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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杰罗姆极大地影响了当时日益盛行的修道院运动，使它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的一些罗马弟子随同他去了伯利恒，并在那里建了四座修道院。和安布洛斯一样，杰罗姆也是一位伟大的书信作家，其中许多信是写给年轻女子的，信中规劝她们保持德行与贞洁。当公元410年哥特入侵者劫掠罗马时，他似乎有些听天由命。他并没有去考虑拯救帝国的措施，而是更加热衷于对贞操价值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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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希波主教，神学与哲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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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54年，奥古斯丁出生在努米底亚省。他所受的教育完全是罗马式的，20岁时，他带着妻儿来到了罗马。不久，他又去了米兰，在那里以教书为业。在此期间，他本来是一个摩尼教徒，但最后却在不断的悔恨的驱使下，被一位有心计的老妇人领进了正统派。公元387年，安布洛斯为他施了洗。公元396年，他回到非洲，担任希波地方的主教，直到430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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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我们看到了他与罪孽作斗争的引人注目的描写。他终身都为小时候的一个事件所困扰。这实际上只是一件小事，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有一次把邻居花园里一棵梨树上的梨摘光了。虽然这只是一时兴起的顽皮行为，但他对罪过的病态反省却夸大了这一过错，认为永远都不能宽恕自己。在他看来，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危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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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约》的早期，个人罪孽被看做是整个民族的缺点，后来才逐渐被看做个人的污点。对基督教神学来说，这一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教会作为一种机构是不可能犯过失的，只有个别基督徒才可能犯下罪过。通过对个人因素的强调，奥古斯丁成了新教神学的一位先驱。天主教越来越认同教会的重要性，而奥古斯丁认为两方面都重要。人在本质上是有罪的，应该打入地狱，要通过教会的调解才能得救。但按照宗教惯例，即使过一种有德的生活也并不能保证一定得救。上帝是善的，而人是恶的，上帝允许拯救算是一种恩赐，拒绝拯救也不应受到指责。这种宿命论后来为改良神学中更为顽固的流派所采纳。另一方面，摩尼教曾认为恶是一种物质的原则，而奥古斯丁却认为恶是不良意志的一个结果，这个有价值的观点也为改良神学所继承，并构成了新教责任概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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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神学著作主要是以批驳裴拉鸠斯的温和观点为目的。和当时的绝大多数教会人士相比，裴拉鸠斯这位威尔士教士的心怀更为仁慈。他否定了原罪论，并且教导说，人可以依靠自身的努力来获得拯救。由于其宽容性和开明性，这一理论必然会赢得众多的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保持着希腊哲学家的某些精神的人。奥古斯丁为了替自己辩护，就强烈地反对裴拉鸠斯的学说。对于裴拉鸠斯被最终宣布为异端邪说，奥古斯丁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他以保罗的《使徒书》为起点解释宿命论，而假如保罗看到从自己的教诲中推出了如此可怕的命题，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后来，这一理论为加尔文所吸收，但是，教会却明智地抛弃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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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神学上，即便涉及哲学问题，他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调和圣经的教谕和柏拉图学派的哲学遗产。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基督教辩护传统的先驱。尽管如此，他的哲学思辨本身仍然很有意思，并且证明了他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家。这类资料可从《忏悔录》第十一卷中找到，由于它不是闲谈的好题材，所以流行版本总是将它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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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就是去揭示上帝的万能怎样才能与《创世纪》中的创造事实（假定真有其事）协调起来。首先，有必要把犹太教、基督教，还有希腊哲学中的创世概念区分开来。对希腊人来说，假如说能像变戏法那样把世界从子虚乌有中产生出来，也许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会觉得十分荒谬。如果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他应该被看做使用了现成原材料的建筑大师。无中生有的东西是与希腊精神中的科学特征相抵触的。《圣经》里的上帝则不是这样，他被认为既创造了原材料，又创造了建筑物。希腊的观点自然能推导出泛神论，因为它认为上帝就是世界，这一思路始终吸引着那些有强烈神秘主义倾向的人。