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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彭加勒的约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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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亨利·彭加勒（1854年~1912年）发展出一套对于科学的实证主义和约定主义的阐释，与马赫的实证主义理论极为类似。彭加勒认为，科学的基本假设是方便的定义或约定，它们既不是通过先验方法来获得其有效性的，也不是通过从经验中归纳概括得来的；我们在各种可能性约定之中的选择，尽管是由实验事实启发和指导的，但最终说来，却是由简单、方便的考虑所控制的。彭加勒在两种主要的科学假设之间进行了严格的区分：（1）第一种类型的假设从本质上说是无法证实的；它们是心灵自由活动的产物，是科学精神强加给科学体系的。尽管它们既不能为经验所证实，也不能为经验反驳，但这样的一些假设对于任何从广义方面来构想的科学理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2）第二种类型的假设是通常的归纳概括，它们之所以有价值，其原因在于它们可以被实验程序证实或证伪。科学理论会包含这两种类型的假设。彭加勒给予第一种类型更多的关注，即本身无法证实的那种，因为他认为学习科学方法论的学生通常会忽略它们；而第二种可证实的类型，已经被从培根到J.S.穆勒的经验主义逻辑学家和方法论者加以广泛地研究过了。彭加勒对于那些在科学知识体系中不可证实的假设的本性和功能作了全满的、富有启发性的论述。他坚持认为，这样一种假设，尽管不能通过经验得到证实，却从经验中得到了启发，并且从对经验的科学解释的成果中获得了自身的价值。从经验中得来的事实可以被吸纳到无限多的可供选择的假说建构中的其中之一；每一种建构都是心灵自由活动的产物，在他们之间进行的选择是出于方便考虑进行的。因此，不可证实的假设的确是约定性的，但不是随意的：“经验留给我们选择的自由，但它又通过辅助我们洞察到的最方便的途径来引导我们。”[2]彭加勒的约定主义远没有费英格的虚构主义那么极端。费英格的虚构建造是自相矛盾并与实在“相抵牾”的，而彭加勒的约定假说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与事实并不相悖，因为事实既不能驳倒它们，也不能证实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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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被观察到的事实可以融入其中的无限多的可供选择的假说中，是什么控制着我们选择了其中之一？这一问题对于约定主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彭加勒毫不含糊地回答—简单。“在所有的可能总结之中，我们必须选择，并且只能选择最简单的那个。因此，我们就被引导去行动，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就好像简单定律比复杂定律更具或然性。”我们选择最简单的定律，不是因为自然喜爱简单，因此最简单的就在客观意义上是正确的，而是纯粹出于思维经济的考虑。置复杂假说于简单假说之上的变态偏好会使科学事业遭受挫败。“当我们在相对较少的实验基础之上制定出普遍、简单且精确的定律时……我们不过是在遵行人类心灵所无法摆脱的一种必然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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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勒把他的约定主义应用到了他所擅长的两门科学之中：数学和物理学。在他解释数学的基础的时候，彭加勒既反对经验主义，又反对理性主义。历史上所有形式的先验主义都不能让人满意：几何学的公理并不像笛卡尔所说的那样是先验直觉；数学也不可能像莱布尼茨所尝试的方式那样单独从矛盾原则中通过分析推导出来；而康德将数学作为依托于纯粹时空直觉的先验综合真理体系来论证的努力也是不成功的。彭加勒发现穆勒对于数学的经验主义论述同样是不可接受的：几何公理并不是对于知觉空间性质的归纳概括。可以肯定，经验“在几何起源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总结说几何学，即便部分地，是实验科学却是错误的”。“如果它是实验性的，它就只能是近似的和暂时的。”彭加勒在约定主义之中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找到了另外一个真正的选择：几何学公理是公设，也就是说这些假设之所以被接受，不是因为他们是真实的，而是因为它们很方便。经验“没有告诉我们何者是最真的几何学；而是哪个最为方便”；因此，尽管几何学不是实验科学，它却是“生就贴合经验”的科学。就是在非欧几何学体系之中，彭加勒找到了他对于数学的公设性解释的证实：观察到的现象既可以融入到欧式几何学体系中，也可以融入到非欧几何体系中；他说，不可能想象出一种真实的实验，此实验只能由欧式体系来解释，却无法在罗巴切夫斯基的体系中得到解释—一种非欧几何体系。没有任何经验会与欧几里得的公设相矛盾；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经验会与罗巴切夫斯基的公设相抵牾。任何几何学的公设，无论其为欧式几何或是非欧几何，都是无法被证明也无法被反驳的；它们将被理解为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类型，是出于简单和方便的考虑才被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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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卓越而又富于启发性的论文《科学的价值》中，彭加勒写道：“数学有三种目的。它必须为研究自然提供工具。但这并不是全部：它有哲学目的，我敢断言，还有审美的目的……他的科学功用是为我们表达自然知识提供一种简单、精确和经济的语言；普通的语言太拙劣，并且太含糊，无法表达如此丰富、精确和微妙的关系。”数学的哲学功能在于促进哲学家对于数字、空间、时间、数量和相关范畴的研究。但最为重要的是彭加勒所高度赞赏的数学中固有的美学价值。“数学爱好者在其中发现的乐趣可以与得自音乐和绘画的乐趣相媲美。他们崇拜数字和形式中的微妙和谐；他们因为新的发现为之开启了意外的视角而惊喜；尽管感官没有参与其中，难道这样感受到的快乐就没有美学特性吗？”在《科学与方法》一书中，有一章题为“数学的创造”，精彩之至，彭加勒于此展示了他对于科学家的创造过程的本质的深刻洞见。