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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理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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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学派另一分支的主要代表有东方的阿根德、阿尔法拉比和阿维森纳(1037年去世),他们坚持逻辑学的重要性,认为逻辑学是哲学研究的入门,并且强调将形而上学建立在研究自然这一基础之上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自然科学观点是非常粗糙的,充满着荒诞的观念、宗教迷信和各种神秘主义理论。他们将对梦、神通、炼丹术、占星术和自然巫术的解释也当作自然科学的合理部分;他们相信星灵,将其等同于《古兰经》和《圣经》上的天使;他们几乎都是神秘主义者。没有受到迷信影响的学科只有逻辑学和数学。这些思想家的大部分人都没有掌握亚里士多德的真正学说,因此将其解释为新柏拉图主义也就不足为怪。要想发现真正的亚里士多德并非易事,因为他已经在新柏拉图主义的评论和解释中被湮没了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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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阿拉伯哲学家在其逻辑学研究中,一般都展示了良好的判断和辩证技巧。他们也对共相问题感兴趣,这个问题是基督教经院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阿尔法拉比看来,共相离开具体事物就不存在,它们在事物之中。阿维森纳也认为,共相除了存在于上帝心灵中外,作为先于事物的单独实体并不存在;在我们自己的心灵中,共相存在于事物之后,作为对具体事物的抽象;它们也存在于事物之中,并与事物的偶然属性相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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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形而上学中,阿尔法拉比和阿维森纳向他们的宗教要求做出让步。他们试图通过区分必然存在和潜在存在,削弱亚里士多德关于永恒宇宙的概念。同亚里士多德一样,他们认为永恒的原始存在者是智慧(上帝最主要的和唯一直接的作品),这一永恒存在是必然的,并且独立于任何原因;其他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依赖于这一原因,因而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是潜在于上帝之中的。世界从其根源的演化就是一个流射过程。对阿尔法拉比来说,物质是这一过程的一个阶段;而对阿维森纳来说,物质是永恒的、非创造的。但是他们都认为创造意味着物质的潜在的现实化或者具体化;形式在某种意义上由上帝赋予物质。上帝似乎将作为潜在的形式赋予物质,然后通过他的积极理智实现形式或使其现实化。这在阿尔法拉比看来是一个时间过程。阿维森纳则认为这一从较高级到较低级的流射是一个永恒过程,因为结果必定与原因同时发生,而原因是永恒的;因此共相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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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许多流射中,有一个是积极的或创造性的思想,即月球的神灵,它将万物准备接受的形式赋予万物。通过这一普遍的积极理智,潜在理智得以实现,或者人类的知识才得以出现。在阿尔法拉比看来,人的理智被实现,就成了一个单一的永恒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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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目标是要尽可能地知道上帝并且像上帝一样。在阿维森纳看来,通过教导和神的启示,这一点可以实现;而在阿尔法拉比看来,灵魂与上帝的神秘结合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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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东方哲学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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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阿拉伯哲学在11世纪的转折点走到了尽头。安萨里在他的《哲学家的毁灭》一书中从符合流行宗教利益的角度攻击这些哲学家的学说,并且否认哲学具有获得真理的能力。在各派体系中,他并没有找到伊斯兰正统派所特别强调的教义:创造理论,个人的永恒学说,以及对上帝的绝对预知和天意的相信(认为上帝知道并预知生命的所有细微之事,并且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对其进行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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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西班牙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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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阿拉伯哲学继续存在,并盛行于西班牙摩尔人的伊斯兰教统治区,特别是在一个著名学校的所在地科尔多瓦,在那里,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可以进行研究而不受干涉。在阿拉伯思想家中最重要的有:阿芬帕斯、阿布巴塞和阿威罗伊(伊本·路世德,1126年~1198年)。这些人不仅是哲学家也是物理学家。他们当中最伟大的是阿威罗伊,他的思想影响了基督教的经院学者,是阿拉伯哲学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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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芬帕斯否认个体的永恒性,认为只有普遍的理智才是永恒的,它在具体的人的心灵中显示自己。