持有这一观点的最著名的哲学例子就是斯宾诺莎。奥古斯丁接受了《旧约》中的造物主，一个世界之外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永恒的神灵，不受因果关系或历史发展的支配，他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时间。我们无法追问创世之前的状态，因为那时还不存在可以用来提问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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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依修斯，柏拉图派哲学家和罗马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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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古斯丁来说，时间是一种三重性的现在。之所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现在，是因为它是惟一真实存在的东西；过去是现在的回忆，而未来是现在的展望。这一理论并非没有缺陷，但它主要是为了强调时间作为人（被创造的存在物）的一部分心灵体验的主观性。按照这一观点，追问创世之前有什么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康德也对时间作过主观的解释，他说时间是一种知性形式。这种主观态度使奥古斯丁预示了笛卡尔的如下学说：人惟一不能怀疑的就是自己在思考。尽管主观主义最终未能在逻辑上站得住脚，但奥古斯丁仍然算是它的一位能干的阐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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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公元410年，阿拉里克的哥特人攻占了罗马。也许基督教徒们从这一事件中看到了他们罪孽的应有惩罚。而对异教徒来说，他们的想法却相反：以前的诸神已经被抛弃，朱庇特自然就撤回了他的庇护。为了应对这一论证，奥古斯丁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出发，写下了《上帝之城》，并在写作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基督教历史论，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今天只剩一点怀古的情趣，但“教会独立于国家”这一中心论点却在中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甚至在今天的某些地方，它还保留了下来。为了参与对灵魂的拯救，国家必须服从教会，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建立在《旧约》中犹太国家样板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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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狄奥都利克统治时期，罗马住着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生活和作品与当时文明的普遍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就是鲍依修斯。大约公元480年，鲍依修斯出生于罗马，他是一位贵族子弟，与元老院议员阶层关系密切。鲍依修斯还是狄奥都利克的朋友，公元500年，这位哥特国王成了罗马的统治者，10年后，鲍依修斯终于被任命为执政官。但是后来，他的命运却出现了逆转。公元524年，他被关进了监狱，并以叛国罪被处死。在狱中等候行刑期间，他写下了《哲学的慰藉》，这本书使他声名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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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依修斯在狱中候刑时写作《哲学的慰籍》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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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前，鲍依修斯就以睿智和博学著称。他是第一个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翻译成了拉丁文的人。此外，他还写了自己的著作和关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评注。他在音乐、算术和几何学方面的论文，长期被中世纪的文科学院奉为范文。他想完整地翻译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著作，但这一计划从未得以完成，的确令人遗憾。奇怪的是，中世纪不仅把他当作一位伟大的古典哲学学者，而且把他当做一名基督教徒来加以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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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哲学的慰藉》里提到过的那样，他坚持柏拉图式的立场。但相比之下，他更有可能是一名基督徒，就像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只能算名义上的基督徒，因为和教士们的神学思辨相比，柏拉图哲学对他的影响要大得多。不过，如果他真的被当做可靠的正统派的话，也许更好一些，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大部分柏拉图观点才能顺利地被后来几个世纪的教士们所吸收。而在当时，异端的罪名是很容易使他的作品遭到埋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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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哲学的慰藉》一书脱离了基督教神学。