他带着极大的心理学的敏锐性描述了自己的一次数学发现；论述阐明了数学创造所需要的长期的准备阶段，在获得最后的洞见中无意识过程的作用，类比、直觉和想象力的自由发挥的重要性，而最终是美学的满足和伴随着最后成果的近乎神秘主义的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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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尤其是力学，在彭加勒看来，是约定主义假说发挥着不可或缺之作用的第二个科学领域。他把牛顿和伽利略经典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基础性假设加以评判审查，并得出结论说它们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约定性的。力、惰性、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之类基本假设，就其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而言，均为约定性概念。彭加勒的约定主义在物理学中与在数学中一样，也在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冲突之外提供了第三种重要的可能性。约定主义为数学的基本公理和自然科学的基础性假设的知识论特征提供了一种可信的描述，并避免了先验真理理论的那种独断论性质的狂妄自负和后验理论的盖然说。约定主义旨在将理性主义的精确和严格与经验主义的实验上的丰富性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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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假说》，1902年，英译《科学与假说》，1914年；《科学的价值》，1905年，英译《科学的价值》，1907年；《科学与方法》，1909年，英译《科学与方法》，1914年。上述所有作品的英译本被G.B.Halsted收录于单册之中，题为《科学的基础》，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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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近期实证主义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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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哲学中最具影响力的运动是起源于20世纪早期的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它与大卫·休谟的怀疑论经验主义以及马赫和彭加勒的科学约定主义有着历史性的亲缘关系。维也纳学派的原初成员大都不是从事哲学的专家：莫里兹·石里克（1882年~1936年）是学派初期的中心成员，他原来是一名物理学家，而初期的成员则是由数学、历史、社会学和物理学领域的专家所组成的。路道尔夫·卡尔纳普（1891年~1970年）于1926年加入维也纳学派，1936年之后在芝加哥大学，他给予实证主义见解一个精确、严格的体系。全仗卡尔纳普之功，实证主义得以被移植到美国，并在那里继续对美国的哲学思想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实证主义在美国的令人吃惊的成功适应，部分地是因为它自身固有的活力和灵活性，同时也因为它与美国实用主义、操作主义和实在论的哲学潮流意气相投。实证主义在英国也十分兴盛，在那里，《逻辑哲学论》（1922年）的作者维特根斯坦是主导人物。实证主义在英美受到青睐和欢迎主要应归因于它与源自休谟的英美经验主义近似。在英国，它已经与G.E.摩尔和伯特兰·罗素的分析哲学和实在论哲学发生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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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在它简短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少激进的转变。此运动的不同代表人物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实证主义立场的主要纲领却清晰而又引人注目。实证主义的核心在于将可证实性作为意义的标尺：当且仅当一个经验陈述可以通过诉诸经验得到证实的时候，它才是有意义的或是有所指的。“最强”形式的可证实性原则要求，一个陈述如果是有意义的，就应该通过与经验的直接遭遇来接受证实或是证伪。因此“我的视野中有一片红”就是在“最强”意义上的有意义的陈述。石里克和其他的维也纳学派成员坚持狭义的意义；但结果证明是太过严格了，现今的实证主义者大都接受更为宽泛的标准，既接受直接的也接受间接的可证实性，也就是实践中的可证实性和原理上的可证实性。诸如“没有支撑的身体总会跌倒”这样的普通陈述，对于无法进入的过往历史的陈述，以及那些不可在经验中得到证实的陈述，比如“月亮的另一面有山脉”，在此改良过的检验标准之下，都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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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研究了知识的形式或先验的方面，也研究了其经验的或后验的方面。在形式方面，它借重现代数理逻辑的成果和语言分析技术来支撑自己的论断，即知识中的先验是分析型和重言式的。实证主义者拒绝了康德先验综合知识的有效性，坚持莱布尼茨的观点，认为先验始终是分析型的。唯一合法的先验陈述就是那种重言式的表达：全部的形式逻辑和纯粹数学都是由重言陈述组成的。于是，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所有在认知上有意义的陈述要么是可以经验证实的陈述或事实，要么是重言式的陈述，要视其语言结构或其他符号体系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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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知识进行实证分析的最严重的哲学后果就是，它几乎将全部的形而上学看作是毫无意义的—纯粹废话。传统的哲学作品所充斥的陈述，既非对于事实的经验陈述又非分析式的重言论断，实证主义者可以从经典哲学家中随意选取这样的陈述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形而上学基本上就是胡说。A.J.艾耶尔是英国实证主义的代表，他从布拉德雷的《表象与实在》一书中随意抽出了一句话作为形而上学伪命题的例证：“绝对参与进化和发展，但它自身没有能力进化和发展”，并说“人们无法构想一种观测以令其确定绝对参与或是未曾参与进化和发展。”