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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在其逻辑学中并没有详尽地处理概念，但是他将概念与项和其定义联系起来，在讨论最高一级的概念或范畴时也涉及到了概念。亚里士多德最关心的是判断或命题的逻辑。他讨论了判断的性质和不同种类，判断之间所具有的各种联系，以及证明的不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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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证明的性质—从原初事实到派生性命题的阐述过程。他的证明或推论总是采用一个或一系列三段论的形式。亚里士多德最先发现三段论是所有思维运动的基本形式，并将这一形式冠以三段论的名字。三段论作为一种论述方法，是指从某些命题（前提）必然得出某些新（结论）。三段论包括两个前提（被称为大前提和小前提）和一个结论。在常用的三段论“所有的人都是有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是有死的”中，“所有的人都是有死的”是大前提，通过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而得出“所以苏格拉底是有死的”这一结论。在三段论中，具体命题源自于普遍命题；因此三段论是一种演绎推理—实际上，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所有的推论都可以还原为三段论。因此，有效的或者科学的证明总是采用三段论的形式：证明是三段论的或演绎的。为了保证推理的真实，结论必须从前提中必然推论出来。故而所有的前提自身都必须是普遍必然的，必须得到证明，比如基于其他前提而得到证明。知识的目标就是完善的证明。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理想知识是数学知识，他将对数学的使用作为典范，来解释演绎推论在其逻辑学中的重要作用。他的目标是要在其他科学中实现数学所具有的证明的确定性。这一目标只有在一系列的三段论中才有可能，三段论的结论依赖于前提，而这一前提又是其他前提的结论，等等。但是这一过程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我们必须最终找到不能通过演绎推论而证明的命题或者原理，这些命题或者原理具有绝对的确定性。这样，科学知识体系就是建立在某些既不允许也不需要证明的公理或基本真理之上。它们是所有真理的基础，自身不可证明。“一条基本真理，”亚里士多德说，“就是没有命题先于它。”公理是我们漫长推理链中的最初一环。人们通过直觉，例如通过对理性当前或直接的洞见来知道基本真理。直觉是在具体事物中来理解普遍要素。既然直觉是从对具体事物的理解出发，亚里士多德将这一过程称为归纳过程，他说，“我们通过归纳而知道基本前提。”例如理性使我们确信，整体比其任何部分更大。考察一个原理的某个例子就足以使我们确信这一原理所具有的普遍真理。这样清楚的或直觉上自明的原理的其他例子包括数学公理和矛盾原理。每一具体科学都具有自己的普遍原理，而且，还存在着适用于所有科学的普遍原理，也就是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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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理或原理内在于理性（灵魂的最高级部分）自身；它们都是理性的直接直觉。直觉是归纳的基本要素，归纳的过程就是思想从感官知觉或者从对个别事物的知觉中产生一般概念或普遍知识的过程。人类理性具有在形式的具体例示中辨认形式的能力。这样的形式构成了事物的本质，是真实的；同时它们又是理性的原则。因此这样的形式既是思维的形式，又是实在的形式。思维和存在一致，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基本观点。真理就是思维和存在的根本一致。基本真理在心灵中是潜在的，而经验作为必要条件使理性注意到真理，并有意识地理解真理。这样，亚里士多德就以一种更加精确和更少比喻的方式重申了柏拉图的回忆理论的洞见：理性知识隐藏于心灵中，而通过经验使真理显现。我们的知识总是开始于感官知觉，从具体的事实上升到普遍的概念，从“我们更熟悉的事物”上升到“我们更熟悉而其自身更确定的事物”。普遍的东西是我们思考过程最后把握的东西，而它们在本性上却是最初的：它们是实在的第一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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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是演绎的准备。科学的理想必定总是从普遍中推演出具体，提出论证或必要的证明；只有完成归纳工作，只有经验唤起潜藏在我们理性中的普遍知识，这一理想才能实现。亚里士多德通过将获取知识的不同职能分配给经验和知识，从而调节了经验主义和唯理论。没有经验就不可能有知识，但是仅仅源于经验的真理不可能是确定的—它们只能产生或然性—因此源于经验的真理还必须有一个理性或先验的基础。总结一下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真正的科学知识是大量的必然性真理，其中有些是基本的真理，由直觉作保证；其他的真理则通过三段论推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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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自身涉及关于形式的思考，涉及我们的思考如果要达到确定真理就必须符合的形式。显然，思考被引向某个或其他对象，因为不是关于某个事物的思考毫无价值。这样，从逻辑学或者认识论过渡到形而上学或者存在的理论，就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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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著名的范畴理论尽管包含在他的逻辑学说中，但也是其形而上学的一部分。范畴是基本的和不可分割的思维概念；它们同时也是真实事物的基本特征。