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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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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认为，如果说某人知道什么，那就意味着他确信他所知道的。在这方面，洛克不过是遵循了理性主义传统。“知道”一词的用法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那里。按照洛克的观点，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理念，而理念又代表了世界。知识表现论使洛克很自然地超越了自己大力提倡的经验主义。假如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理念，那么我们也许永远也不知道这些理念是否与万物的世界相一致。不管怎样，这种知识观使洛克产生了以下的见解：语词代表理念，正如理念代表万物一样。不过其中也有这样的区别，即语词是约定俗成的符号，而理念则不是。既然经验只向我们提供了个别理念，那么心灵的作用就是去产生抽象理念和普遍理念。《人类理智论》还顺便表述了洛克关于语言起源的见解，他和维科一样，也发现了隐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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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知识论的一个主要难点就是解释谬误。如果我们将洛克的白纸换成柏拉图的鸟笼，将理念换成鸟的话，该问题的形式就和《泰阿泰德篇》中的形式完全一样。根据这种理论，我们似乎就不可能犯错误，但洛克并不总是为这类问题感到不安。他的表述不仅缺乏系统性，而且经常是遇到难题就退却。由于抱着某种实用的目的，洛克处理起哲学问题来总是很零碎，他并没有去正视前后要一致的责任。就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他是一个低级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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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神学问题，洛克认同了把真理分为理性真理和启示真理的传统划分法，他虽然独来独往，但始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特别厌恶希腊原义上的“神秘灵感”，即被神灵启示所眩惑的某种状态，它是十六七世纪宗教领袖的一个特点。洛克认为这些人的狂热不仅损害理性，而且损害启示。宗教战争的暴行令人恐怖地证实了这一点。总之，洛克在这方面遵从了当时哲学的一般趋向，确实把理性放在了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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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的政治理论中，也包含了理性与经验主义的混合物。他在1689～1690年完成的《政府两论》中阐述了这些理论。其中第一篇论文批驳了一本名为《族长制》的小册子（罗伯特·费尔默爵士著），这本书含有神授君权的极端观点。这一理论的基础是世袭原则，洛克发现要推翻它易如反掌，尽管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一原则与人类的理性并不是那么水火不相容。事实上，这一原则在经济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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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在第二篇论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和霍布斯一样，也认为在文官政府存在之前，人们生活在一种受自然法则支配的自然状态之中。这些观点全都属于传统的经院哲学。洛克还认为，政府是在社会契约的理性主义学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当时的背景下，他和那些坚持君权神授的人相比，算是前进了一步，尽管它比不上维科的理论。洛克认为，社会契约背后的原动力就是对财产的保护，由于有这类协定的约束，人们就放弃了独自维护其利益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现在交给了政府。由于在君主制度下，国王本人也可能卷入纷争，那么按照任何人都不应对自己的案件进行裁判的原则，司法就必须独立于行政。孟德斯鸠后来非常详尽地论述了权力的划分。洛克第一个对这类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解释，尤其是考虑到了国王的行政权力和相对应的议会立法权。立法机构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是至高无上的，它只对社会负责，但是假如行政和立法发生冲突，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必须被迫屈从于立法。查理一世也确实曾遭遇过这样的事情，他的独裁引发了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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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如何来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暴君采取正义的武力行动？在实践中，往往是根据起义能否成功来决定的。尽管洛克似乎隐约感觉到了这一事实，但他的观点仍是与当时政治思维的一般理性主义倾向相一致的。他设想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能明辨是非。由于只有根据某个内在的原则，才能评价一个行动的对与错，那么第三种权力（司法权）正好在这里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洛克并没有把司法权当做一种单独的权力来讨论。但是在权力划分逐渐为人所接受的任何地方，司法权都及时地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并且可以在其他任何权力之间进行裁决。这三种权力通过这种方式组成了一个相互制约的均衡体系，从而防止了任意的权威出现。对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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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英国，政党一成不变的结构和内阁所产生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分工。权力划分（像洛克设想的那样）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的政体，它的总统和国会都独立发挥作用。至于大多数国家，自洛克时代以来，已经发展成国家权力以牺牲个人为代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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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思想家中，洛克既不是最深刻的，也不是最具独创性的，但他的工作却逐渐在哲学和政治两个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在哲学领域，他站在了新经验主义的前列，这种思想首先是由贝克莱·休谟和后来的边沁、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发展起来的。