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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自然能够把我们从败坏和虚假的存在中解脱出来，而这只能通过创造自然的社会条件和自然的教育方法来实现。（《社会契约论》，1762年；《爱弥儿》，1762年）自然的社会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变成了公民的自由，而公民的自由受到了公共意志或人民的道德意志的限制；公共意志—也就是以实现正义为目的的人民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则。政府执行人民的命令，人民可以限制或者收回人民赋予政府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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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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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教育理论是对自然教育的呼吁，为了孩子的自然的、未受污染的冲动的自由发展而呼吁。在对知识的渴望没有出现以前，就不应该有教育出现。因此，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教育在于去除不良的条件，这是一项需要极其小心的任务。在区分善恶冲动方面，要研究孩子的个性，帮助孩子的本性。因此，将孩子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隔离是明智的，如此，孩子的发展才会在私人教师的引导下依照自然的路径前进。卢梭的理论对现代教育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在将此思想付诸实践检验的众多人物中，巴斯窦（Basedow）、裴斯泰洛奇（Pestalozzi）和弗娄贝尔（Froebel）是其中的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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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与洛克的原则并不一致。如果心灵天生是块白板，那么人就天生是平等的，他们之间的差异只是各种外界原因的结果，就像爱尔维修说的那样。教育和社会环境就成了人类完善最重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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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伏尔泰一样，卢梭也在同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作斗争，他接受了自然宗教的信条；在此意义上，他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但在卢梭这里，宗教植根于情感之中，是心的对象而不是头脑的对象，尽管真理要由理性来证明。灵魂是非物质的、自由的和不朽的；为了战胜世间的罪恶，就必然要有来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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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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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在德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对康德、赫尔德、歌德和席勒。下面一段话见证了卢梭对康德思想的影响：“以天性而言，我是个探究者，我感受到了最强烈的知识渴求，以及获取知识的那种急不可耐，还有每每取得进步时的满足感。有一段时间，我相信这一切能够增加人类的光荣；我也鄙视那些无知的群氓。卢梭纠正了我。那种自满的优越感消失了；我开始学习尊重人类。如果不是相信这一思考能够使其他所有职业都有价值，也就是，能够重新树立人类的权利的话，我会认为自己还没有那些普通劳动者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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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著作的英译本有：《社会契约论》，H.J.Tozer译，1924年；《卢梭政治著作选》，C.E.Vaughan编辑，1915年；《选集》，C.Gauss编辑，1920年；《忏悔录》，E.Wilson译，1923年；F.Macdonald的《让·雅克·卢梭》，1906年；I.Babbitt的《卢梭和浪漫主义》，1919年；A.F.Amiel的《让·雅克·卢梭》，V.W.Brooks译，1922年；A.Cobban的《卢梭与现代国家》，1934年；H.Höffding的《卢梭及其哲学》，1930年；C.W.Hendel的《让·雅克·卢梭，道德学家》，1934年；R.Rolland的《卢梭活的思想》，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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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789年的《人权宣言》的第一款写道：“人生来自由、始终自由，且拥有平等的权利。社会分化只能建立在社会福利的基础之上。”第六款说：“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达。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自参与或是通过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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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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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篇 伊曼努尔·康德的批判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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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章 伊曼努尔·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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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年，康德生于哥尼斯堡，是一个马具商的儿子，他生长在宗教环境中，父母均为虔诚的信徒。