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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新康德学派的哲学体系将价值视为终极的本体论范畴；他们依据至善来解释实在：世界从根本上说必须是伦理、美学和逻辑意识作为理想要求的那种东西。在康德看来，宇宙从本质上说就是道德意识所暗示的事物—其应当所是的宇宙：本体世界必须是一个精神领域、目的王国，是一个自由、理性的共同体，在那里，每个人都渴望这种联盟。费希特的世界观与此类似，洛采也是如此，都被善的概念所指引：我们无法构想不以善为基础的世界。很多人认为，将善的概念引入形而上学会剥夺形而上学的科学品格。他们认为，哲学是理论理智的工作；其任务就是为实在提供一种摆脱人类道德、美学或宗教本性之要求的解释。看待我们的宇宙，不应该依据我们的欲求，也不应该按照其所当是，而应该按照其所是。与这种科学和理性主义的观点相对立，价值哲学家指出，渴望理性和真理的欲望、对于统一体和一致性的需要，本身就是在追求事物之所当是；同样，在这里我们也受到了理想的驱动：将实在构想为一种混乱，会冒犯我们对于秩序与和谐的热爱，冒犯我们的完美理想，或者对美的渴望。因此，他们争辩说，逻辑冲动并不具有高出我们本性的其他需求的优先权，任何一种哲学体系，如果不能公正地对待所有这些需求，就不可能是充分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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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文德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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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德尔班（1848年~1915年；《序曲》，第3版，1907年；《历史和自然科学》，第3版，1904年；《自由意志》，第2版，1905年；《求真意志》，1909年）受到了康德和费希特的影响，他完成了一套以价值为中心的哲学体系。在他看来，哲学是普遍价值的科学，研究的是绝对价值判断的原则—逻辑判断、伦理判断和审美判断；但是，所有其他科学的判断都包含有理论判断。这两个命题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此物是白的”与“此物是善的”。在前一命题中，我们断言了一种性质，这种性质归属于呈现出来的客体之内容；在后一命题中，我们断言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指向了一个设定目的的意识。逻辑公理、道德法则和美学定律的有效性无法被证明；因为它们的真理性依托于一个目的，而这一目的必须作为我们思维、情感或意志的理想被先行设定。因此，如果你追求真理，你就必须承认思维原则的有效性；如果你相信存在着是与非的绝对标准，你就必须承认某些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如果美并不仅仅是主观的满足，你就必须承认普遍的审美准则。所有这些公理都是准则，其有效性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即思想以真为目的、意志以善为目的、情感以美为目的—均以一种可以普遍接受的形式。对于普遍目的的信仰是批判方法的前提；没有这种信仰，批判哲学就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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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逻辑规律就是求真意志的工具。然而，并不能在实用主义的意义上将之理解为：有用性即真理；真理不是从意志中派生出来的，而是来自于事物本身，因此不是任意独断的事情。文德尔班区分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或者历史事件：自然科学处理的是恒常的、抽象的、普遍的事物，研究的是规律，因此是“普遍立法性的”；历史科学研究的是个别的、具体的、独特的、新异的事物，因此是“具体描述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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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李凯尔特（H.Rickert，《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第2版，1913年；《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2版，1910年）和敏斯特伯格（H.Münsterberg，《心理学与生活》，1899年；《永恒的生命》，1905年；《科学与唯心主义》，1906年；《永恒的价值》，1909年）的作品中。狄尔泰（《精神科学导论》，1883年）强调“精神”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特性。我们必须研究精神科学的关系、方法与前提；通过反思精神在心理学和历史中的表现，我们从中获得了关于实在、价值、标准和目的的知识。然而，作为关于实在、价值和目的的形而上学却是不可能的。精神科学建立在具有分析性和描述性的目的论心理学之上，它包括普通心理学、比较心理学和社会–历史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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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奥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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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铿（1846年~1926年）完成了一套竭力合理对待人文价值和逻辑理智的形而上学体系，并成功地在很多国家和学术圈子之外激起了对于伦理唯心主义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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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著作有：《当代思潮》，1909年（Booth译为《现代思想主潮》），此书首版出于1878年，《当代基本观念之历史与批判》；《伟大思想家之人生观》，1890年，Hough和Gibson译为《人生问题》；《向着精神生活内涵的奋斗》，1896年；《生命的价值与意义》，1907年，Boyce Gibson译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一个新的人生观的原则》，1907年，Widgery译为《生活的基础与理想》；《精神生活哲学导论》，1908年，Pogson译为《精神的生活》；《伦理和现代思想》，1913年。关于奥铿的研究著作，参见Boyce Gibson的《奥铿的人生哲学》；Booth的《奥铿：他的哲学和影响》；A.J.Jones的《奥铿：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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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铿看来，自然主义和理智主义都不能给实在以充分的解释；前者以默许的方式预设了精神世界为其前提，而这个精神世界是自然主义的原则所否定的；后者永远无法使经验与逻辑思想达成一致。精神渴望无限，并在人类和历史中展现自身，这表明存在着宇宙的精神进程，即彼岸的一个可理解的独立世界，它是所有个体之精神生命的来源。人类在自身中经验到自由和自我主动的精神：这是一种自明的事实或行为，但我们无法通过演绎加以证明，而只能在当下得以理解。就人类之本质而言，他超越历史；他不完美，但追求完美，唯有此时，人类才是历史性的存在。精神生活要么是物质自然的附带现象，要么就是独立自存的总体和大全，即一切存在者的源头。