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运动，除了卢梭及其追随者，大部分都属于洛克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特色也是在洛克的影响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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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方面，洛克的理论是对英国实际应用的一套方法的总结，因此不可能导致什么大的动荡。而在美国和法国，情况则完全不同，洛克的自由主义导致了一种更为壮观的革命。自由主义在美国成了国家理想，并被写进了宪法。作为一种理想，它并没有始终得到忠实的遵守；但作为一项原则，早期的自由主义几乎原样不变地在美国继续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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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洛克的巨大成功是与牛顿理论彻底的成功分不开的。牛顿的物理学永远地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同样，洛克的政治理论尽管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却也否定了神授君权，并试图从经院哲学的自然法则出发，建立一套新的国家学说。这些尝试的科学性反映在它们对后来事件的影响上。《独立宣言》的措词正好就打上了它的烙印。富兰克林写下了“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他用“不言而喻”代替了杰斐逊的“神圣不可置疑的”，富兰克林在这里模仿了洛克的哲学语言。在法国，洛克的影响更为巨大。“旧秩序”的暴政已经过时，并与英国的自由主义原则形成了痛苦而鲜明的反差。另一方面，牛顿的见解在科学领域取代了比较陈旧的笛卡尔世界观。在经济方面，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在法国受到了极大的推崇，尽管存在着部分的曲解。在整个18世纪，英国文化都得以在法国盛行，而这种状况首先是由于洛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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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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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洛克的哲学，近代欧洲哲学才出现了第一次分裂。总体上说，大陆哲学构建了大规模的体系，它的论证具有先验性，而且在论证范围之内常常忽视细节问题。而英国哲学却更为遵循科学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它以零散的方式讨论了许多小问题，当它真的要提出普遍性原则时，就会把这些原则置于直接证据的验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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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差异必然会导致如下的结果：假如先验体系的基本原则被去除，那么它就会完全被推翻，即使它本身是前后一致的；而以观察事实为基础的经验主义哲学却不会崩溃，即使我们可以在某些地方对它吹毛求疵。两者的反差就像两座塔基与塔尖颠倒的金字塔一样。经验主义的金字塔建立在牢固的地基之上，即使从某个地方拿走一块石板，它也不会倒塌；而先验性的金字塔却是靠塔尖支撑的，似乎瞟它一眼，它都会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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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的实际效果在伦理学中更为明显。善的理论被当做一个严格的体系提了出来，如果某个不宽容的暴君自以为注定要由他来贯彻这一理论，那么就会出现恐怖性的灾难。毫无疑问，有些人可能会鄙视功利主义伦理学，因为它源于追逐快乐的低级欲望。然而可以绝对肯定的是，和那些不顾一切追求理想目标的高尚改革家相比，这种理论的辩护者在改善同胞命运方面要做得更多。除了这些不同的伦理学观点，相应的，政治学的发展中也出现了不同态度。坚持洛克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并不喜欢在抽象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彻底变革，每项争执都必须在自由讨论中按照自身的价值来进行讨论。正是英国政府和社会实践中的这种零散的、暂时的、不仅不成体系而且反体系的特征，才使得欧洲大陆怒火中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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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自由思想的功利主义继承人赞同一种开明的利己伦理学。虽然这一概念不可能在公众中唤起最高尚的情怀，但由于同样的原因，它实际上也避免了在崇高体系的幌子下犯下堂皇的暴行——这些体系展望了更崇高的目标，却忽略了人并不是抽象的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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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宣言》中“不言而喻”的运用显示出洛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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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理论留下了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他对抽象理念的解释。当然，这种解释只是一种尝试，试图解决洛克认识论中余下的共相问题。其中的困难就在于，假如我们从具体实例中提炼抽象理念的话，最终将会一无所获。洛克拿三角形的抽象理念为例，它必定“既不是斜角的，又不是直角的；既不是等边等角的，又不是不等边的。这些特征既同时具有，又同时没有”。贝克莱哲学正是从对抽象理念论的批判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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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贝克莱（1685～1753）于1685年出生于爱尔兰，是盎格鲁-爱尔兰人的后裔。他15岁就进了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在那里，除了传统学科以外，牛顿的新学问和洛克的哲学正日益兴盛。1707年，贝克莱当选为三一学院研究员。在其后的六年里，他发表了一些著作，从而奠定了他的哲学家声誉。贝克莱不到30岁就已经出了名，从此以后，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别的事业中。从1713年到1721年，贝克莱一直在英国和大陆居住和旅行。回到三一学院后，他出任了高级研究员，并于1724年当上了德利教区的负责人。在此期间，他开始准备在百慕大创办一所教会学院，在政府做出提供支持的承诺后，贝克莱于1728年前往美洲寻求新英格兰人的资助。然而威斯敏斯特许诺的资助迟迟不能兑现，因此贝克莱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于1732年回到了伦敦。两年后，他晋升为克罗因地区的主教，并终身担任这个职位。1752年，他访问了牛津，第二年初逝世于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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