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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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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拉底那里，最重要的问题与道德上的善相关：善的本性或者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善的生活，我们如何证明这样一种生活合乎理性？一个理性存在者应当如何行动，他的支配原则应当是什么？苏格拉底在提出这些问题之后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虽然苏格拉底并没有提出一套全面系统的人生哲学，但是他为这样一个道德哲学体系奠定了基础。柏拉图接受了这些问题并试图依据其全面的世界观来解决这些问题。如前所述，他认为人生和人类制度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包含在世界和人的本性及意义这一更大的问题中。柏拉图的伦理学像他的认识论一样以他的形而上学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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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理性的宇宙，一个精神系统。感觉对象，即围绕我们的物质现象，只是永恒不变的理念的短暂的幻影；这样的对象转瞬即逝，没有绝对的价值，因为只有持续存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具有其价值。唯有与最高的善有关的理性才具有绝对价值。因此人的理性部分是人的真正部分，他的理想就是要培育其理性，即他的灵魂中不朽的部分。躯体和感官与灵魂相反，躯体是灵魂的牢笼和束缚，摆脱这一束缚是精神的最终目标。“为此我们应当尽我们所能离开尘世，离开尘世就是成为上帝那样。”灵魂从躯体中的解放和对美好理念世界的沉思—这就是人生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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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躯体中解放是灵魂的最终命运，具有理性部分、精神部分和欲望部分的灵魂正被关在尘世的牢笼中，需要解决它自己的问题。灵魂的理性部分是聪明的，必须代表整个灵魂进行事先考虑：因此它的基本职责是命令。由理性来支配灵魂其他冲动的个人就是聪明的，他知道什么对内在的整体及灵魂的各个部分有利。灵魂中精神部分的职责是服从并支持理性部分。在这两种基质得到训练和教育，并且保持一致后，它们开始控制身体的欲望。理性提出建议，而精神部分的能力则为理性而战，服从理性，通过它的勇敢将理性的建议付诸实施。因此，当一个人灵魂的精神部分历经苦乐，始终坚持理性的教导，将其视为是否应当畏惧的一个标准，这个人就是勇敢的。当一个人的精神和欲望服从理性的权威，他就是节制的。节制或者自制就是控制某种快乐和欲望。当这三种内在基质保持一致，每一种基质都会发挥其适当的作用，一个人就是正义的。正义和值得尊敬的行为就是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心灵框架内行动。当一个人是聪明、勇敢和节制的，当一个人将和谐引入灵魂中，他就达到了一种合乎伦理的态度。这样的人不会拒付定金，不会渎神和偷窃，不会对朋友不忠，不会背叛他的国家，也不会犯类似的罪行。正义是至高无上的美德，具有这一美德的灵魂不可能做任何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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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合乎伦理的典范就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灵魂，在其中，较高一级的部分支配较低一级的部分，明智、勇敢、自制和正义的美德发挥作用。有理性或者美德的人生就是最高的善。幸福伴随着这样的人生，正义的人就是幸福的人。虽然快乐自身不是目的，但是与欲望的满足一致的是：欲望越合理，欲望的满足就越令人快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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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提及柏拉图理论学说的另一方面，它特别强调灵魂中的理性要素，而将其非理性部分视为仅仅是次要的，应当服从理性部分并最终被抛弃。他的学说的这一部分不同于通常的希腊观念；它的风格是禁欲主义的，预示了我们在早期基督教那里见到的贬抑现世（contemptus mundi）的学说：我们所感觉到的世界是一个短暂的展览，“这世界的壮丽，和其上的情欲，都要逝去。”对柏拉图来说，唯一持久存在的就是理性，是真理；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幻。物质是不完善的，是灵魂的绝对负担；从这一阻碍中摆脱出来，使自己专注于对美好理念的沉思中，或者像基督教所宣扬的那样关注上帝，是一种虔诚期盼的圆满状态。柏拉图哲学的这一禁欲倾向在神秘主义中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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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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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了其国家理论，这一理论以其伦理学为基础。既然美德是最高的善，个人则不可能单独获得此善，而只能在社会中获得，国家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一美德和幸福；国家机构及其法律的目的就是要创造条件，使尽可能多的人成为善的，也就是说，要确保全体的福利。社会生活是个人完善的一种手段，其自身并不是目的。无疑，个人必须使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福利，但那只是因为他自己真正的善与社会福利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和有美德的，就不需要法律和国家：一个完全有美德的人是受理性支配而不是受外在的法律支配。