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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希特勒在1938年死于一场刺杀，那么海德格尔的判断也许就是对的，因为“从1930年至1941年间，不管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与军事方面，希特勒的所有行动都是成功的”（塞巴斯蒂安·哈夫纳语）。所以，如果希特勒的生命在1938年或者1941年戛然而止，那么结果很有可能是，绝大多数人都会“把他称为德国最伟大的国家巨匠，或者德国历史的完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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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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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原谅普通人的目光短浅，但是为什么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家同样无法看穿历史的重重迷雾呢？我认为，要想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海德格尔的哲学与纳粹主义存在着本质性的关联吗？经过之前几讲的分析，我的回答是——它们之间没有本质关联，但是有高度的亲和性。良知、决断和天命都是高度形式化的表述，可以填充进太多的内容，它可以是自由主义、存在主义，也可以是纳粹主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希特勒的决心绝不比耶稣和拿破仑少半分。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海德格尔的哲学完全有可能滑向纳粹主义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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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因为良知、决断和天命都是高度形式化的表述，所以就像莎拉·贝克韦尔所说，除了纳粹主义，海德格尔的哲学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解释，比如，“他的决断和接受必死性的观念，本来也可能形成一种勇敢抵抗纳粹及其恐吓手段的框架。它本来能成为一种反极权式英雄主义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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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也许在解释和应用海德格尔哲学的同时，还需要再一次倾听良知的召唤并做出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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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德格尔的评价，从来都呈现出完全对立的两极：“一种观点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个善于摇唇鼓舌的江湖骗子，一个人类良知的毒害者；相反的观点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个能够洞见一切、得天眼通的大师，一位哲学导师，他的著作足以更新人类的内在状态。”（乔治·斯坦纳语）相比之下，我认为还是伽达默尔的评价比较中肯：“海德格尔是一个伟大的哲人，却有着渺小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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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身处哪个时代，无论你是学者还是常人，在面对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的天命召唤时，都要始终牢记，常识比理论更重要，坚持底线比追求伟大更重要，健全的现实感比缥缈的情怀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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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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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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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99 没伞的孩子只能拼命跑？——罗尔斯的《正义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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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读到一篇报道，从2009年开始，有位导演用六年的时间跟踪拍摄三个孩子的人生，他们分别是农村孩子、小镇青年和国际化大都市里的少女。三个孩子曾经共有一个身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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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农村孩子马百娟10岁，第一次背上书包上学。在作文中她曾这样写自己的人生理想：“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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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7岁的北京少女袁晗寒放弃央美附中的学籍，用父母给的两万元钱在南锣鼓巷开了一间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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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个夏天，第三次参加高考的小镇青年徐佳收到湖北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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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马百娟没有实现她的北京梦，她在16岁的时候结婚生子，选择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厂劳作，这个表哥同时也是她的丈夫。袁晗寒在酒吧倒闭之后，去德国杜塞尔多夫读艺术学硕士，然后回国开了一家艺术品投资公司。至于小镇青年徐佳，则靠自己的奋斗在二线大城市武汉买房买车，站稳了脚跟，步入城市中产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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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中，只有徐佳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郭德纲讲过一个童年时的故事：“我小时候家里穷，那时候在学校，一下雨别的孩子就站在教室里等伞，可我知道我家里没伞啊，所以我就顶着雨往家跑，没伞的孩子你就得拼命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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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作者所说：“徐佳和马百娟都是‘没伞的孩子’，不过与马百娟相比，徐佳是幸运的，因为他还可以奔跑，而马百娟，连跑的权利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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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作《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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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花这么长的篇幅介绍这篇文章和这部纪录片，是因为它与本讲的主题直接相关。其实，徐佳在片中已经一语道破了它，他说：“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我会努力去改变。”这句话初听起来非常励志，可如果像马百娟那样连跑的权利都没有，是不是还应该“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呢？如果想要改变它，除了个人的努力奋斗，又能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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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但不应得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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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引入本讲的主角——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他最著名的著作是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有人把这本书和柏拉图的《理想国》、霍布斯的《利维坦》并列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三本政治哲学著作。如果说这个评价还有待时间的检验，那么说《正义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应该没有太多的异议。著名政治哲学家布莱恩·巴利指出：“《正义论》之后，我们是活在‘后罗尔斯’（post-Rawlsian）的世界，它成了政治哲学的分水岭。”罗尔斯的主要论敌、哈佛大学同事诺齐克则认为：“政治哲学由现时开始，要么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要么便必须解释为何不如此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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