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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安东尼结束了大祭司们的统治，并任命希律为国王，希律是一位彻底希腊化了的犹太人。公元前4年，希律死后，犹太国由罗马的一名地方财政长官直接统辖。但犹太人并不喜欢罗马的“神皇合一”机制，当然，基督教徒也是如此。不过，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有一个不同之处，后者至少在原则上赞同谦卑的传统；而前者却在总体上显得很自大，这一点颇像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除了自己的神以外，他们顽固地拒绝承认任何其他的神。事实上，他们也拒绝承认罗马的“神皇合一”。公元66年，犹太人举行了反抗罗马的起义，经过一场残酷的战争之后，耶路撒冷于公元70年被攻陷，神殿再次被摧毁。希腊化犹太历史学家约瑟法斯在他的希腊文著作中记载了这一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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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苏斯的保罗，宗教罪人与圣徒，基督教的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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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致使犹太人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散落到各地。正如被放逐到巴比伦时一样，正统派变得更加苛严。公元1世纪之后，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把对方看做完全不同的、势不两立的宗教。在西方，基督教煽起了一种可怕的反闪米特族情绪，使得犹太人从此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并饱受迫害和剥削，这种情况直到他们于19世纪获得政治权利才结束。只有在穆罕默德的穆斯林国家，尤其是在西班牙，犹太人才得以兴旺起来。当摩尔人最终被驱逐时，古典传统和阿拉伯知识才大量地通过通晓多种语言的犹太思想家传授给了教士们。1948年，犹太人再次拥有了迦南。他们是否会发展出自己新的文化势力，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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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中持不同意见的派别形成了早期的基督教，他们最初并没有想用这种新教义去控制不信犹太教的人。这些早期基督徒仍然保持着旧的排外传统，犹太教从来没有打算争取外族的皈依，即使在今天得到改良的情况下，只要割礼和斋戒还在进行，它就不可能吸收外族入教。如果没有一个信徒去设法放宽入教的基本条件的话，那么基督教可能至今仍然是非正统犹太人的一个教派。特苏斯的保罗（一个希腊化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扫除了这些外部障碍，从而使基督教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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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希腊化公民还是不承认基督应该是犹太人之神的儿子。灵知主义弥补了这个缺陷，它是与基督教同时出现的一种宗教调和运动。按照灵知主义的观点，可感知的物质世界是耶和华创造的，但耶和华实际上只是一位小神，它与最高的神闹翻之后，便出来作恶。终于，为了推翻《旧约》中的错误教义，最高的神的儿子化作凡人降临人间。这些观点再加上一些柏拉图的思想，就构成了灵知主义。它把希腊传说的成分、俄耳浦斯神秘主义的因素、基督教义以及别的东方思想结合了起来，然后采取一种妥协的哲学混合方式使它变得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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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摩尼教（后期灵知主义所派生）则干脆把精神与物质的差异混同于善与恶的差异。在藐视物质事物方面，他们比敢于冒险的斯多葛学派走得更远。他们禁止食肉，并宣称任何形式的性行为都是罪恶的。从它们只流传了数世纪的情况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准确地推断，这些苛刻的教条并没有得到完全有效的执行。在君士坦丁之后，灵知教派不再那么重要了，但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幻影教派宣称，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耶稣本人，而是他的某种幻影或替身，这不禁让人想起希腊传说中伊芙琴尼亚的献祭。穆罕默德承认耶稣是一位先知，尽管无法和他自己相提并论，后来他也采纳了幻影教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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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基督教根基的日益牢固，它与《旧约》宗教的纷争也愈演愈烈。它认为犹太人没有承认古代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所以是罪恶的。从君士坦丁往后，反闪族主义变成了基督教狂热的一种体面的形式，尽管宗教并不是狂热分子们惟一的动机。奇怪的是，曾遭受过可怕迫害的基督教一旦翻了身，竟然会同样残暴地对付一个坚持自己信仰的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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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基督教有了新的、明显的变化。总体上看，犹太教是一种十分简单的非神学事物，这一率真特性甚至还在“对观福音书”中有所体现。但是在《约翰福音书》里，我们却发现了神学思辨的开端，当基督教思想家们试图在自己的新教义中吸收希腊人的形而上学时，这种神学思辨的重要性就得到了加强。随着《圣经》的逐渐形成，我们不再只关注“神加人”的基督形象，而是关注他的神学方面。《圣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斯多葛学派、柏拉图，乃至赫拉克利特。这种神学传统在欧利根（公元185～公元254年）的著作中首次得到了系统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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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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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利根生活在亚历山大城，他曾在普罗提诺的老师阿摩尼阿斯·萨卡斯门下求学，因而与普罗提诺有不少共同点。根据欧利根的观点，上帝本身在其所有三个方面（圣父、圣子、圣灵）都是无形的。他坚持古老的苏格拉底理论，即灵魂以某种独立状态先于肉体存在，当人出生时，它才进入肉体。这一观点正如“一切灵魂终将获救”的观点一样，后来使他被视为异端。但他一生都在冲撞教会。他年轻时曾经不明智地走向极端，用自我阉割的方式来预防肉体的虚弱，而这种方式并未得到过教会的认可，他因此而走了背运，并失去了担任教士的资格，尽管在这一问题上似乎还有过一些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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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利根在《反西尔撒斯论》一书中，详尽地批驳了西尔撒斯，而西尔撒斯的反基督著作却没有留存下来。