但是很少有人是完善的，因此有必要用法律来确保我们的真正善的实现。这样，国家就是因为人性的不完善而产生。国家应当像整体上的宇宙或者个人有美德的灵魂一样得到有效安排，也就是说，理性应当处于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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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存在着许多阶级，就像灵魂存在着许多功能一样。这些阶级彼此间的和谐关系类似一个健康灵魂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那些具有哲学洞见的人体现了理性，应当成为统治阶级；武士阶级的成员具有灵魂中的精神部分：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农民、艺术家和商人则代表了较低级的欲望，他们的职责是生产物质性产品。在柏拉图所处的时代，他认为腓尼基人为较低级的欲望所支配，北方的野蛮民族例示了灵魂中的精神部分，而希腊人则代表着理性。一个国家要实现正义，就需要社会的每一个阶级，工业、军事和守卫等各司其职，要关注自己的事务而不要干涉其他阶级的事务。一个国家如果各个阶级都具有相应的品质和条件，这个国家就会是节制、勇敢和有智慧。当大众的欲望受少数人的欲望和智慧支配时，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谁应当统治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时，国家就是其自己的主宰者。每一个人都应当在国家中有其职业，他的自然才能最适合这个职业。正义就是要在社会中拥有适合自己能力和地位的职业，考虑自己的事务而不要干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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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一个大家庭。因此，柏拉图反对个人财产和一夫一妻制，主张两个由劳动者供养的阶级实行共产主义和共同占有妻儿。他的其他建议有：对婚姻和出生实行优生学的监督，遗弃弱婴，推行义务性国家教育，对妇女进行作战和参政的教育，对艺术品和文学作品进行检查。柏拉图对艺术评价不高，认为艺术是对感觉世界的模仿，而感觉世界不过是对事物的真实本质的复制，因此艺术是对模仿品的模仿。尽管他贬低艺术，柏拉图认为艺术可以用来促进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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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一个教育机构和教化工具，它必须建立在可获得的最高级别的知识，即哲学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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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哲学家在国家中获得王权，或者那些被称为国王或者君主的人充分掌握了真正的哲学，也就是说，除非政治权力和哲学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否则无论是城邦还是人类都不会得到解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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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应当对高等阶级的子女进行教育，遵循一定的教学计划。这一计划针对二十岁之前的男女市民，应当包括：为了对其进行伦理感化而选择的神话故事；体育锻炼，这不仅有利于强壮身体，也可以用来发展灵魂的精神方面的能力；阅读和写作；诗歌和音乐，这可以用来激发美感、和谐和均衡，并鼓励哲学思考；数学使人的心灵从具体和可感事物上转向抽象和真实的事物。当年轻人长到二十岁时，从他们中间挑选出优秀者，这些人将研究他们童年所学的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并学会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那些三十岁时在他们的研究中，在军事上以及在其他活动中表现出最大才能的人将会被挑选出来，利用五年的时间学习辩论术。然后他们将会在遵守军事命令和服从城邦公职方面接受检验。到了五十岁，那些证明自己优秀的人将会投身于哲学研究，直到他们有机会为了国家掌握高一级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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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对完善国家的描述，是对体现了正义原则的社会的梦想。它通常被称为乌托邦，柏拉图自己事实上也认识到他的理想国家在任何实际的社会中都不可能实现；人们至多能期望的是一个和乌托邦理想近似的国家。但是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国家无法实现，这并没有减损它作为实际社会组织和管理上的指导所具有的价值。而且，我们必须记住，柏拉图是将理想国家作为一个小的城邦国家来设想的，他的许多“理想”在当时的斯巴达都是实际存在的事物。因此用乌托邦的不切实际来频繁地反对柏拉图的理想国家，这一批评得不到彻底辩护。在其晚期著作《法律篇》中，柏拉图对其政治理论进行了重大修正，他抛弃了早期方案中的某些理想主义和唯理论的特征。除了理性或者洞见之外，一个好的国家还应当有自由和友爱。所有的公民都应当是自由的，共同参与国家管理；他们也是土地所有者，而所有的贸易和商业则交由奴隶和外国人管理。家庭恢复到其原有的位置。知识并不是一切：还存在着美德行为的其他动机，例如快乐和友爱，痛苦和厌恶。但是美德仍然是典范，道德教育是国家的一个主要目标。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道德基础的关注是柏拉图整个政治哲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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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柏拉图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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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认为关于宇宙的理性知识是可能的，知识来源于理性而不是感官知觉，在此意义上，他的哲学是唯理论的。