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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型”不过，康德又指出，由于范畴和感性直观毕竟来自于不同的认识能力，所以在实际操作中，范畴要能够运用于感官对象，还必须有一个中介，这就是“判断力”。判断力的原理就在于必须找到一个中间环节，它既具有先天的性质，又具有感性直观的性质，才能把先验范畴和经验直观双方牢固地结合起来。由于时间正好具有这样双重的性质，所以这个中间环节就是想象力对时间作种种先验规定而形成的“图型”（Schema）。如时间的“系列”是量的图型，时间的“内容”是质的图型，时间的“秩序”是关系的图型，时间的“包容性”是模态的图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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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3．理性（Vernun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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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知性一般是产生概念（范畴）来进行判断的能力，理性则是进行推理的能力。由于推理的大前提总是预设的，因而总是还可以继续追溯、直到无限，所以康德把理性看作是一种从“有条件的东西”去追溯“无条件者”即无限者的能力。理性的理念就是这种无条件者或无限者。康德要考察的是“纯粹理性”，因而是“先验的理念”，这种理念有三个：主观的“灵魂”，客观的“宇宙”，主客观统一的“上帝”，它们都具有绝对无限性的特点。理性提出这三个理念是为了形成心理学、物理学和两者统一的经验科学知识的彻底完备的系统，当人们仅仅是为了这一目的来运用它们（即对它们作“内在的运用”）时，它们对于人的一切科学知识就具有一种“调节性”（regulativ，又译“范导性”）的作用，即促使科学家不断努力去追求绝对的知识，但永远不能达到。然而，如果人们想要把这些理念超出一切可能经验的范围而作先验的运用（在这里也就相当于作“超验的运用”），即要获得这些理念所代表的那些超验的对象（自在之物）如灵魂实体、宇宙整体和上帝存在的“知识”时，就会产生一些“幻相”（Schein），即一些伪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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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1）理性心理学的谬误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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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等理性派哲学家为了证明有一个不朽的灵魂实体，从“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开始，认为“我思维”必须以一个在思维着的“我”为前提，这个“我”必然是一个存在着的实体，而“思维”则是这个实体的“属性”。但在康德看来，这里犯了一个“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即“我思”固然要预设一个“我”，但这个“我”仅仅是“思”的一个逻辑前提（没有“我”的“思”是自相矛盾、不可想象的），即一个“主词”（Subjekt），但却丝毫也不意味着“我”在时空中的现实的存在，即一个具有各种属性并能起作用的“主体”（Subje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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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2）理性宇宙论的二律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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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断论者，不论是理性派的独断论者还是经验派的独断论者（如法国唯物论），为了得到关于宇宙整体的绝对知识，都力图离开经验的基地，而对“世界整体”从哲学上作形而上学的推断。但这样一来，这两方面都可以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运用同样一些知性范畴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双方都没有经验来作为裁决的手段，所以这些相互冲突的结论各自都在逻辑上言之成理，谁也驳不倒谁，从而陷入到“二律背反”即理性自身的辩证矛盾之中。康德认为，这种二律背反就是对人的理性的一个警告，暗示理性不得越出经验的范围而妄想认识自在之物。他按照前述范畴的量、质、关系、模态的分类而把这些二律背反列为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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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正题：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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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题：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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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正题：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单纯的部分复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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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题：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复合的，没有单纯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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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正题：世界上除了自然因果性外，还有一种自由的因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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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题：世界上只有自然因果性，没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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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正题：世界上有绝对必然的存在者，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或是世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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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题：世界之中和世界之外都没有绝对必然的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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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指出，二律背反中的正题一般说是莱布尼茨—沃尔夫派（和自然神论）的观点，代表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反题则是牛顿派的自然科学唯物论的观点，代表伊壁鸠鲁以来的经验主义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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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性神学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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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四个二律背反的正题已经包含有理性神学的成份了，但它还只是“宇宙论”，即为了解释世界的“原因”。如果用这种原因来证明一个“理想”的最高存在者，那就成为了对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即进入了“理性神学”。康德认为，理性神学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有三种基本的形式，就是“宇宙论的证明”、“目的论的证明”（又称“自然神学的证明”）和“本体论的证明”。其中，前两个证明是试图从经验世界（一切可能的经验世界，或是我们现有的这个经验世界）中，通过对原因或目的的不断追溯而引出一个在世界之外的上帝来。但康德认为，其实这两个证明表面上是以经验事实为依据的，实际上最终却要依赖“本体论证明”才跳出经验的范围才能达到超验的上帝，而本体论证明的实质则是不要任何经验事实，仅仅通过概念而推出存在。这个证明诚然可以把“存在”（即“是”：ist）这个词与“上帝”的概念联系起来，但“存在”并不是实在的谓词，在形式逻辑中它只是一个系词，即用来联系其他具体属性的词，因而只是表示主词在时空和经验现象中应作出相应的规定。所以单凭说“上帝存在”（或“上帝是”）并没有对上帝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规定，而只是提出了问题：上帝存在于何时何地？（或“上帝是什么？”）而这正是本体论证明所要回避的问题。因此一切对上帝存在的证明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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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康德对“目的论证明”还有另一番解释，目的论证明底下所隐藏的其实是对上帝存在的“道德证明”，而这是唯一可能的对上帝的证明，由此便有可能建立起一种“道德神学”。但这一证明并不表明上帝在客观上存在，甚至不表明上帝存在于我们的道德中，而只表明我们出于道德的原因而相信上帝存在。但是，这种道德证明在目的论的形式下还披着感性经验的外衣，容易引起混乱，因此必须为它另外寻找先验的根据，即实践理性的根据。由此康德便开始向“实践理性批判”过渡了。但在此之前，还必须解决未来形而上学的方法问题。于是在“先验方法论”中，康德致力于阐明未来有可能科学地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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