如果不将任何真实和存在的事物归入到一个或更多个范畴之下，我们就不可能思考事物。任何随意举出的事物都属于实体、质量、数量、关系或者亚里士多德所列范畴名单中的其他范畴。“白”是性质范畴，“这里”是地方范畴，“昨天”是时间范畴，等等。范畴是存在的不同种类，而不是单纯的主观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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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是亚里士多德范畴名单上的第一个范畴，是诸范畴中一个有重要地位的范畴。亚里士多德用实体在首要的意义上指“既不述说一个主体也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中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是在以一种多少有些晦涩的方式指出，实体是最根本的事物，它独立于其他所有事物而存在，而其他事物则必须依赖于实体。只有个别事物符合这一定义的实体要求；道德可以用来述说个体的人，例如苏格拉底，但是用苏格拉底来述说任何事物都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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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用范畴来指最根本和最普遍的谓述，这些谓述可以用来断言任何事物。他列举了十个（有时只有八个）这样的范畴，我们可以说一个东西是什么（人：实体范畴），它是如何构成的（白色：质的范畴），它有多大（两码长：量的范畴），关系如何（更大，双倍：关系范畴），它在哪里（在吕克昂：空间范畴），什么时间（昨天：时间范畴），采取什么姿势（躺着，站着：位置范畴），处于何种状况（武装的：状态范畴），它在做什么（燃烧：运动范畴），它遭受了什么（被火烧：被动性范畴）。所有这些范畴都是指我们的经验对象在时空中存在，可以被度量和计算，与其他事物有联系，作用和被作用于其他事物，具有本质或偶然的性质。范畴并不只是思想或语言的形式，也是实在的谓述。一个具体的可被感知的实体是所有这些范畴的载体，这些范畴都可以述说这一实体。因此，实体范畴是最为重要的范畴，其他范畴只是在他们都够述说实体的意义上存在。科学就是研究存在或者本质或者实体的范畴，例如研究事物的本质构成。这样，我们就从逻辑学过渡了到形而上学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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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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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在逻辑学中被进行了形式的和抽象的界定，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其含义得到了完善和丰富。实际上，实体概念是形而上学的关键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形而上学被界定为一门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本性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实体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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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概念可以通过与柏拉图的实体概念进行对比，从而得到阐述。对柏拉图来说，实体是普遍的类型或者形式，他认为形式存在于一个另外的世界，即永恒和超验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拒绝了实体的这一解释，而采取了其极端的对立面：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实体即是具体的个别事物。在批评柏拉图的理念论时，他提出了七个证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评实际上主要是两个，所以这些证明相应地可以分为两类。第一个批评是，柏拉图虽然试图用理念来解释事物的本性，但理念并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这一观点被发展成为四个具体证明：（1）理念是抽象的，不能解释具体事物的存在。（2）理念是静止和永恒的，因此不能解释具体事物的运动和变化。（3）理念是后于而不是先于具体事物，因此不能用来解释具体事物；简言之，理念是事物的复制，而不是它们的原因。（4）理念是对事物的不必要复制，不能解释事物。对理念论的第二个广义批评是事物和理念之间的关系是无法解释的。这一批评被扩展为三个证明：（1）通过说事物“复制”或者“分有”了理念，这没有解释任何东西；说个体的人分有了理想的人，这对我们理解个人没有任何增益。（2）理念和相对应事物的所谓关系导致了一个无穷倒退，因为在个体的人和类型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理念关系，这一关系必须既与个体的人有关，又必须与类型的人有关。这一批评通常被称为“第三人”证明，因为除了个体的人（第一人）和类型的人（第二人）之外，它引入了“第三人”（个人的人和类型的人之间的关系），这一证明接下来有需要第四人或者第五人，因此导致了无穷倒退。（3）理念论完全将事物的本质或形式与事物自身分离开来，但是这样一种分离与由心灵所注意到的具体事物的统一是不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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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的问题就是要发现实在的最终原则。我们如何解释这个世界，它的本质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对这一问题的建设性解决方案既与原子论者的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有关，也与柏拉图的理念论有关。