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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伦理学。《尼各马可伦理学》（共十卷，第五卷至第七卷根据《欧德谟伦理学》进行了增补。）；《欧德谟伦理学》（欧德谟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一个修订本，只有第一至三卷和第六卷保存下来）；《大伦理学》（是前两本著作的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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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政治学。《政治学》（共八卷，很明显是不完全的）；《雅典政制》（《政治学》的一部分，于1890年被发现）。归于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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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修辞学。《与特奥得克忒斯谈修辞学》（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但不是他的著作）；《修辞学》（共三卷，第三卷是可疑的。）艺术理论是在《诗学》中，但是只有一部分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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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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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J.A.Smith和W.D.Ross主编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翻译，1910年~1931年。E.Wallace，《心理学》，1882年；W.D.Ross，《亚里士多德选集》，1927年；R.P.McKeon编辑，《亚里士多德的基本著作》，1941年；《亚里士多德导论》，R.P.McKeon编辑（包含《前分析篇》《论灵魂》《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译文），1895年；P.Wheelwright编辑并翻译，《亚里士多德：自然科学、心理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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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ller，《亚里士多德和早期逍遥学派》，两卷本，1897年；E.Barker，《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1906年；A.E.Taylor，《亚里士多德》，第2版，1919年；E.Wallace，《亚里士多德哲学纲要》，第3版，1908年；A.Grant，《亚里士多德》，1874年；G.Grote，《亚里士多德》，两卷本，1883年；D.P.Chase，《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1890年；T.Davidson，《亚里士多德和古代教育理想》，1892年；T.E.Jones，《亚里士多德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1912年；H.Siebeck，《亚里士多德》，1899年；F.C.Brentano，《亚里士多德和他的世界观》，1911年；C.Piat，《亚里士多德》，第2版，1912年；T.Gomperz，《希腊思想家》，第四卷，1912年；W.D.Ross，《亚里士多德》，1923年；J.L.Stocke，《亚里士多德主义》，1925年；W.Jaeger，《亚里士多德》，第2版，1948年；G.Kafka，《亚里士多德》，1922年；C.Lalo，《亚里士多德》，1922年；H.F.Cherniss，《亚里士多德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批评》，1935年；J.M.Le Blond，《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逻辑与方法》，1939年；N.Hartmann，《亚里士多德和概念问题》，1939年；L.Robin，《亚里士多德》，1944年；A.Mansion，《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导论》（第2版），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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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哲学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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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接受了他老师的有机的和目的论的预设：宇宙是一个理想世界，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理念或者形式系统。这些理念或形式是事物的本质或原因，是使得事物成为其所是的指导性力量或目的。但是理念并不与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分离，而是世界的一部分，内在于这个世界；理念给予世界形式和生命。我们的经验世界并不是不值得信任的表象，而是我们需要研究和理解的实在。经验是知识的基础。从经验开始，我们达到关于最终原理的科学。这一实在概念同亚里士多德对具体和个别事物的重视是一致的，说明了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兴趣决定了他的方法。