如果人类在自然界中只是一种偶然，他就是没有意义的；人类之中存在的一切至高至善的事物，就不过是一场虚幻，而宇宙也将是非理性的宇宙。宗教为之奋斗的，不是人类的幸福，而是在人文的基础之上保存本真的精神生活。人类所处的现实境遇与人类拥有的精神天赋之间存在着鲜明的比照，这就激发出了他的深层信念：人自身之中活动着一种更高级的力量。人类渴望爱和真理，渴望过本真的生活而不仅仅是随着现象之潮流漂浮，对于这些渴望，我们永远无法将之从内心根除。若非那种无限的力量在人类之中活动，那么，人类无止息的奋斗以及对于自主活动、当下领悟和无限性的冲动追求就无法得到理解。如果不存在超验的世界，精神生活就会破裂成碎片，从而丧失了内在的真实性。唯心主义泛神论起源于人类对于一个更高世界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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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生命构成了一切存在物的基础—包括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意识和自然界本身。宇宙进程从无机物向有机物演进，从自然向心灵演进，也从自然的心灵–生命向精神生命演进；在这个向着独立和自我实现的演进过程中，世界开始变得自觉。然而，人类之人格并没有淹没在宇宙精神之中；的确，只有处于宇宙精神之内并分享宇宙精神，个性才可能得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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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Thilly，《保尔森的伦理著作》，《国际伦理学期刊》，第十九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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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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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篇 法国和英国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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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章 法国实证主义及其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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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对感觉主义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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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启蒙运动依托于自然主义哲学，并引发了一场大革命以及相应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变迁。孔狄亚克、百科全书派和霍尔巴赫等人的唯物主义和感觉主义理论在18世纪后半期曾经备受欢迎，但大革命之后，他们失去了风头，新的哲学家走到了前沿。毫不奇怪，过度的批判主义和自由主义会激起保守主义的反对，对于自由思想的要求也遭遇了来自一派强调权威原则的思想家的阻力，他们提出用超自然主义的哲学来医治这个骚乱的时代。迈斯特勒（Joseph de Maistre，1754年~1821年）宣称，理性已经证明其自身没有能力管理人类，唯有信仰、权威和传统才能够起到约束作用，并为社会带来稳定秩序。然而，心理学似乎提供了反驳唯物主义的最好的论证，因而成为了最有前景的研究领域。孔狄亚克的感觉主义甚至于不能使本学派的成员感到满意。唯物主义者Cabanis推出了生命感觉和本能反应，诸如此类的意识生命元素很难被解释为仅仅是外部感官的产物。麦因·德·毕朗（Maine de Biran，1766年~1824年）起初是孔狄亚克和加巴尼斯（Cabanis）的追随者，他在努力中发现了意识的中心要素和知识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在对于努力的内在经验中，人们直接知晓了心灵活动和物质世界的存在。努力的感觉也是力量、因果律、统一性和同一性之类概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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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反对派是华耶–高拉德（1763年~1845年），库辛（Victor Cousin，1792年~1867年）和如夫瓦（T.Jouffroy，1796年~1842年）。华耶–高拉德是索邦大学颇有口才的哲学教师，他接受了托马斯·里德的常识哲学。库辛完成了一套具有唯心主义基调的折衷体系，显示出了来自里德，高拉德，毕朗，谢林和黑格尔的影响，并成为法国教育方面的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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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世纪上半期的法国哲学的研究，参见L.Lévy-Bruhl的《法国现代哲学史》，G.Coblence译，1899年；J.H.Merz的《19世纪欧洲思想史》，1904年~1914年；G.Boas的《欧洲哲学的主要传统》，1929年；和《浪漫时期的法国哲学》，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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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圣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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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诸种运动，无一具有足够的活力以满足那个依然对自由、平等和博爱抱有兴趣的时代。改造人类社会依旧是很多法国思想家的梦想，与折中主义哲学家的理论相比，现实问题能够更为强烈地打动他们。的确，政治革命并没有带来全面的幸福；底层人民的愚昧和苦难并没有因为普遍人权的公布而被消除。但现在有人认为，可以通过社会演进来实现这一目标，利用启蒙和教育来对社会进行渐进的改良。圣西门（1760年~1825年）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观念，认为它可以消除财产、权力、文化和幸福的不平等分配。在他看来，重点在于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解放劳动者；政府的形式是无关紧要的。他声称人们需要一种新的基督教，这种宗教将不再宣扬克己精神，而是主张爱世界，并且强调爱的戒律，对圣西门而言，就意味着爱贫穷卑贱之人。对社会的改造需要以社会规律知识为前提，而这就意味着需要改造科学和我们的世界观。他认为，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批判、否定和瓦解的时代，是一个精神混乱的时代，是一个有批评而无组织的时代。而中世纪却是一个建设的时代，是有精神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有组织时代，我们必须再次回归到那个时期。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它必须是实证哲学：一个以经验和科学为基础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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