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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封闭体系上炸开第一个缺口的是费尔巴哈，他所使用的炸药则是感性。但经过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洗礼，这种感性的人的原则和休谟的人性论已有了本质的不同，它已经不是个人的感觉，而是作为理性的根基的人“类”的感觉，因而能够为自然科学提供最牢固的基础；这种感性的自然的原则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原则也有了本质的不同，它已经不是非人的自然界，而是渗透着人本主义精神、在自然中保留了人的全面丰富的情感和美的自然主义了。然而，从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这一对矛盾的角度来看，费尔巴哈并没有作出更大的理论上的直接推进，而只是为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地基。因为他所理解的感性主要是“感性直观”和“感性存在”，而没有把感性从本质上理解为“感性活动”，即人的主体真正能动的现实社会活动。因而他把人的存在直接就当成了人的本质，离开人的可能性（自由的创造性）来谈人的存在，最终使感性这种人的解放的要素成为了人的一种局限性和束缚。尽管如此，费尔巴哈的“感性的转向”为后来的马克思在新的基础上解决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问题准备了前提，并从此使传统哲学走出了形而上学封闭体系的惯性，而日益自觉地成为了开放系统上的一个个“路标”（海德格尔语）。由此可见，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是从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向的一个关键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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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第二节 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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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其“批判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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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生于普鲁士哥尼斯堡（今天俄国加里宁格勒）一个马鞍匠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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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哲学思想有一个形成过程，一般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以1770年为界。在前批判时期，他在哲学上信奉莱布尼茨—沃尔夫派的唯理论，提出了著名的“星云学说”。在批判时期，他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了哲学，集中于对人性的探讨。主要理论成果有三个方面。一是在人的认识能力方面的探讨，特别表现在为科学知识奠基的巨著《纯粹理性批判》上；二是在人的欲望能力方面的探讨，代表作为研究人类道德原理及其基础自由意志的《实践理性批判》；三是在人的情感能力方面的探讨，体现为美学和目的论的《判断力批判》。康德曾说，他的一切哲学研究最终是为了解决“人是什么？”的问题，上述“三大批判”正是围绕着这一总问题而展开的哲学视野的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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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一、“前批判时期”的自然观及批判哲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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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批判时期”的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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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假说康德发表于1755年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中译本译作《宇宙发展史概论》）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他认为整个宇宙最初是一团云雾状的物质粒子（即原始星云），后来仅仅是由于它们自身内部固有的引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而导致了星云的漩涡运动，逐渐演化成了太阳系。这样，上帝的第一推动最终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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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2．康德批判哲学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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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的挑战对于康德而言，休谟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在于以怀疑论来对抗一切有关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断言。休谟的这一观点严重地威胁到自然科学的哲学根基，整个科学大厦都摇摇欲坠，但又无法反驳，这使康德那充满自然科学信念的头脑受到极大的震撼。休谟的挑战在他看来决不能回避。但沿用近代以来的以独断论为特征的“健全知性”和通常的理性已经不能应付这一科学的危机，唯一的办法是深化理性本身的层次，即在认识之前首先对认识能力本身作一番批判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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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调和康德并没有正面反驳休谟的质疑。在他看来，休谟否定科学知识能够把握我们之外自在的客观存在，并因此否定自然科学的普遍规律能够建立在对这种存在的确信上，这是完全正确的；但由此并不能推出我们就根本不可能获得确定可靠的知识，因为科学规律的普遍必然性虽然不是建立在自在之物的客观确定性上，却完全可以建立在由认识主体而来的先天必然性之上。即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经验知识，离开经验我们没有任何知识；但“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的，它们却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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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式的革命”因此，他认为正是经验中的先天成份，给我们的经验知识赋予了普遍必然的性质，即一切有理性者或认识主体在认识一个对象时所不得不遵守的规律的性质；只不过这个认识对象不能视为自在之物，而只是在我们心中所呈现的“现象”。但它虽然只呈现在我们心中，却并不以我们的任意为转移，我们由于自己固定不变的先天认识结构（时空、范畴）而不得不如此看待它，所以这个作为现象的认识对象就对我们表现出某种“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在这种意义上也就是由主观性所建立起来的客观性，而不是离开主体的自在之物那种现成的绝对客观性。于是认识的过程就不是对象为我们立法，而是“人为自然立法”。康德把这种对传统认识论的颠倒称之为认识论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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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之物和现象可见，康德在回应休谟的挑战时对认识论所作的最重要的战略性调整就在于把现象和自在之物分割开来，我们所认识的只是现象，自在之物不可知。但现象自有现象的规律，只要我们满足于现象的知识，我们就能够克服对这些知识的怀疑论而建立起它们在现象界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性（这两者在康德看来是一回事）。至于自在之物，休谟甚至对它的存在也抱怀疑态度，康德却主张我们必须设定它，其理由有三：一是为了保证由我们的感官受它刺激而产生的那些知觉印象所构成的对象具有实在性；二是为了给我们的认识树立一个“到此止步”的界碑，以此为标准，我们就可以对凡是离开感性而直接针对自在之物的断言和描述作出“不可知”的结论，把知识限制在感官世界的范围内，以保证我们的知识都是货真价实的知识而非伪科学；第三，更重要的是为了给虽然不可知、但却应当相信的东西如自由意志、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留下地盘，即他说的：“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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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律和至善康德的道德学说总的来说无非是关于自由意志的法则的学说。意志的法则就是实践理性。同一个理性，既在理论上（认识论上）为自然界立法，又在实践上为人自身的意志立法。意志立法的形式就是道德律，而它的可能性条件就在于一切有理性者的实践的自由。道德律总是在每个人心中发布“应当”的命令，这就使一个人即使做不道德的事，也会知道这是不道德的，因而感到惭愧，感到对道德律的敬重。人在此生总是做不到使自己的感性生活与道德律相一致，同时又总是希望任何道德行为都获得与之相配的幸福，所以他作为同时是感性自然的和理性自由的人，就必然要设定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为人在此生所无法做到和获得的“至善”留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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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践的桥梁在实践理性方面的上述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能够认识的，而只是应当去做和可以希望的，就是说，我们能够认识并且能够在实践中产生确定效果的并不一定是我们应当做的（如科学技术助长人类的侈奢和虚荣），而我们应当做的却不能认识，也不一定能产生相应的效果。所以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康德晚年力图在这两者之间架起一道桥梁，认为虽然两者不可通约，但人类却有一种象征或指引，使我们能够从此岸展望彼岸，这就是人类的审美活动和对自然整体的最终目的的追寻。这个桥梁或中介康德称之为“反思性的判断力”，它本质上诉之于人的情感能力。自此，康德的包含“三大批判”在内的批判哲学体系才最终得到了完成，它们分别探讨了人的认识能力、意志能力和情感能力的先天原则。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考察他的哲学体系的这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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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二、批判哲学的认识论：《纯粹理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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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认识能力本身作一番检查，这马上就进入了认识论的领域，因为这种检查本身已经是一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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