在这里，我们首次看到了为《圣经》具有神授性观点辩护的倾向。除了其他方面，信仰能够使信仰者产生一种有价值的社会影响这一事实也被用以证明信仰的合法性和正确性。说到底这是一种实用主义观点，最近的一位思想家威廉·詹姆士再次把它提了出来。但不难看出，这种论证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完全取决于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赞同已经制度化了的基督教，他们称宗教为“人民的鸦片”；如果按照实用主义观点，他们完全有权竭力反对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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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集权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起初，主教是由各地的教会成员选举产主的。罗马主教权力越来越大，那只是君士坦丁统治之后的事情。通过救济穷人，教会有了一群依附者，这一点很像昔日罗马元老院家族的作风。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充斥着教义斗争，因此也给帝国带来了不少骚乱。为了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皇帝于公元325年召开了尼西亚会议。会议确定了和阿利乌斯教派对立的正统派的若干准则，从此教会就采用这些准则去解决教义发展中的分歧。阿利乌斯是亚历山大的祭司，他的教义认为圣父的地位高于圣子，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撒伯留斯则为相反的观点进行辩护，他说圣父与圣子只是同一个人的两个方面。正统观点最终获得了胜利，它将两者放在同一个层次上，认为两者是同体异位。但是，阿利乌斯教派还是继续兴盛起来，各种其他异端同样如此。正统教义的主要提倡者是阿撒那修斯，他于公元328年至公元373年任亚历山大城的主教。而阿利乌斯教却得到了君士坦丁的继承者们的支持，只有朱利安是个例外，因为他是个异教徒。但是，狄奥多修斯于公元379年登基后，正统派又得到了帝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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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罗马帝国晚期和基督教时期，有三位重要的教士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加强了教会势力，他们死后都被颂为圣徒。安布洛斯、杰罗姆和奥古斯丁都出生于4世纪中期，彼此相差不过几岁。再加上6世纪的教皇大格里高利，后来一并被称为“教会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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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中的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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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个人中，奥古斯丁是惟一的哲学家。安布洛斯是一位无所畏惧的教会势力的辩护者，他为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打下了基础，这种关系盛行于整个中世纪。杰罗姆是《圣经》最早的拉丁文译者。奥古斯丁进行的是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辨。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神学架构和改良宗教的主导原则主要归功于他。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本人就是奥古斯丁教义的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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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40年，安布洛斯出生于托莱福。他在罗马受的教育，后来又从事与法律相关的职业。他30岁时被任命为意大利北部列古里亚和埃米里亚的地方长官，任职达四年。在此期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放弃了世俗生活（虽然没有停止政治活动），并当选为米兰主教，当时米兰是西罗马帝国的首都。担任主教一职之后，安布洛斯勇敢地、而且经常毫不妥协地坚持教会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并由此而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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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洛斯，米兰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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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宗教的地位很明确，似乎也没有对正统派构成什么威胁，皇帝格雷善自己就是一个天主教徒。因为疏于政事，他后来被谋杀了，于是有关继位问题的麻烦接连不断，马克西姆斯篡取了除意大利以外的整个西罗马的权力，而意大利的统治权则为格雷善的弟弟瓦林提尼安二世合法继承。由于小皇帝年纪尚小，实权则为太后查士丁娜所掌握。查士丁娜是一个阿利乌斯教徒，因此一场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异教与基督教最引人注目的冲突地点当然是罗马城。君士坦丁的儿子君士坦丁乌斯统治时，胜利雕像本来已经搬出了元老院，背教者朱利安又把它搬了回来，格雷善则再一次把它搬了出去，于是元老院的一些议员就提出要再次搬回来，但另一些基督教议员却在安布洛斯及教皇达马苏斯的帮助下占了上风。格雷善死后，异教派别于公元384年重新兴起，他们向瓦林提尼安二世请愿，为了不让异教徒的这一新举动获得皇帝的支持，安布洛斯就在奏本中提醒说，皇帝有责任为上帝服务，正如公民作为士兵有责任为皇帝服务一样，其中的暗示比“耶稣要求赋予上帝和凯撒各自有权接受的东西”还要过分。这样一来，我们就只好宣称教会作为上帝支配人间的工具要高于国家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国家权力正日渐衰减。教会作为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即使帝国崩溃了，它也照样能存在下去。一个主教作了这样露骨的暗示之后，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也正标志着罗马帝国的衰落。但是，胜利雕像的事依然没有了结。后来，篡位者尤金尼乌斯又把它竖了起来，直到公元394年败给狄奥多修斯之后，基督教派才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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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查士丁娜信奉阿利乌斯教，安布洛斯与她发生了争执。查士丁娜曾经要求在米兰为阿利乌斯教的哥特军团保留一座教堂，主教安布洛斯不同意，民众也站在主教一边。被派去攻打教堂的哥特军人却与人民达成了一致，不肯诉诸武力。这是安布洛斯的一个显著的英勇行为，他在全副武装的蛮族雇佣军面前毫不屈服。最后皇帝只好做出让步，在为基督教会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安布洛斯在道义上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