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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宗教是“绝对宗教”，指基督教。到了最后阶段，宗教精神就扬弃了表象而意识到了概念，从而过渡到了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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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如艺术和宗教一样，也体现为历史的发展进程，这就是“哲学史”。如果说宗教从艺术的客观性转向了内心生活的话，这种内心生活却仍然要承认一个外在的神秘上帝，而不能达到完全的主客体同一；而哲学则是通过思维、概念来把握绝对、上帝，这就拆除了思维和存在之间的最后一道藩篱，终于达到了人的精神与上帝的同一，实现了绝对真理和绝对自由。哲学既克服了艺术的客观外在性，又克服了宗教的主观内在性，它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不过，哲学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目标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程。黑格尔由此认为，哲学史不是一个堆积着各种过时意见的“死人的王国”，它是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精神向绝对真理前进的步骤，因此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是绝对真理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所以，即使一个哲学被更新时代的哲学所扬弃，但没有一个哲学是真正死亡了的，它必然继续活在后来的哲学中。每一个哲学都有自己的一个中心范畴，这个范畴占据着真理发展的一个阶段，而这个哲学不过是将这个片面的范畴扩展为一个体系而已；但后来的哲学并不推翻先前的，只是推翻前一原则的绝对性，将它降为自身的一个环节。这样看来，哲学史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各个哲学就相当于逻辑学中的各个范畴，哲学之间的更替就相当于范畴之间的推演，而全部哲学史就展示了最后出现的最完备的哲学的内部逻辑结构。黑格尔由此表达了“历史的和逻辑的相一致”的辩证原则，认为哲学史就是哲学，历史上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中那些范畴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历史发展就是逻辑体系的形成过程，而整个哲学史就是他自己的最后的哲学产生、发展和形成的历史。我们如果把握到了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去掉其外在偶然的形态，我们就把握到了哲学；反之，如果把握了哲学，也就可以不为历史的偶然性外表所迷惑，而揭示出历史中隐藏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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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终结于是，黑格尔就力图按照他的“逻辑学”的概念发展程序来解读哲学史的进程。如自泰勒斯以后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相当于存在论（本体论），中世纪相当于本质论，近代相当于概念论。所有这些哲学都是唯一的一个哲学从抽象到越来越具体的发展的不同阶段，时间上最早出现的哲学就是逻辑上最贫乏最抽象的哲学，而时间上最晚出现的哲学则是逻辑上最丰富最具体的哲学。由此可见，哲学的发展并不是哲学家个人天才的偶然结果，而是绝对精神暗中支配和利用哲学家在完成自己的伟大工程，而最后的那个哲学家，即黑格尔本人，则看透了绝对精神的这个秘密，掌握了前此一切哲学所不断推进、而在他这里达到最后成熟的绝对真理。他自认为他自己的哲学就是绝对精神在其中达到自我认识的哲学，因而在他的头脑里，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都最后统一起来了。在他这里，哲学史终结了，整个人类历史都终结了，以后的历史只不过是对他所发现的真理的一种再次确证或推广，不会再有什么新的东西产生出来了。全部辩证的发展在这一点上达到了最终的结束和静止，那能动的生命活动就被窒息在这一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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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第六章 近代哲学的终结及向现代哲学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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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之后的整个黑格尔学派分裂出来两大思想派别的不同致思方向，这就是所谓“老年黑格尔派”（黑格尔右派）和“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左派）的对立，前者不久就被当时的哲学思潮抛到后面去了，而后者则导致了黑格尔哲学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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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第一节 青年黑格尔派与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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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黑格尔派是从黑格尔学派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激进的哲学派别，其成份和倾向性都很复杂，这派人中包括大卫·施特劳斯、鲍威尔兄弟、施蒂纳、卢格等人，早年的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也都曾属于这一派。这派哲学本身也分裂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以大卫·施特劳斯为代表，抓住黑格尔哲学中的“实体”概念大加发挥，认为这是黑格尔哲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另一派以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鲍威尔兄弟为代表，抓住黑格尔哲学中的“主体”即“自我意识”概念大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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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一、“实体”和“主体”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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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施特劳斯（DavidFriedrichStrauss，1808-1874）最著名的著作是《耶稣传》（1835-1836）。在这本书中，他借用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的历程、宗教是以表象方式表现绝对精神的观点。