[3]其他一些实证主义检验斥之为胡说的哲学论述有“感官经验世界完全是不真实的”，“实在是单一实体”和“实在是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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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全部或大部分的形而上学话语都被实证主义标准掷入废话的地狱之中，哲学的功能将是什么？在实证主义的框架内，哲学有好几项合法的任务。哲学家可以构想对于宇宙类型的思辨概括，这种思辨概括是从物理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的事实证据中派生的。对物理宇宙过往历史和生命起源的猜测可以是有意义的事实性假说，它们至少在原理上是可以证实的。实证主义者对于宇宙理论的有效性是极端怀疑的，但并没有把它们当成是形而上学的胡言乱语而加以拒绝。哲学还有一项完全合法的任务就是分析哲学概念和随之而来的对于哲学意义的澄清。比如，实证主义者也会承认阐明可能性、存在、或然性和因果律之类哲学范畴的哲学意义。但是，他会把这样的概念或“范畴”研究的结果设想为是纯粹分析式和重言式的—如康德所设想的那样，它们不可能为先验综合知识提供基础或者根据。语言类型的哲学分析或许是有意义的和富有成果的，尽管不可能期待它产生综合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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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分析已经拓展到了伦理和价值分析领域。有两种方式可供实证主义者将伦理和其他的价值评判融入到其理论之中：一方面，他可以将伦理视为对于作为事实的价值判断的经验陈述；或者，他可以将伦理陈述看作是非认知性的。石里克在他的《伦理问题》中采用了第一种途径：“价值、善，是纯粹的抽象，但价值判断与核准却是实在的心理事件……我们必须放置到伦理中心的问题是纯粹的心理学问题。”[5]J.A.欧文已经提出了一种与伦理学相近的实在的、心理学的方法：“我们的分析显示，正确的伦理方法是将不可否认的道德意识作为事实研究……因此，伦理学必须成为关于道德意识的科学。”[6]依照这种版本的实证主义，伦理学的内容是—对于价值判断以及它们在道德和社会行为中的道德效用的—实在的心理学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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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一条对待伦理问题的途径与实证主义立场相符，依照这种立场，伦理的和其他的价值评判陈述都被视为非认知性的。因此，艾耶尔断言，有一种类型的伦理陈述—对道德善行的规劝—“根本就不是命题，而是感叹或命令，用以激发读者进行某种行为”。[7]“偷盗是错误的”这样的陈述什么也没说，只是表达了对于盗窃的不赞成而已；“你应该说真相”这样的句子，等同于一个命令—“说出真相”。这些情形中的伦理语言的功能纯粹是“情感式”。C.L.斯蒂文森的《伦理学和语言》一书中包含有关于伦理学的情感理论的具有高度启发性的原创论述。斯蒂文森对于伦理陈述的语言分析证实了实证主义理论用途的广泛性和实证主义分析在澄清非认知性和认知性陈述时的丰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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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石里克的《哲学的未来》，见《太平洋刊物哲学学院》，1932年；R.卡尔纳普的《哲学与逻辑语法》，1935年，还有《可验证性与意义》一文，见《科学哲学》，1935~1936年；M.石里克的《伦理学问题》，1930年，由D.Rynin以《伦理学问题》为题译出，1939年，还有《意义与证实》一文，见《哲学研究》，1936年；A.J.艾耶尔的《经验知识的基础》，1940年；H.Feigld的《逻辑经验主义》，见由D.D.Runes编辑的《20世纪哲学》，1943年；C.L.斯蒂文森的《伦理学与语言》，1944年；H.Feigl和W.塞拉斯的《哲学分析选读》，1949年；G.Bergmann的《逻辑实证主义》和《符号学》，见《哲学体系史》，V.Ferm编辑，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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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部引文均来自C. K. Ogden的英文翻译，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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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一引文以及之后的引文都摘自Halsted翻译的三部彭加勒的作品，在同一标题《科学的基础》下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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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语言，真理与逻辑》，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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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上书，引自第39页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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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 Rynin的英译本，第21页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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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自A. M. Kallen和S. Hook编辑的《美国哲学的今天与未来》中的《走向伦理学中的激进经验主义》一文，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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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语言、真理和逻辑》，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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