但是真正的知识并不在于熟悉事实，而是要知道这些事实的理由或者原因，知道它们为什么只能是现在这样。哲学或科学在广义上包括所有这样经过理性思考得来的知识。它包括数学或具体的科学。研究事物的最终或者第一原因的科学和哲学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是第一哲学；我们称其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与作为存在的存在有关。其他各种科学涉及存在的某些部分或阶段；例如，物理学涉及存在的变化和运动。具体科学或哲学被称为第二哲学。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划分为不同的科目或学科，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其他学科看作不同的知识领域，将其彼此分开，也同哲学分开，很难想象在这一划分之前的知识状况。在亚里士多德做出这一变革之前，所有的知识，无论所涉及的是自然、人还是上帝，都被包括在哲学中—哲学就是对所有形式的智慧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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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这一学科分类具有非常大的优点，即使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尽管自他的时代以来科学的进步非常巨大。他将科学划分为：（1）逻辑学，阐述所有其他科学使用的研究方法。（2）理论科学，涉及纯粹和抽象知识。亚里士多德所列举的理论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以及第一哲学，现在被称为形而上学。（3）实践科学，所涉及的知识是作为行为手段而不是目的自身。实践科学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4）创制性科学。这一科学所涉及的知识服从于美的创造。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现在我们称其为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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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划分非常合乎逻辑，我们完全可以依据这一划分来阐述他的哲学。但是我们可以省略掉数学，因为亚里士多德在这一学科上并没有原创性的贡献，他满足于使用当时的数学研究成果。我们也有合理的理由忽视他的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大部分细节，因为他的许多理论在这一学科上已经过时，也因为他的许多结论具有很少的哲学价值。除了这些相对次要的偏离外，我们将完整地保持他的科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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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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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逻辑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亚里士多德最令人惊叹的成就。在人类理智探寻的整个历史中，由一个思想家完成一门新科学，除了亚里士多德创建逻辑学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例子。在芝诺的辩证证明中有逻辑理论的某些预备，智者提出了细节上的证明，苏格拉底提出了定义概念的方法，柏拉图使用了辩证法，这都是真的。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亚里士多德才是逻辑学的真正创建者，他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对待理性推理的有效形式，他最先详细规划了逻辑学，并使其成为一门具体学科。由亚里士多德制定的逻辑学在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上统治了后来时代的思想。近代以来，对传统逻辑的背离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弗兰西斯·培根所提倡的归纳法；第二次是当代数理逻辑学家对传统逻辑的背离。除了这两次例外，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无可争辩地影响人类思考达两千年之久。逻辑学的职能是描述获取知识的方法。亚里士多德视逻辑学为一种获得真正知识的重要工具，认为除非我们自己熟悉了逻辑思考的原理，否则就不会在第一哲学的研究和事物本质的科学研究中进步。因此，逻辑学是初步工作—或者使用更为技术化的表达，是预备性科学。逻辑学是对探求所有知识的方法进行阐述，因此先于对具体科学的研究。在此意义上，逻辑学可以被描述为“科学的科学”。它并不是其他科学之一，与物理学、生物学和政治学等同，而是所有科学不可或缺的准备。亚里士多德将他的逻辑学视为一门科学研究的工具或者手段，将其应用到知识的所有领域。我们首先来描述一下他的逻辑学的广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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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的主旨是关于形式、思想内容以及我们获取知识过程的分析，是正确思考的科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精确地界定了真正的科学知识的先决条件。科学真理具有严格的必然性的特征，用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话说，是“某种只能是它自己的东西。”为了建立一个科学命题，仅仅表明某物被发现具有某种特征，这是不充分的，人们必须证明它不可能具有相反的情形。“二加三等于五”这样的数学命题是所有科学真理的范型。