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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尼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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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影响是巨大的，但通常都是有害的。他的风格，要么是格言式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尤为突出—要么就是高度象征性的，对于夸张和修辞对仗的热衷更使得他极易为人们误解，尽管这并非他的初衷；在他死后，他妹妹出版其笔记的方式—尤其是那些包含在《权力意志》标题之下的那些笔记—从学术的观点来看，不仅令人生厌，而且极其误导视听。结果，尼采的批评者和崇拜者，包括纳粹在内，都忽视了他对于升华的重要坚守，而是把他对基督教的攻击和权力意志概念解释为野蛮兽性和恣意妄为。与尼采的名字时常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这样一种“影响”，在英语世界中尤其如此；但他的思想对于现代一些最著名的作家、神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影响，同样毫不逊色。的确，很多当代德国哲学家都感受到了尼采的影响：齐美尔的文化哲学，费英格的实用主义，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舍勒的现象学，还有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此处仅是聊举数例而已。性情和兴趣大相径庭的人都从尼采的作品中得到了启示，尼采的哲学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变得“时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后它将永远“时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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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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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章 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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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对思辨哲学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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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曾试图对抗休谟的怀疑论并为数学和自然科学建立有效性，但他否定了作为物自体之先验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可能。在他看来，理性神学、宇宙哲学和心理学都没有科学价值：我们无法通过理论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和意志自由；在这里无从提及理论知识，因为这些事物不是也不可能是经验的对象。诚然，我们可以形成一些具有或多或少的盖然性的形而上学假说，但无法通过这些假说来获得普遍的、必然的知识。然而，我们可以上升到关于自由、不死和上帝的更高种类的知识，其途径是道德直觉：实践理性为我们保证了此类真理的有效性，虽然我们无法赋予它们感性内容并在科学的意义上了解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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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康德的那些伟大的继承者—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却没有他那样对于形而上学的忧虑。黑格尔为宇宙的所有不同阶段提供了一种逻辑解释，并且他的哲学在1840年之前的德国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然而，对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批判反抗始终在后康德学派之外持续着；这种反抗表现在弗里斯、贝尼克、赫尔巴特、叔本华和很多其他人的作品之中。哲学宣称在谢林的艺术直觉或黑格尔的辩证过程中拥有一种特殊的知识方法，很多具有科学头脑的思想家对此发起了挑战；并且拒斥唯心主义的观点，因为它宣称科学研究仅仅是哲学的准备，甚至是一种错误的方法。思辨哲学被指责忽视事实或是试图从自己的内在意识中编造事实，因此名誉扫地。进步的自然科学欢迎对经验的深层研究，并催生了实证主义以及对于—那种与后康德学派唯心主义者的思辨哲学相等同的—形而上学的蔑视。1842年，迈耶尔发现了能量守恒原则；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他的划时代作品《基于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唯心主义哲学的消退与自然科学的胜利鼓舞着唯物主义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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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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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年代，德国唯物主义运动势头正盛，其代表有佛格特（Karl Vogt，1817年~1895年），曹尔博（H.Czolbe，1819年~1873年），莫乐斯舒特（J.Moleschott，1822年~1893年），和毕施纳（L.Büchner，1824年~1899年；著有《力与物》，1855年），他们是反抗唯心主义体系的领导力量。这一运动既抗议神学的反动理论，也反对思辨哲学的夸夸其谈；的确，其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与人道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伦理学结合在了一起。这群人所提出的理论，无一例外，全然不是前后一致的唯物主义理论，而是很多观点的杂糅体：心灵或思想时而被当作是运动，时而又被当作是运动的效果，有时被看作是运动的伴随物，有时又被看作是一种未知的潜在原则的某一方面，在这里，运动是此原则的类似表达。毕施纳的书很受欢迎，从50年代起，至少印行了20版。后来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宇宙之谜》（1899年）取代了它，但是同毕施纳的著作一样，这本书显示了同样的不一致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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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家Wilhelm Ostwald（1853年~1932年；著有《克服科学唯物主义》，1895年；《自然哲学》，1902年）摈弃了唯物主义和机械论，而青睐“能量”理论或活力论。物质的各种特性是能量的具体形式—动力的、热能的、化学的、磁力的、电力的等—它们不可以相互还原。精神能量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能量；它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神经能。相互作用被解释成是从无意识的能向有意识的能的过渡，相反的变化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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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梯利的《一个科学家的世界观：海克尔的哲学》《通俗科学月刊》，190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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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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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章 德国唯心主义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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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康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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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黑格尔主义的衰落，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便开始其统治，一切哲学都暂时衰微。任何一个不了解、不尊重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方法和结果的人，都没有希望去重新建立哲学受人尊重的地位。德国出现了若干思想家，其中有些来自自然科学阵营，通过他们的努力，哲学在自然科学的等级中重新获得了一个光彩的位置。这个群体中最突出的人物是洛采、费希纳、哈特曼、冯特和保尔森。这些人都通过研究各种各样的思想运动而受益：诸如实证主义、唯物主义、批判主义和后康德学派唯心主义。他们认为，任何脱离自然科学并试图经由理性主义的方法来构建形而上学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尽管他们都摈弃了主观唯心主义以及先验的和辩证的方法，但他们依然可以被视为德国唯心主义的继承人。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相一致，他们认为没有经验就没有科学和哲学知识；与实证主义相一致，他们认为不存在拥有绝对确定性的形而上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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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批判主义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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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形下，哲学家自然应该再次面对康德曾经认真而又清醒地考虑过的知识问题，并把时代的各种学术倾向都加以批判审查。对于那些既反对黑格尔式的方法又反对唯物主义的推进的人，以及那些完全不信任形而上学的人来说，批判哲学就成了他们重整旗鼓的地方。1865年，利伯曼（O.Liebmann）在《康德与其追随者》一书中大声疾呼：“回到康德那里去。”1866年，F.A.Lange出版了他的名动一时的作品《唯物主义史》。新康德主义运动日渐强劲；其成员强调认识论研究的必要，有些人—比如费英格，B.厄尔德曼，雷克（Reicke），科尔巴赫（Kehrbach），阿迪克斯（Adickes），E.阿诺德—甚至将对于康德作品的哲学研究，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看作是具有首要的重要性。还有些新康德学派的成员则将知识限定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并接受实证主义的论点，认为我们只能认识到现象，结果就拒斥所有的形而上学，无论其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都统统被视为超出了我们的知识领域。Lange（1828年~1875年）在实证主义的圈子内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在他看来，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方法是正当的，但作为一种世界观却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不能解释物理对象的基本性质和人类自身的内在自我。他认为，形而上学和宗教沉思是人类的“构造本能”的产物，并没有理论价值：理想世界的存在无法得到证实，但这样一种观念在人类生活中却有实际的价值。柯亨（H.Cohen，1842年~1918年）是马堡学派的首领，他发展了批判哲学，并在康德的方法的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体系（《哲学体系》，1902年~1912年）。他的学生有纳托尔普（P.Natorp，1854年~1924年；《社会教育学》，1899年）和斯达默勒（R.Stammler，《关于正当权利的理论》，1902年）。最近的一名新康德主义运动的著名代表是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年~1945年），他的《实体概念与功能概念》（1910年）出现了英文版本，名为《实体与功能》（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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