阿芬帕斯也反对神秘主义;人类的理想是要超出灵魂生活的较低阶段而到达完善的自我意识,在自我意识中,思想实现了与其对象的同一。但是这一目标不是通过出神状态而实现,而是通过我们精神机能的逐渐而自然地发展才能实现。阿布巴塞在很大程度上同意这一点,在他的哲学传奇故事中,他描述了一个单独居住在荒岛上的人,他的自然能力逐渐进化,通过禁欲和出神最后与上帝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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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威罗伊对亚里士多德持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才智是人类心灵的完善。阿威罗伊的主要抱负是要再现亚里士多德—但是很难说他实现了这一抱负。这一任务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部分是因为他在解释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的学说时所采用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先入之见,部分是因为几乎所有中世纪哲学家的特征:他们都希望将自己的理论与其宗教相结合。无论如何,阿威罗伊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受到损害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基本信条:流射说和普遍理智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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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威罗伊宣称,形式暗含于物质中,不是像阿尔法拉比和阿维森纳认为的那样,被附加在物质上,而是更高级形式的活动的展开、演化和实现,最高级的形式就是神圣理智。因此他拒绝了通常意义上的创造。有一个普遍的、积极的心灵影响具体的个人,并使他们有知识。阿威罗伊用如下方式解释了这一点:个体灵魂自然地预先倾向于这样的影响;通过普遍的、积极的心灵的活动,这一有预先倾向的心灵成为一个潜在的心灵,因而具有了暗含的理智,普遍心灵同能够接受它的灵魂相结合,就产生了个体化的灵魂:就如同太阳光通过照射一个能够接受它的物体,从而被个体化或具体化一样,能够接受理智的灵魂通过普遍精神进入灵魂,从而被个体化。普遍心灵进一步作用于个体化的灵魂,隐含于灵魂中的知识得到显示或实现。个体化的灵魂上升到最高级的自我意识,在这一形式中同普遍精神合一,或者被后者吸纳(神秘主义);它成为人类所共有的心灵的一个阶段或部分。在此意义上,也只有在此意义上,而不是在个人的永恒性意义上,个体灵魂才是永恒的。阿威罗伊认为,普遍心灵自身是上帝的许多流射物种的一个;它是人世间的精神或推动者的流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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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威罗伊同他的学派的所有阿拉伯哲学家一样,认为普通人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真理,在宗教中,普通人通过象征而获得真理,哲学家用比喻解释真理,而普通人则从字面上理解。因此一件事可能在哲学上是真的,而在神学上则不是真的,反之亦然。阿威罗伊由此断言,他通过理性能够必然推理出理智的统一性。但是他却根据信仰坚定地相信相反的观点。在晚年,阿威罗伊因为宣扬有害于伊斯兰教的学说而受到指控,并被逐出科尔多瓦的哈里发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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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为什么基督教会以怀疑的态度对待阿拉伯人的哲学礼物。她自身需要同与其对抗的泛神论异端进行斗争,因而不愿意开门接受异教徒的异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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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犹太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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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所描述的阿拉伯人思想的不同倾向深深影响了中世纪的犹太哲学,并反映在这一哲学中。11世纪生活在西班牙的阿维斯布朗(所罗门·伊本·加比罗尔)在他的《生命之源》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柏拉图主义的纲要,他的这本书在欧洲的经院学者中得到广泛流传。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犹太哲学家是科尔多瓦的摩西·迈蒙尼德(摩西·本·迈蒙,1135年~1204年),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追随者,也是《迷途者的指南》一书的作者。他接受亚里士多德在世间的权威,但是在神圣知识上求助于犹太教的启示,坚持从无生有的创世说和人类事务中有一位全智的上帝。他也宣扬意志自由和灵魂(也就是后天的积极理智)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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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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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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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经院哲学和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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