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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也许在解释和应用海德格尔哲学的同时，还需要再一次倾听良知的召唤并做出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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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德格尔的评价，从来都呈现出完全对立的两极：“一种观点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个善于摇唇鼓舌的江湖骗子，一个人类良知的毒害者；相反的观点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个能够洞见一切、得天眼通的大师，一位哲学导师，他的著作足以更新人类的内在状态。”（乔治·斯坦纳语）相比之下，我认为还是伽达默尔的评价比较中肯：“海德格尔是一个伟大的哲人，却有着渺小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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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身处哪个时代，无论你是学者还是常人，在面对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的天命召唤时，都要始终牢记，常识比理论更重要，坚持底线比追求伟大更重要，健全的现实感比缥缈的情怀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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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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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170183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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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99 没伞的孩子只能拼命跑？——罗尔斯的《正义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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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读到一篇报道，从2009年开始，有位导演用六年的时间跟踪拍摄三个孩子的人生，他们分别是农村孩子、小镇青年和国际化大都市里的少女。三个孩子曾经共有一个身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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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农村孩子马百娟10岁，第一次背上书包上学。在作文中她曾这样写自己的人生理想：“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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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7岁的北京少女袁晗寒放弃央美附中的学籍，用父母给的两万元钱在南锣鼓巷开了一间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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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个夏天，第三次参加高考的小镇青年徐佳收到湖北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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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马百娟没有实现她的北京梦，她在16岁的时候结婚生子，选择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厂劳作，这个表哥同时也是她的丈夫。袁晗寒在酒吧倒闭之后，去德国杜塞尔多夫读艺术学硕士，然后回国开了一家艺术品投资公司。至于小镇青年徐佳，则靠自己的奋斗在二线大城市武汉买房买车，站稳了脚跟，步入城市中产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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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中，只有徐佳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郭德纲讲过一个童年时的故事：“我小时候家里穷，那时候在学校，一下雨别的孩子就站在教室里等伞，可我知道我家里没伞啊，所以我就顶着雨往家跑，没伞的孩子你就得拼命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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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作者所说：“徐佳和马百娟都是‘没伞的孩子’，不过与马百娟相比，徐佳是幸运的，因为他还可以奔跑，而马百娟，连跑的权利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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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作《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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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花这么长的篇幅介绍这篇文章和这部纪录片，是因为它与本讲的主题直接相关。其实，徐佳在片中已经一语道破了它，他说：“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我会努力去改变。”这句话初听起来非常励志，可如果像马百娟那样连跑的权利都没有，是不是还应该“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呢？如果想要改变它，除了个人的努力奋斗，又能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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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但不应得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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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引入本讲的主角——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他最著名的著作是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有人把这本书和柏拉图的《理想国》、霍布斯的《利维坦》并列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三本政治哲学著作。如果说这个评价还有待时间的检验，那么说《正义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应该没有太多的异议。著名政治哲学家布莱恩·巴利指出：“《正义论》之后，我们是活在‘后罗尔斯’（post-Rawlsian）的世界，它成了政治哲学的分水岭。”罗尔斯的主要论敌、哈佛大学同事诺齐克则认为：“政治哲学由现时开始，要么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要么便必须解释为何不如此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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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人大课堂介绍罗尔斯时，常常把他的一生形容为“一个幸运但不应得的人生”。1921年，罗尔斯出生在美国南部的上流社会，父亲是一个自学成才的著名律师，罗尔斯的个人偶像是林肯和康德。1928年，罗尔斯7岁的时候患上了白喉病，被隔离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他的弟弟鲍比怕他寂寞，跑到他的房间里跟他玩，结果被传染，不幸病逝。一年之后罗尔斯再次患病，他的另外一个弟弟——年仅两岁的汤米又被他传染，后来病逝。而罗尔斯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这两件事情让他耿耿于怀，成年后的罗尔斯有点口吃，据说跟童年时的心理创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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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尔斯在太平洋岛屿服役，有一次他在河边饮水，一颗子弹掠过他的头部，留下一条永久的疤痕，他有惊无险地活了下来。还有一次他和军中最要好的朋友面临一个选择，其中一人陪同指挥官到前线去侦察敌情，另一个人到附近的战地医院献血。他们决定谁的血型符合，谁就去医院。罗尔斯去了医院，他的朋友陪着指挥官到了前线，结果你们应该都想到了，他的朋友被炮弹击中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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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之后的罗尔斯先后在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最后成为名满天下的哈佛大学教授。我相信对罗尔斯来说，这个幸运但不应得的人生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对于那些因为各种偶然性而未能展开人生的个体，他有很强的愧疚感和不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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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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