他作为学生、教师和作家的几乎全部时光都是在距离出生城市不远的周边地区度过的。在弗雷德利辛学院为入大学（1732年~1740年）做准备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罗马经典；在哥尼斯堡大学，他研究了物理学、数学、哲学和神学（1740年~1746年）。从1746年到1755年，他为居住在哥尼斯堡附近的几个家庭担任家庭教师；1755年，他被聘为大学的编外讲师，并讲授数学、物理学、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自然地理、人类学、自然神学和“哲学百科全书”。1766年至1772年间，除了他的编外教师的职位外，他同时兼任皇家图书馆的副馆长一职。1770年，他成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并在这一位置上工作到1797年，那时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不得不退休。康德于1804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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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早年追随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它在德国的大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甚至在学术圈子之外也赢得了人们的欢迎。从1760年到1770年，他受到了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先是洛克和沙夫茨伯里，而后是休谟，他们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休谟，康德曾经说过，“把我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到了1770年，他已经有了使他闻名于世的哲学立足点，并将之表述在拉丁文论文中，即《可感觉和可理解的世界的形式和原则》；而后他花了十年工夫全面发展它。他的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于1781年出版（1787年第2版），随后出版的有《未来形而上学绪论》（1783年），《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1785年），《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1786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判断力批判》（1790年），《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1793年），《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包括他的法哲学），1797年，还有《永久和平论》（1795年）。《论教育学》于18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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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的作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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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作品：《纯粹理性批判》，M.Müller译，1881年；N.Kemp Smith译，1929年；《1770年的就职论文》，J.Handyside译，1929年；《绪论》，E.B.Bax译，1891年；Mahaffy和Bernard译，1889年；P.Carus译，1933年；《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实践理性批判》《道德的形而上学》的一些部分，T.K.Abbott译，收入《康德的伦理学理论》，第4版，1889年；L.W.Beck的《纯粹理性批判及其他道德哲学论著》，1949年；W.Hastie的《宇宙起源论》，1900年；J.H.Bernard的《判断力批判》，1931年，J.C.Meredith的译本分两卷，1911年和1928年；W.Hastie的《法哲学、政治学原理和永久和平》，1887年；H.C.Smith的《永久和平》，1915年；T.M.Greene和H.Hudson的《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1934年；E.F.Goerwitz的《观灵者的梦》，F.Sewall编辑，1900年；《论一般哲学》，1935年；J.Watson的《康德的哲学》（选自康德的著作）；G.T.Whitney和P.H.Fogel的《康德批判哲学导论》（含有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解释），1914年；T.M.Greene的《康德：文选》，1929年；我们使用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引文要么取自Müller的译本，要么取自Kemp