我们完全不能想象这一命题是假的。另一方面，“天鹅是白的”或者“火能够生热”这样的陈述可以被设想为不真的；这些陈述可以是偶然或者或然判断，必须从知识领域排除出去。思考就在于推理或科学证明，在于从普遍得出具体，从原因得出受原因限制的结果。推论由判断构成，判断在语言学中被称为命题；判断由三段论的项所表述的概念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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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在其逻辑学中并没有详尽地处理概念，但是他将概念与项和其定义联系起来，在讨论最高一级的概念或范畴时也涉及到了概念。亚里士多德最关心的是判断或命题的逻辑。他讨论了判断的性质和不同种类，判断之间所具有的各种联系，以及证明的不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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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证明的性质—从原初事实到派生性命题的阐述过程。他的证明或推论总是采用一个或一系列三段论的形式。亚里士多德最先发现三段论是所有思维运动的基本形式，并将这一形式冠以三段论的名字。三段论作为一种论述方法，是指从某些命题（前提）必然得出某些新（结论）。三段论包括两个前提（被称为大前提和小前提）和一个结论。在常用的三段论“所有的人都是有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是有死的”中，“所有的人都是有死的”是大前提，通过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而得出“所以苏格拉底是有死的”这一结论。在三段论中，具体命题源自于普遍命题；因此三段论是一种演绎推理—实际上，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所有的推论都可以还原为三段论。因此，有效的或者科学的证明总是采用三段论的形式：证明是三段论的或演绎的。为了保证推理的真实，结论必须从前提中必然推论出来。故而所有的前提自身都必须是普遍必然的，必须得到证明，比如基于其他前提而得到证明。知识的目标就是完善的证明。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理想知识是数学知识，他将对数学的使用作为典范，来解释演绎推论在其逻辑学中的重要作用。他的目标是要在其他科学中实现数学所具有的证明的确定性。这一目标只有在一系列的三段论中才有可能，三段论的结论依赖于前提，而这一前提又是其他前提的结论，等等。但是这一过程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我们必须最终找到不能通过演绎推论而证明的命题或者原理，这些命题或者原理具有绝对的确定性。这样，科学知识体系就是建立在某些既不允许也不需要证明的公理或基本真理之上。它们是所有真理的基础，自身不可证明。“一条基本真理，”亚里士多德说，“就是没有命题先于它。”公理是我们漫长推理链中的最初一环。人们通过直觉，例如通过对理性当前或直接的洞见来知道基本真理。直觉是在具体事物中来理解普遍要素。既然直觉是从对具体事物的理解出发，亚里士多德将这一过程称为归纳过程，他说，“我们通过归纳而知道基本前提。”例如理性使我们确信，整体比其任何部分更大。考察一个原理的某个例子就足以使我们确信这一原理所具有的普遍真理。这样清楚的或直觉上自明的原理的其他例子包括数学公理和矛盾原理。每一具体科学都具有自己的普遍原理，而且，还存在着适用于所有科学的普遍原理，也就是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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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理或原理内在于理性（灵魂的最高级部分）自身；它们都是理性的直接直觉。直觉是归纳的基本要素，归纳的过程就是思想从感官知觉或者从对个别事物的知觉中产生一般概念或普遍知识的过程。人类理性具有在形式的具体例示中辨认形式的能力。这样的形式构成了事物的本质，是真实的；同时它们又是理性的原则。因此这样的形式既是思维的形式，又是实在的形式。思维和存在一致，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基本观点。真理就是思维和存在的根本一致。基本真理在心灵中是潜在的，而经验作为必要条件使理性注意到真理，并有意识地理解真理。这样，亚里士多德就以一种更加精确和更少比喻的方式重申了柏拉图的回忆理论的洞见：理性知识隐藏于心灵中，而通过经验使真理显现。我们的知识总是开始于感官知觉，从具体的事实上升到普遍的概念，从“我们更熟悉的事物”上升到“我们更熟悉而其自身更确定的事物”。普遍的东西是我们思考过程最后把握的东西，而它们在本性上却是最初的：它们是实在的第一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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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是演绎的准备。科学的理想必定总是从普遍中推演出具体，提出论证或必要的证明；只有完成归纳工作，只有经验唤起潜藏在我们理性中的普遍知识，这一理想才能实现。亚里士多德通过将获取知识的不同职能分配给经验和知识，从而调节了经验主义和唯理论。没有经验就不可能有知识，但是仅仅源于经验的真理不可能是确定的—它们只能产生或然性—因此源于经验的真理还必须有一个理性或先验的基础。总结一下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真正的科学知识是大量的必然性真理，其中有些是基本的真理，由直觉作保证；其他的真理则通过三段论推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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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自身涉及关于形式的思考，涉及我们的思考如果要达到确定真理就必须符合的形式。显然，思考被引向某个或其他对象，因为不是关于某个事物的思考毫无价值。