施特劳斯通过用历史的眼光对福音书中耶稣事迹的详细研究指出，所有那些违背人们日常经验和科学规律的奇迹及启示都是不存在的，是实体性的精神使当时的人们（包括福音书的编纂者）不自觉地创造出来并获得大众的信仰的，因而从表层事实上根本无法为其自圆其说，只有通过对人类精神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的分析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年仅27岁的施特劳斯在这本书中表达的对宗教的强烈批判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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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鲍威尔（BrunoBauer，1809-1882）与其弟布·鲍威尔（EdgarBauer，1820-1886）原属于老年黑格尔派，但受施特劳斯激发而转变为更激进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鲍威尔在其《约翰福音史批判》（1840）等书中提出，福音书并不是其作者们无意识的产物，而是僧侣们有意识的编造，正是一代一代神学家们的欺骗才使得基督教在历史中逐渐形成起来。因此对基督教的科学态度不应当是寻求人们的主观性背后那虚幻的客观精神实体，而应当对那些历史上编造基督教教义的人的主观意图进行研究，看他们是如何影响和促成了基督教的形成过程的。由此推而广之，不仅宗教的历史，而且一般的历史都被看作人的主体即“自我意识”的创造活动的产物。这样，鲍威尔兄弟就把与施特劳斯之间的“实体”“主体”之争扩展到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是什么的问题上了：推动历史进程的究竟是超越于个体之上的“客观精神”呢，还是个别人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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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鲍威尔兄弟的主体性原则中还产生出一位更走极端的思想家，他就是以《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4）一书著名的青年黑格尔派麦克斯·施蒂纳（MaxStirner，1806-1856）。他立足于唯我论，把一切社会制度、国家、财产、伦理道德和宗教都说成是唯一的“我”的产物，并可由“我”自由支配；未来的社会应当建立在各个“我”及其私有财产的自由联合的原则上，不应使“我”受到任何束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对这种极端唯心主义的思想作了系统的批判。与之反复论战的另一位哲学家则是费尔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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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二、费尔巴哈的感性的人学和直观的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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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Feuerbach，1804-1872）代表作有《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未来哲学原理》和《宗教的本质》等。他的思想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从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从抽象的思辨哲学转向了感性的哲学人类学，并直接激发了马克思恩格斯从青年黑格尔派向实践唯物主义的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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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黑格尔“理性神学”的批判他第一个看出宗教与唯心主义哲学具有内在的本质关系。他指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的本质其实都是人的本质的抽象的形式，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他从这里就进入了对宗教的唯心主义根源的批判，并进一步展开了对于人的本质的全面探讨。所以他说：“我的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第二个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人。神的主体是理性，而理性的主体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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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直观的人本主义但费尔巴哈在对唯心主义的这种批判中忽视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吸收只是诉之于人的朴素的直观。他把人看作一个三层次的统一体，即：1）灵与肉的统一，没有脱离大脑的思维；2）人与自然界的统一，自然界是基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依赖自然而生存、延续和思维；3）“你”和“我”的统一，“你”是“我”的直接的感性对象，与“我”处于外部的交往关系中，因而人是“类”的一分子。由这种人学观中费尔巴哈引出了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回答。首先肯定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思维是自然界的产物，是第二性的。其次，人的思维也就必然与存在的特性相一致，而他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他的感官是联系主客观的桥梁，他完全能够通过自己的感官来认识客观存在，与存在达到认识论上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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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论费尔巴哈认为感性才是思维和存在的现实的同一，因为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源泉。但人的实践在他眼里只是满足日常需要的吃、喝等等行为，甚至是“卑污的犹太人活动”即赚钱活动，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而这就导致了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深刻矛盾，即把人的东西当作动物的东西，而把动物的东西等同于人的东西。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则归之于两性的性爱或情欲，认为这是最基本、最直接的“你”和“我”的关系，在此之上所建立的广泛的你我关系则是“类”的基础。这就把人与人之间具体丰富的、社会性的感性关系完全归结为抽象一般的生物学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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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宗教”但正是在两性关系上，最清楚地体现出了费尔巴哈的矛盾。他一方面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待这种关系，将其建立在两性身体解剖和种族的延续上；另一方面却又从意识和精神的角度来引申这种关系，认为由此可以将性爱提升为一种道德甚至宗教，即“爱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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