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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奥卡姆的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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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这些结论并为一种新的唯名论哲学奠定基础的人有：方济会的彼得·奥来利和多明我会的威廉·杜兰德，后者一度追随圣托马斯。但是这一运动的伟大领导者是奥卡姆的威廉，他被追随者称为“可敬的领导者”和“无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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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方济会士奥卡姆的威廉约生于1280年，他可能是邓斯·司各脱在牛津的学生。可以确定的是，他在巴黎教过几年书。在他那个时代教会同国家的冲突中，他站在民族主义者一边，并受到了巴伐利亚的路易皇帝的保护。1347年，他在路易皇帝的宫廷去世。奥卡姆的著作有：四卷本的《箴言集》《逻辑大全》《论辩集七篇》和《金言百则》，以及关于国家和教会权力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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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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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ody，《奥卡姆的威廉的逻辑学》，1935年；S.Tornay，《奥卡姆：研究与选集》，1938年；E.F.Jacob，《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奥卡姆》，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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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卡姆的威廉看来，只有具体事物才存在，我们的所有知识都是从具体事物开始的。因此他所说的直觉或者知觉就很重要，我们通过直觉意识到事物的存在并且在判断中加以表述，从具体对象中抽象出它们所共有的性质，因而形成了普遍概念。我们没有特殊的心灵能力或者理智来进行这一抽象，而是在两个相似对象呈现到我们面前时，自然地进行抽象。但是这样的共相只是作为心灵中的观念或思想而存在，并用指称许多具体的相似事物的词汇或者惯用符号进行表述。因此科学完全与这些符号或者术语有关，一个术语就是一个词加上这个词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判断只与概念有关；它们也和事物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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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共相在心灵之外就没有存在，也不存在于事物之中。像实在论者那样假设外在精神的共相，就是将抽象的东西当作实体，或者是观念实体化，因而使我们自己陷入各种荒谬中。“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一原则被称为“奥卡姆剃刀”，因为它要剃掉多余的共相。彼得·奥来利已经阐述过这一原则。共相也不作为实质或实体存在于上帝的心灵中；像我们自己一样，上帝具有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只有具体事物才真正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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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感官知觉，直观知识包括关于一个人内在状态的知识—“理智、意志活动、喜悦和悲伤”—这些内在状态并没有感官知觉确定。但是我们不能以这一方式获得关于灵魂性质的知识，而只是观察到这些活动。除了这样一些直接知识，我们还有奥卡姆所说的“抽象的”知识，他用这一概念指我们通过研究推理或者三段论而获得的知识，这一知识必然为真。但是构成我们论证基础的原则是通过归纳从经验中得来的。因此经验是我们知识的来源，超越经验的一切知识都不过是信仰问题。通过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或者经验都不可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即使根据经验也只能得出可能性，因为这一方法使用的所有原则，例如无穷后退的不可能概念都是没有证明的假设。上帝的存在基于理性的角度来看是可能的，但信条不可能为理性所理解。将基督教教义理性化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相信教义。因此并没有神学科学这样的东西，我们完全依赖于启示来获得宗教真理的确定性。哲学和神学不再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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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全能的存在者，不受法则约束，自由思考、向往和行动。他本可以建立与现在已经规定的规则不同的其他道德规则：这些规则都不是自明的，它们约束我们仅仅是因为上帝愿意存在这样的规则。无论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对上帝来说，意志都是高于理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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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唯名论与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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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放弃了整个经院哲学的基本原则，经院哲学的最初目标是要将基督教信仰理性化，将哲学与神学相结合。现在这一事业被认为不但自以为是，而且徒劳无益。经院哲学是伪科学，通过理性不可能获得信仰的全部内容。奥卡姆这位虔诚的方济会士传播这些思想，他同那些接受他的学说的人成为一个整体，在神学遭到破坏时更加顽强地坚持他们的信仰。但是具有不同气质的人拒绝放弃将宇宙理性化的尝试。托马斯主义者和司各脱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现在转化为实在论和唯名论之争，并且这一斗争非常激烈。在1339年，巴黎大学禁止使用奥卡姆的书，1340年排斥了唯名论。一个世纪多以后（1473年），这所大学的所有教师都必须宣誓教授实在论。但其他的大学已经建立起来，布拉格于1348年，维也纳于1365年，海德堡于1386年，科隆于1388年都建立起大学，在那里唯名论者找到了充足的机会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这一争论持续了一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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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奥卡姆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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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卡姆的追随者有：约翰·布里丹讨论了意志自由；萨克森的阿尔伯特著有逻辑学和物理学方面的著作；里米尼的格里高利、尼古拉斯·德·奥里斯姆、英根的马西留斯、海姆布赫特的海因里希和贝尔的加布里埃尔，后者对奥卡姆的学说进行了系统阐述，被称为“最后一位经院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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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德·艾里认为内在知觉比感官知觉要更为确定，并认可在数学中使用的演绎推理的科学确定性，这一推理建立在矛盾律的基础上。罗伯特·霍尔科特（1349年去世）坚持哲学思想的一致发展，而不管它对教义的后果。奥特里考特的尼古拉斯批评因果性观念，反对亚里士多德，接受原子主义理论和世界永恒重现的理论。约翰·格尔森（1363年~1429年）将其神秘主义建立在唯名论前提之上，强调启示和信仰作为知识手段的重要性。萨邦德的雷蒙德试图对自然和启示进行调解，或者试图通过自然中的神圣启示来证明基督教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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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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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Carré，《实在论者和唯名论者》，1945年；J.R.Weinberg，《奥特里考特的尼古拉斯，14世纪思想研究》，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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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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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14世纪的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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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正统和异端的神秘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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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中世纪所特有的各种倾向时，我们经常指出神秘主义如何像阴影一样伴随着经院哲学。许多人不满足于一种不能使他们更接近于上帝的关于上帝的科学。除非神学能够给他们关于神圣存在者的个人经验，否则就什么都不是。14世纪的神学思想完全有利于这种宗教运动；理性在理解和解释宗教的神秘性时越是无能为力，人们就更为强调情感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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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14世纪有两派神秘主义：一派是拉丁神秘主义，这一派服从教会并且沿着由维克托派和博纳文图拉提出的道路前进；另一派是日耳曼神秘主义，这一派对教会的学说和政权采取一种更加独立的态度。皮埃尔·德·艾里（1350年~1425年）属于前一派，他的学生约翰·格尔森、萨邦德的雷蒙德已经在前一节提及过。日耳曼一派包括埃克哈特或埃克尔哈特（1260年~1327年）、海因里希·索伊斯或者苏索、约翰内斯·陶乐（1300年~1361年）、《日耳曼神学》的无名作者，以及荷兰的神秘学派：杨·范·罗伊斯布鲁克（1298年~1381年）、杰拉尔德·德·格鲁特、共同生活兄弟会以及托马斯·厄·肯培（肯培的托马斯·汉默肯），后者是著名的《效仿基督》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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