这样，从逻辑学或者认识论过渡到形而上学或者存在的理论，就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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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著名的范畴理论尽管包含在他的逻辑学说中，但也是其形而上学的一部分。范畴是基本的和不可分割的思维概念；它们同时也是真实事物的基本特征。如果不将任何真实和存在的事物归入到一个或更多个范畴之下，我们就不可能思考事物。任何随意举出的事物都属于实体、质量、数量、关系或者亚里士多德所列范畴名单中的其他范畴。“白”是性质范畴，“这里”是地方范畴，“昨天”是时间范畴，等等。范畴是存在的不同种类，而不是单纯的主观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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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是亚里士多德范畴名单上的第一个范畴，是诸范畴中一个有重要地位的范畴。亚里士多德用实体在首要的意义上指“既不述说一个主体也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中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是在以一种多少有些晦涩的方式指出，实体是最根本的事物，它独立于其他所有事物而存在，而其他事物则必须依赖于实体。只有个别事物符合这一定义的实体要求；道德可以用来述说个体的人，例如苏格拉底，但是用苏格拉底来述说任何事物都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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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用范畴来指最根本和最普遍的谓述，这些谓述可以用来断言任何事物。他列举了十个（有时只有八个）这样的范畴，我们可以说一个东西是什么（人：实体范畴），它是如何构成的（白色：质的范畴），它有多大（两码长：量的范畴），关系如何（更大，双倍：关系范畴），它在哪里（在吕克昂：空间范畴），什么时间（昨天：时间范畴），采取什么姿势（躺着，站着：位置范畴），处于何种状况（武装的：状态范畴），它在做什么（燃烧：运动范畴），它遭受了什么（被火烧：被动性范畴）。所有这些范畴都是指我们的经验对象在时空中存在，可以被度量和计算，与其他事物有联系，作用和被作用于其他事物，具有本质或偶然的性质。范畴并不只是思想或语言的形式，也是实在的谓述。一个具体的可被感知的实体是所有这些范畴的载体，这些范畴都可以述说这一实体。因此，实体范畴是最为重要的范畴，其他范畴只是在他们都够述说实体的意义上存在。科学就是研究存在或者本质或者实体的范畴，例如研究事物的本质构成。这样，我们就从逻辑学过渡了到形而上学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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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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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在逻辑学中被进行了形式的和抽象的界定，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其含义得到了完善和丰富。实际上，实体概念是形而上学的关键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形而上学被界定为一门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本性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实体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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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概念可以通过与柏拉图的实体概念进行对比，从而得到阐述。对柏拉图来说，实体是普遍的类型或者形式，他认为形式存在于一个另外的世界，即永恒和超验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拒绝了实体的这一解释，而采取了其极端的对立面：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实体即是具体的个别事物。在批评柏拉图的理念论时，他提出了七个证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评实际上主要是两个，所以这些证明相应地可以分为两类。第一个批评是，柏拉图虽然试图用理念来解释事物的本性，但理念并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这一观点被发展成为四个具体证明：（1）理念是抽象的，不能解释具体事物的存在。（2）理念是静止和永恒的，因此不能解释具体事物的运动和变化。（3）理念是后于而不是先于具体事物，因此不能用来解释具体事物；简言之，理念是事物的复制，而不是它们的原因。（4）理念是对事物的不必要复制，不能解释事物。对理念论的第二个广义批评是事物和理念之间的关系是无法解释的。这一批评被扩展为三个证明：（1）通过说事物“复制”或者“分有”了理念，这没有解释任何东西；说个体的人分有了理想的人，这对我们理解个人没有任何增益。（2）理念和相对应事物的所谓关系导致了一个无穷倒退，因为在个体的人和类型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理念关系，这一关系必须既与个体的人有关，又必须与类型的人有关。这一批评通常被称为“第三人”证明，因为除了个体的人（第一人）和类型的人（第二人）之外，它引入了“第三人”（个人的人和类型的人之间的关系），这一证明接下来有需要第四人或者第五人，因此导致了无穷倒退。（3）理念论完全将事物的本质或形式与事物自身分离开来，但是这样一种分离与由心灵所注意到的具体事物的统一是不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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