Smith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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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aulsen的《伊曼努尔·康德》，J.E.Creighton和A.Lefèvre译，1902年；R.M.Wenley的《康德及其革命》，1911年；W.Wallace的《康德》，1882年；J.Watson的《康德哲学解说》，1902年；E.Caird的《康德的批判哲学》，共两卷，1889年；第2版，1909年；H.A.Prichard的《康德的知识理论》，1909年；H.Cohen的《康德的经验理论》，1871年；H.Vaihinger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评论》，共两卷，1892年；F.Adler的《康德伦理学批判》，收入《威廉·詹姆斯纪念文集》，1908年；J.G.Schurman的《康德伦理学和进化论理学》，1882年；E.Pfleiderer的《康德的批判主义和英国哲学》，1881年；A.O.Lovejoy的《康德与英国柏拉图主义》，收入《威廉·詹姆斯纪念文集》，1908年；H.Cohen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评论》，1907年；N.K.Smith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评论》，1918年；J.Ward的《康德研究》，1922年；K.Vorländer的《伊曼努尔·康德》，1924年；A.C.Ewing的《康德的因果律研究》，1924年；E.M.Miller的《自由的基础：康德理论的研究》，1924年；M.Wundt的《作为形而上学家的康德》，1924年；J.W.Scott的《康德论道德生命：对康德“基础”的解读》，1924年；E.Boutroux的《康德的哲学》，1926年；J.H.W.Brindley的《康德与贝克莱的唯心主义之比较》，1929年；N.Clark的《康德哲学导论》，1925年；F.E.England的《康德的上帝概念》，1929年；C.B.Garnett，Jr.的《康德式的空间哲学》，1939年；A.D.Lindsay的《康德》，1934年；A.C.Ewing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简评》，1938年；H.J.Paton的《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共两卷，1936年，还有《绝对命令：康德道德哲学研究》，1948年；G.T.Whitney和D.F.Bowers的《康德的遗产》，1939年；I.D.Weldon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导论》，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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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德国唯心主义运动的作品有：J.Royce的《现代哲学的精神》，1892年；E.Pfleiderer的《康德以来的德国理性神学的发展》，1890年；A.C.H.Drews的《康德以来的思辨》，1895年；R.Kroner的《从康德到黑格尔》，1921–1924年；A.S.Pringle-Pattison的《从康德到黑格尔》，1924年；E.Stabler的《乔治·贝克莱的思想及其对黑格尔之前的德国哲学的影响》，1935年；F.Holzheimer的《从康德到黑格尔的逻辑思想》，1936年；I.Knox的《康德、黑格尔和叔本华的美学理论》，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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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康德对其前辈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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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哲学起源于对人类心灵获取知识的力量的信念；唯一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获得知识？知识的界限伸展到何处？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一样，认为真正的知识是普遍的和必然的，并且他们之中直到休谟的几乎所有人都声称，自明的命题在一些领域中是可能的。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构建的形容上学体系，在他们看来，同欧几里得几何学一样具有逻辑效力。培根并没有提出一套普遍理论，因为在事实被新方法确立之前，不应该从事这样的工作；但他认为上帝的存在是可以证明的，事物的永恒本质或自然法则是可以发现的。然而，对于人类理智解决终极问题，甚或是更狭小领域的问题的能力的怀疑也开始出现。有时候，形而上学和神学在培根看来，似乎超越了自然理性的力量。霍布斯也在研究关于真正的物理科学的可能性时暴露了自己的疑惑，这种物理学建立在他对感觉的认可之上，而感觉是我们的知识的唯一来源，但是不能产生确定性。洛克也看到了比以前更彻底地检查我们的知识问题的必要性，并得出结论说，我们拥有一些关于我们的观念符合和不符合的知识，我们自身的存在和上帝存在的知识，并且数学和伦理学是确定的。但是他认为，我们没有那种关于外部世界存在的知识和事物之属性必然联系的知识：真正的知识全然不在自然科学领域。贝克莱声称，不存在需要认知的外部物质世界，只存在我们认识到的观念、精神和观念之间的关系。培尔使得神学和形而上学理论陷入一片混乱，认为它们不仅超出了理性，而且与理性正相对立。休谟得出了在他看来是从关于知识的经验主义观点中得来的结论：如果我们只能认知那些在感觉和反省中经验到的事物，那么，理性神学、理性宇宙论，以及理性心理学都是不可能的，而关于上帝、世界和心灵的知识也都超出了我们的知识范围。的确，即便是关于事实状况的知识也只有盖然性而已；我们没有关于必然联系的知识，没有关于实体或自我的知识；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的观念必然依照我们经验到它们的次序发生，而我们相信这种次序会重复出现。通过对比我们的观念，注意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就此关系进行推理，我们能够获得“一种演示性的知识”；此外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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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摧毁权威和传统并使得理性登上宝座的批判精神，现在又把理性自身带到审判台前，要否定理性的权威。然而，并非只有经验主义者把理性主义放到天平中称量，并发现它有缺陷；来自神秘主义者和信仰哲学家阵营的人也在反对理性主义的自以为是的自负和结论，他们不再相信理智的救赎，而是在人类心灵的其他方面或功能中寻求一种途径，以抚慰对确定性的渴望。在他们看来，推理的知性永远无法洞穿实在的面纱；真理的源头在情感、信仰或某种神秘的视域中；最深层的实在不可能被理性把握，而只能被心灵感受。具体激起现代的这种反对理性主义呼声的事物是机械论和决定论的世界观，这似乎是科学或理性主义思维所必然导致的，这种世界观把个人贬斥到了木偶的地步。在很多人看来，缺少辅助的自然理智要么最终导向无助且悲观的怀疑主义，要么就是悲剧性的宿命论，这种宿命论嘲笑人类的最深层的渴望，并使得最珍视的价值成为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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