德谟克利特和他的学派用运动的物质原子来解释世界，而柏拉图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无形式物质的理念来解释世界。亚里士多德拒绝了这两种回答，他试图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调节。理念或形式不可能像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本质；不可能存在无物质的形式。而为我们所感知的变化的实在也不可能像唯物主义者认为的那样，通过完全无目的的运动物质得到解释；不可能存在没有引导性目的或形式的物质。柏拉图将具体的经验对象视为普遍理念的不完善的复制，是偶然的，而将形式视为实体；亚里士多德则将具体的对象或个别事物视为真正的实体。但是特定的具体存在的本质或者真正本性是由其形式构成的，由这一具体存在所属的类别的本质属性构成。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形式或者理念也是最为实质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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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个别的实体是杂多的；他的形而上学立场是多元论而不是一元论的。而且实体按照向上的等级排列自己。实体的界限是位于最底层的不确定的物质和位于最上端的上帝或形式；实体的整个序列—个体的物理对象、植物、动物和人—位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每一个实体都是形式和物质的混合体。亚里士多德将形式理解为事物的普遍性一面，形式是由所有同一类型事物分享的本质统一。另一方面，物质则提供特殊性和唯一性。形式和物质是个体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极其不同于柏拉图，后者主张形式与事物相分离；亚里士多德则坚决主张普遍和特殊融合在个体事物的完整统一体中。个体事物变化或者成长；可感知的都是变化的。它时而具有这些性质，时而具有那些性质，它发芽，长成幼树，成为大树，开始结果。我们如何解释这一变化过程？必定有某种东西构成了变化的基础，在变化中持续存在，不同的性质都从属于这种东西。这种使事物特殊化和个体化的东西就是物质。亚里士多德认为物质并不是早期唯物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自我充分的实体；物质无法与形式分离，而是与形式共存。因此，当我们说一个物体改变了其形式，我们并不是说形式自身发生变化或者变得与自身不同；一种形式不可能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物质具有不同的形式，一系列的形式，一种形式接着另外一种形式；物质最初具有的形式并不是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而是一种新的形式塑造了这一物质。不同的形式总是存在，它们并不是突然形成的。物质和形式既不产生也不消失；它们都是事物永恒的基质。为了解释变化和成长，我们必须假定一种持续存在并变化的基底（物质），假定一些性质（形式），这些性质虽然永远不变，但却是我们周围这个丰富和不断成长的世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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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形式和物质之间的对立关系密切的是潜在和现实之间的对立。形式和物质不可分离，是一个简单实体可辨别的两个方面，潜在和现实则是实体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阶段—潜在的存在较早而现实的存在较晚。亚里士多德通过具体的例子界定了这一区分：就像从橡子到橡树、从建筑物的原材料到完整的结构、从睡眠到醒来、从闭眼到眼睛看到东西一样，从潜在到现实也是如此。潜在是潜存于一个事物之中的存在；现实是完成的事物。这一区分无疑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同一个事物可能在同某个事物的关系中是现实，而在同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可能是潜在。例如橡树是橡子的现实，又是一张橡木桌子的潜在。再从潜在到现实的上升序列中，形式对于物质的更大优势逐步得到实现。因此，形式和物质与潜在和现实之间的区分虽然不是同一回事，但却是相似的。当一个事物发展成熟，它就实现了其企图、目的或者形式：形式是其真正的存在、实现或者完成。事物的可能性得到实现，潜在成为现实。物质具有了形式。将要变成橡树的橡子是潜在的橡树；橡树是这一潜在的实现，是明显、真正和现实的存在。因此，亚里士多德将物质称为潜在的基质，将形式称为实在或者现实的基质。最初的或者无形式的物质只是潜在，我们可以思考它，但无形式的物质不具有现实的存在；具体事物总是具有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现实的。但是相对于其他的形式或现实而言，它又仅仅是潜在：种子是橡树的物质；大理石是雕像的物质。于是，为了解释我们变化的世界，我们必须假定形式和物质。每一种形式像柏拉图的理念一样都是永恒的，但不是外在于物质，而是内在于物质：形式和物质总是共存的；它们是事物永远共存的基质。形式在事物上实现了自身；它引起事物运动并实现某个目的。在自然进程中可觉察的形式和物质的合作在人的创造性活动中可以得到更加清楚的说明。艺术家在创作一件艺术品时，在他的心中有一个想法或者目的；他通过手的运动而作用于物质，由计划来支配自己的行为，因而实现了目的。通过潜在和现实、形式和物质之间的对比所描述的这一发展过程受到了原因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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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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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应用要比在近代科学中的应用广泛得多：事物的出现所必需的条件都被称为原因。