但是经验在知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的先验观念由经验刺激并唤起。柏拉图的哲学是实在论的，因为他断言存在着精神之外的实在—形式或者理念；他的哲学是理想主义的，因为他认为这一形式世界是一个超越时空的理想领域；他的哲学是现象主义的，因为他感觉世界被还原为真实世界的现象或者表象状态。柏拉图拒绝将实在与物质世界等同，因而他的哲学又是极端反唯物主义的。柏拉图认为所有的现象都是理智的世界—秩序的表现，并且他引入了一个无处不在的世界灵魂，在此意义上，他的哲学是泛神论的。在其接受造物主（这个有创造力的基质能够将形式印在可塑的贮藏所上）的意义上，柏拉图的哲学是有神论的。他的学说是超验的，因为他的理念世界高于实际的经验世界：纯粹的理念避免了受到物质元素的污染。柏拉图的哲学是内在论的，因为世界灵魂散布于所有空间。他的哲学是反机械论的和目的论的，因为柏拉图在最终原因或目的上寻求世界的最终解释，而所有的原因和目的都被包含在一个普遍目的之中：善的理念。柏拉图接受了用两种基质来解释事物，一种是理念的，一种是物质的，因而他的哲学是二元论的。整个世界的最终原因是善的理念，这一理念包含着伦理、审美和逻辑价值，因而他的哲学从根本上将是评价性的。柏拉图的伦理学理论是反享乐主义的、直觉主义的和理想主义的，是自我实现理论的一种形式。柏拉图的政治理论将主张贵族统治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素结合起来。柏拉图的哲学体系通过将明显互不相容的学说统一为一个有巨大创造力的综合体，从而避免了哲学折中主义的极端不相容性和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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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对晚期希腊思想和基督教哲学及神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它是一种具有广阔视野的世界观；它试图为人类的兴趣和努力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找到理性的解释。对于基督教来说，当基督教试图使其教义在有教养的罗马人看来是明白合理时，柏拉图的哲学就成为一个思想宝库。他的唯心主义、目的论、理念体系的概念作为实际世界的原型和模式、二元论、神秘主义、对理性的赞扬和对感觉世界的蔑视、伦理上稳固的国家、对灵魂不朽的证明、人类堕落的学说—所有这些主张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非常适合那些希望为这一新信仰提供理性辩护的人。我们在后面还有机会指出基督教神学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希腊人，早期教会的最伟大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是如何深受柏拉图的影响。柏拉图的唯心主义所具有的极强生命力，都很明显地贯穿于整个欧洲世界哲学的每一步骤，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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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柏拉图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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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死后，他的学生们继续主持由他所创建的学园。最初这个学派追随晚年柏拉图接受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后者认为理念和数同一。这一学派也重视伦理学研究。学派的这一时期被称为老学园派：其学者或领导人有柏拉图的侄子斯彪西波（公元前347年~前339年）、色诺克拉提（公元前339年~前314年）、波莱谟（公元前314年~前270年）和克拉提（公元前270年~前247年）。老学园派的其他成员包括：本都的赫拉克利德斯、奥布斯的菲利普、皮林塔斯的海斯提厄斯和尼多斯的欧多克索斯。克拉提的继任者阿尔凯西劳斯（公元前247年~前241年在任）将怀疑论引入学园派并创建了第二阶段或中期的学园派，这一学派保持阿尔凯西劳斯的学说直到卡尼阿得斯成为学派的领导（约在公元前156年），后者创立了第三阶段或新学园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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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罗素关于“柏拉图的知识与知觉”一章，《西方哲学史》第149页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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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智者篇》，259b（Jowett版本的边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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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巴门尼德篇》，156a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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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 Demos按照四个造物要素对柏拉图的思想提出了一个系统的重构，参见《柏拉图的哲学》，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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