可证实”的，比如石里克在1932年举的例子：“月球的背面有一座3000米高的山”。当时人类还无法证实这个命题，但是随着绕月飞行器的发明，这个命题很快就得到了证实。而且正像陈嘉映所指出的，即使人类一直没有发明出飞行器，这个命题也仍旧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原则上我们可以想象它的可证实性。在这个意义上，“宇宙中存在着外星人”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因为虽然我们目前还无法证实它，但在原则上它是可以被证实或者证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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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哪些命题既不是分析命题也不是综合命题，既无法在实际中证实也无法在原则上证实？没错，就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命题，比如上一讲中提到的黑格尔的那个句子。正是基于这个考虑，逻辑实证主义者喊出了“反对形而上学”的口号，因为形而上学的命题在他们看来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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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者与维特根斯坦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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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想做一个回顾，你们有没有觉得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想法并不陌生，好像在哪里看到过？没错，我们在休谟那一讲中曾经指出，通过彻底地贯彻经验论的原则，休谟对一切形而上学和神学的呓语展开了最凶猛的攻击。休谟说：“当我们巡视图书馆时，我们可以拿起一本书，例如神学或经院哲学的书，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量或数方面的任何抽象论证么？其中包含着有关事实与存在的任何经验论证么？没有，那我们就可以将它投到烈火中去，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东西，只有诡辩和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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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者与维特根斯坦也非常相似。比方说，双方都认同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重要性，都强调哲学的功能是澄清命题的意义，都主张传统的哲学命题是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更重要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完全接受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可证实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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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相似而已，事实上，二者的哲学观非常不同。逻辑实证主义者是典型的科学主义者，他们把科学方法作为模板试图重新改造哲学，而维特根斯坦则认为哲学不同于科学，哲学的位置居于科学之上或者科学之下。到了1930年代，维特根斯坦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科学方法对于哲学的误导性，他说：“哲学家们总是觉得科学的方法就在眼前，禁不住要以科学的方法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这种倾向实际成了形而上学的根源，并引领哲学家们进入完全的黑暗。”这个批评非常严厉，可以说一网打尽了从笛卡尔以降的近代哲学家，直到逻辑实证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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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分歧在于，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宗教是原始的迷信，价值、伦理不过是主观情绪的表达，而维特根斯坦虽然认为宗教、伦理、美、生活的意义等问题是不可说的，但对于这些不可说的东西却抱有最深的敬意。维特根斯坦认为，“当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人生问题也还完全未被触及”。如果让逻辑实证主义者改写这个句子，他们一定会说，当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那么一切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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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说，逻辑实证主义者与维特根斯坦之间有点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意思。他们组织《逻辑哲学论》的读书小组，热情地邀请维特根斯坦加入，但是后者却始终兴趣不大，与他们保持若即若离的接触，只是与石里克和魏斯曼走得比较近，因为在维特根斯坦眼中这两个人为人正派、品味高雅。逻辑实证主义者渐渐发现，维特根斯坦无论在性情还是方法上都与科学相距甚远，而且充满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据说在研读《逻辑哲学论》时，其中一个成员经常愤怒地大喊：“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也许你会感到奇怪，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互相指责对方“形而上学”？其实，这只是分析哲学家们在互相对喷“脑残”，“形而上学”这四个字在他们这里就是骂人的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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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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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在回忆维特根斯坦时，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坚人物鲁道夫·卡尔纳普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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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人和问题——甚至对理论问题——的观点和态度，更像是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几乎可以说，像一个宗教先知或预言家。当他开始阐述对某些哲学问题的看法时，我们常常感觉到那一刻他身上的内在挣扎；他挣扎着，要在强烈和痛苦的紧张之下穿透黑暗到达光亮，甚至在他最富表情的脸上就看得见那种紧张。当他的答案终于出来——有时是在冗长费劲的努力之后——他的陈述摆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件新创造出的艺术品，一句神圣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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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逻辑实证主义者还是非常认可维特根斯坦的重要意义，1929年他们发表哲学宣言《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把休谟列为先贤榜的第一人，把爱因斯坦、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封为“科学世界观的领衔代表”。然而，维特根斯坦并不领情，他在私人信件中批评维也纳学派浮夸自大，认为他们应该实打实地用著作来说话，而不是满足于提出“反对形而上学”这种口号，更何况这个想法一点儿也不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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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感到好奇，难道维也纳学派对维特根斯坦就没有一点影响吗？公允地说，影响还是有的，通过与维也纳学派的交往，维特根斯坦再一次与学术圈建立了联系，并逐渐重燃哲学思考的热情。要知道，在写完《逻辑哲学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维特根斯坦自认为哲学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丧失了学术研究的动力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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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7月4日，在写给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信中，维特根斯坦说：“你在信中问是否有可能帮我回到科学研究上来有所作为。我的回答是，不，在这一方面我已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因为，对此我自己不再有任何强烈的内在动力。我真正要说的已经说了，而且我已才思枯竭。这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事情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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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维特根斯坦辞去乡村教师的职务，回到维也纳，这期间他跟建筑师保罗·恩格尔曼一起设计建造了一座房子，这栋楼现在是保加利亚大使馆文化处的所在地。建造这栋楼的过程充分体现出维特根斯坦的性格特征和思维风格，他对细节一丝不苟，每一扇窗、每一扇门、每一个暖气片，都设计得非常精确，而且在施工过程中同样一丝不苟。维特根斯坦的姐姐回忆说，锁匠曾经不耐烦地问他：“告诉我，工程师先生，毫米的误差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话音刚落，就听见维特根斯坦高声回答道：“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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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参与设计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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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风格简单、细节严谨、高度形式化的建筑，从哲学家（G.H.冯·赖特）的角度出发，它有着同《逻辑哲学论》一样的“静态美”，但是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比方说维特根斯坦的姐姐，就认为这所房子的问题在于：“它完美，但不适合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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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维特根斯坦姐姐的评语更加高明，可以说是一语中的。事实上，《逻辑哲学论》的问题也在于此。A.C.格雷林指出，它有一种“匀称、简洁和外观上的严格性，正如数学中一个优美的证明那样让理智感到愉悦，然而《逻辑哲学论》是付出了过高的代价才取得这种特征的，因为它的匀称和表面上的严格性导致极大地过分简化了它所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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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18日，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此时距离他出版第一部著作《逻辑哲学论》已经过去八年之久，维特根斯坦一度认为自己彻底解决了哲学问题，但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可能错了，哲学工作尚没有完结。这一天对于整个欧洲知识界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以至于凯恩斯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宣布维特根斯坦的回归：“唔，上帝到了。我在5点15分的火车上接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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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特根斯坦究竟是怎么反对维特根斯坦的，他的后期思想到底是什么，我们下一讲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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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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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92 我将教会你们差异：奥古斯丁图画到底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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