亚里士多德确认了在任何过程都起作用的四种基质或者四种原因：（1）质料因，他理解为天然的、未分化的材料，事物就是由质料因构成的。米利都的自然哲学家在试图用水、气或其他某种物质性基底解释世界时就是引入了这一原因类型。亚里士多德用雕塑家计划塑造其雕像所使用的无形式的青铜来阐明质料因。（2）形式因是指当事物完全实现其目的时，在事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模式或结构；形式因是事物本质上的所是。一个雕像的形式因就是雕塑家所想象的关于这座雕像的一般计划或观念；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与柏拉图的形式相对应。（3）效力因或者动力因是积极的作用者，将产生的事物作为其结果。正是通过动力因，事物得以产生。塑像的动力因包括雕塑家在工作中使用的凿子或其他工具。（4）目的因是引导过程的目标或目的；目的因是制作事物的目的。在雕塑中，目的因是充分实现雕塑家目的的完整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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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每一个个体事物只有一类原因。所有事物，不论是自然物、有生命的植物、动物还是人造物都可以通过所有这四种原因来说明。这四种原因在虚构物或艺术品中可能更易于辨别，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自然进程或者生命有机体的成长中也能辨别出这四种原因。发现一种原因绝不会排除掉其他类型的原因。这四种在人的创造活动中很容易辨别的原因在自然中也同样起作用，特别是在有机世界中；唯一的区别在于，在自然中艺术家和他的作品不是分离的，而是一回事；可以说，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计划的形式和目标或目的是一致的：有机体的目的就是其形式的实现，形式或理念也是动力因，因此我们只有两个基本原因—形式和物质—它们构成了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只有通过思想才能加以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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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是有目的的力量，在物质世界中实现其自身。有机体通过理念或者目的的活动而成为其所是。在种子中有一个引导性原则发挥作用，这一原则使种子只可能变成产生种子的同一类植物或动物。虽然个体产生和消逝，但是形式和类都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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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形式支配着作为潜在形式的物质，那么自然如何经常没有实现其目的，经常是不完全、不完善和有缺陷的？亚里士多德将自然的失败归于物质的不完善：物质不再只是可能性，还是某种阻碍形式的东西，具有自己的力量。表述某一类型的个体的多元和差异，雌雄之间的差异，以及世界上所有的怪物和畸形，都是由物质对形式的抗拒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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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或变化被解释为形式和物质的统一。理念或形式导致了物质的运动；理念是施动者，而物质是受动者。运动即事物由潜在状态成为现实。仅由理念的存在如何引起运动？物质努力实现其形式，理念的存在激发了物质的运动，使得物质具有了实现其形式的欲望，并且既然形式和物质是永恒的，运动也就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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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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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目的论这里达到了顶峰：在他看来，物质所具有的永恒运动预设了一个永恒的施动者，这一运动者引起了运动，而自身却并不运动。宇宙中一个特定的运动是由其他运动产生的，而后一运动又是由第三个运动产生，等等。既然不可能存在无限倒退，就必然要有一个不动的施动者或者上帝，作为这一系列运动的第一因。如果运动的第一因自身运动，那么它就必须被其他运动的事物推动，如此永远往复，这就无法解释运动。在某个地方，运动必须由不动的事物引起。因此必定存在着一个永恒不动的第一施动者，它是自然中所有生命力的最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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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从运动到不动的运动原因的这一论证可能是被称为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的第一个完整表述。由不变和不动的上帝产生运动，亚里士多德试图解决这一形而上学之谜，他认为上帝在其他事物中产生运动，这一产生方式类似于欲望的一个稳定的理想或者对象使得人们愿意行动。“欲望的对象和思想的对象，”他说，“以这样一种方式运动，它们运动而不是被其他事物推动。”上帝作用于这个世界，并不是真正移动事物，而是像一幅图画或一个理想作用于灵魂。换言之，上帝是所有事物的目的因；他是世界的最高目的或者最高的善。世界上所有的存在者，如植物、动物和人都因为这一最高的善或上帝而渴望实现其本质，上帝的存在是它们欲望的原因。因此上帝世界的统一的和指导性原则，是所有事物努力实现的目标，是解释世界上所有秩序、美和生命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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