该书包括交替出现的散文与诗歌部分，鲍依修斯自己发言时用散文，而哲学则借一位妇女的形象用诗歌应答。该书的教义与观点并没有引起当时教会人士的兴趣。他直截了当地再次肯定了三位伟大的雅典哲学家的崇高地位，在追求善的生活方式上，鲍依修斯遵循了毕达哥拉斯学派传统，而他的伦理学说大部分源于斯多葛学派，他的形而上学则可以直接追溯到柏拉图。书中一些章节带有泛神论的色彩，他据此提出了恶并不真实的理论。上帝是善的，不可能作恶；既然上帝是万能的，那么恶必定是虚幻的。这一观点有许多地方都是与基督教神学和伦理学格格不入的，但不知为什么，它似乎并没有激怒正统派阵营中的任何人。全书主要是在回顾柏拉图，它避开了普罗提诺之类的新柏拉图主义作家的神秘主义，与当时盛行的种种迷信也毫无瓜葛，书中也找不到当时基督教思想家的那种狂热的罪孽感。该书最突出的特点，或许就是它的作者是一名死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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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鲍依修斯看做一位象牙塔里的思想家（脱离当时的实践事务），那就错了。恰恰相反，他像古代的哲学家一样，经历了各种实践事务，是一位有才能、头脑冷静的执政官，并忠于自己的哥特主子。后来，他被当做受到阿利乌斯教派迫害的殉道者，这一谬误也许有助于提高他作为一位作家的知名度。但作为一位不偏颇、不盲从的思想家，他却从未被颂为圣徒，而赛瑞利（下文将对此人作更多介绍）却成了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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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鲍依修斯的作品提出了一个持久的问题，即一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必然是其时代的产物？鲍依修斯所生活的世界，是对超然而理性的探索抱有敌意的世界，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迷信和狂热泛滥的时代，然而在他的著作里，这些外部压力似乎一点也没有显示出来，他的问题也绝不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问题。诚然，罗马的贵族阶级不大容易屈从于流行时尚与狂热情绪。某些旧道德，在帝国覆亡之后，仍然在这些贵族当中留存了很长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用来解释鲍依修斯伦理思想中的斯多葛倾向。但是下述事实本身却必须得到解释：尽管外有野蛮部族侵扰，内有狂热情绪盛行，这样一群人（坚持旧道德的人）还是继续存在了下来。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人肯定是传统的产物。首先，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后来，他们的生活方式又从他们所坚守的传统中得到了支持，不管这种忠诚是完全出于自觉，还是多少出于盲从。另一方面，传统不容易受时间的约束，它们呈现出自身的一种生活，并且可以长期存在下去。传统就像郁积在地表下的暗火，当重新得到支持时，就会再次被煽成明火。在蛮族入侵时那种动荡不安的环境里，古典时代的传统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幸存了下来，在这种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鲍依修斯之类的人物。但他一定早就意识到了横在他与同代人之间的鸿沟。如果相信某种传统的力量，就需要有一定的毅力来支持它，鲍依修斯肯定也需要鼓起他的全部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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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了。为了理解某些哲学问题，是否有必要去研究哲学史？为了理解某个时期的哲学，是否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时期的历史？按照上文所述的观点，社会传统与哲学传统之间显然存在着某些相互作用。迷信的传统不会产生不迷信的思想家，把禁欲看得比事业还高的传统不可能产生能够接受时代挑战的建设性措施。另外，即使没有完整的历史知识作注解，我们也有可能充分理解某个哲学问题。读读哲学史，其意义正在于认识到绝大多数问题过去曾经提出过，一些明智的答案过去也曾经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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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马的洗劫开创了一个战事不断的时代，并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日耳曼部族在帝国全境的定居。北方的不列颠遭到了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的侵犯；法兰克部族扩张到了高卢；汪达尔人向南侵入了西班牙和北非。下述留存至今的国家和地区名称，还能让我们想起相关的事件：英格兰因盎格鲁而得名，法兰西得名于法兰克，安达卢西亚则得名于汪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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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特人占领了法兰西南部，东哥特人则征服了意大利，在此之前，他们曾试图瓦解东罗马帝国，但未能成功。从3世纪末以来，哥特雇用军为罗马作战效劳，因此逐渐掌握了罗马的战术。罗马失陷以后，帝国还苟延残喘了几年，直到公元476年，终于被国王奥都瓦克率领的东哥特人摧毁。公元493年，狄奥都利克命人谋杀了奥都瓦克，结束了其统治，于是，狄奥都利克成了东哥特的新国王，统治意大利直到公元526年去世。在哥特人的背后，东方的匈奴蒙古人部落在国王阿替拉的率领下，正向西挺进。虽然他们有时也与哥特人结为联盟，但是公元451年阿替拉入侵高卢时，双方的关系就恶化了。一支哥特、罗马联军在沙龙阻止了阿替拉的进犯。随后，由于教皇列奥施加了道德压力，阿替拉攻占罗马的计划也就取消了。这位蒙古国王不久后去世，部族失去了习惯的统帅，这支掳掠成性的亚洲军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