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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吸纳了洛克“感觉论”的基本原理。根据这种观点来批评贝克莱的心灵或自我理论并不难，因为我们能意识到，感官经验中全都是印象，而且没有任何印象能够产生人格同一性。的确，贝克莱已经发觉自己把灵魂当做一个实体，是在用人为的方式将其嫁接于自身体系。他不承认我们能够认知灵魂，于是就建议我们持有某种灵魂的“概念”，但他从未解释过这些概念是什么。不过，无论他会说什么，这都确实破坏了他自己的理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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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的论证是建立在大量的一般性假设之上的，这些假设贯穿于他的整个认识论。在原则上，他同意洛克的理念论，尽管自己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休谟把印象和理念解释为感知的内容，而洛克则把理念划分为感觉理念和反思理念。休谟的这种区分和洛克不同，而且它突破了洛克的分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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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认为，一个印象既能够从感官经验中获得，也能够从记忆之类的活动中获得。他认为印象产生了理念，而理念又不同于感官经验（两者的生动性和逼真度不同）。理念是印象的苍白复制品，在感官经验中，印象有时候要先于理念。不管怎样，当心灵思考时，其中就会伴随有理念。在这里，“理念”一词要按照其希腊原义来理解。对休谟而言，思维指的就是形象思维或想像（拉丁文“想像”具有同样的原义）。总而言之，一切经验，不管是感觉还是想像中的经验，都称为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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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休谟遵循了洛克的以下看法，即印象在某种意义上是彼此分离的、独特的。因此，休谟认为我们可以把一个复杂的经验分解为简单的印象（该经验的组成部分）。从中还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既然简单的印象是构建一切经验的材料，那么它们就可以分别被想像。不仅如此，既然理念是印象的苍白复制品，所以无论我们能够在思维中描绘些什么，它们都可能是某种可行经验的对象。基于同样的理由，还可推出这样的结论：不能想像的东西同样也是不能被经验的。如此一来，可行想像就与可行经验有了同样广的范围。如果我们想理解休谟的论证，那么记住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他常常要我们去尽力想像某个东西，并且相信我们和他自己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断定，所想像的情况并不是一个可能的经验对象。因此，经验是由一系列接续性感知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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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接续性以外，感知之间从来不会产生别的联系。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与洛克及其追随者的经验主义在这里存在着根本的区别。理性主义者认为事物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并且坚持这些联系是可知的。而休谟却否定了这种联系，他甚至还提出，即使有这种联系，也必定永远不可能为我们所认知。我们所能认知的一切只有接续性印象或理念，因此，甚至考虑是否存在其他更深的联系，都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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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休谟认识论的这些普遍性特征，我们现在就可以更接近地考察他在其哲学中对一些主要问题所作的特殊论证。我们先从人格同一性的问题开始，《人性论》第一卷“论知性”的末尾讨论了这一问题。休谟一开始就说：“有些哲学家设想我们随时都会在内心深处意识到所谓的‘自我’，感觉到‘自我’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接续性。‘自我’的完整同一性和单纯性都是无须验证、确定无疑的。”但只要我们将其置于经验之中，就可以看到，假设“自我”就是经验的基础是经不起验证的。“不幸的是，所有这些断言都恰恰违背了用来为自己作辩护的经验——按这种解释，我们也就不可能有任何‘自我’的理念。因为，从什么样的印象中才能得出这种理念来呢”。接着，休谟还证明了不可能得出这样的印象，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自我”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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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更大的难点，就是我们无从知晓自己的特殊感知是怎样与“自我”相联系的。关于特殊感知，休谟以他独特的方式论证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同的，它们既可以被分别考虑，也可以分别存在，而且它们的存在不需要任何东西来支持。那它们以什么方式属于自我，又以什么方式与自我联系呢？对我来说，当我进入内心最深处的‘我自己’时，我总是会遇到各种特殊感知：热或冷、明或暗、爱或恨、苦或乐。假如没有某种感知，我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把握住‘我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观察到任何感知以外的东西。”随后他又补充说：“如果任何人（在认真而不偏颇地反思之后）认为他有某种不同的‘我自己’概念，那我就得承认我无法再和他讨论下去。我能体谅的就是，他可能和我一样正确，但我们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不过很明显，他把这样的人当成了怪人，他说：“我可以冒昧地断定，他人只是不同感知的集合体，这些感知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彼此相连，而且处在某种运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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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是一个剧场，各种不同的感知相继登台亮相。”不过这是有限定条件的：“以剧场作类比绝不应该使我们受到误导。它们仅仅是具有接续性的感知而已（这些感知构成了心灵）。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在剧场里演戏的概念，也没有任何构建该剧场的材料概念。”人们之所以会错误地相信人格同一性，是因为我们倾向于把接续性理念和同一性理念混淆起来，这种情况在一个时期内没有改变过。于是，我们就被导向了“灵魂”、“自我”、“实体”的概念，从而掩盖了实际上存在于我们的接续性经验中的变化。“因此，有关同一性的争论并不只是措词上的分歧。因为当我们把同一性赋予可变的或非接续性的对象时，我们的错误就不只是在表述上了，而是常常伴有某种虚构，虚构出了不变的、连续的事物，或者神秘的、令人费解的事物，或者我们至少有虚构的倾向”。随即，休谟还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倾向发挥作用的过程，并且以其联想心理学解释了人格同一性的理念是如何随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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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们将讨论联想的原则。至于为什么要详尽地引用休谟的原文，他本人优美的文风就是充足的理由。另外，在休谟处理问题的方式面前，确实也没有其他更好更清晰的表述方式了。总之，这种状况为英国的哲学创作开了一个可贵的先例，尽管也许永远也不会再有人达到休谟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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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认为因果关系来自对习惯的联想；理性主义则坚持原因与结果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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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的因果论是我们必须考察的另一个主要问题。理性主义者认为，因果联系是事物与生俱来的某种内在特征。例如斯宾诺莎就认为，如果以一种充分的方式来考虑事物，那么就有可能通过演绎表明一切现象都必有其因果关系，尽管通常人们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具有这样的想像力。按照休谟的理论，这样的因果关系是不可知的，他所持的正是在批判人格同一性时所提出的理由。这种错误观点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倾向于把某种序列中理念间的必然联系归于这种因果关系的本质。现在，理念间的联系产生于联想，而联想则是由三种关系（相似性、时空衔接性和因果关系）导致的。休谟把这些关系称为哲学关系，因为它们在理念的比较中发挥了作用。在某些方面，它们与洛克的反思理念是一致的。前面说过，当心灵对自身内容进行比较的时候，这种理念就产生了。在一定程度上，相似性绝不会介入所有的哲学关系，因为没有相似性，就不可能有比较。休谟把这些关系细分为七种类型，即相似性、同一性、时空关系、数的关系、品质等级、对立性和因果关系。他特别挑出了同一性、时空关系和因果三种关系，并指出另外四种关系仅仅依赖于被比较的理念。比如，数的关系在一个给定的几何图形中，只能依赖于该图形的理念。他还认为只有这四种关系才能产生知识的确定性。但对于同一性、时空关系和因果关系，我们就无法进行抽象推理，而必须依靠感官经验。其中惟一真正具有推理作用的是因果关系，另外两种关系都要依存于它。某个客体的同一性必须根据因果原则来推知，时空关系也是这样。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休谟常常不经意地陷入有关客体的一般说法中去，这时他的理论就要十分严格地迫使他只提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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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休谟对如何从经验中得出因果关系进行了心理学阐释。假如两个给定种类的客体在感官知觉中出现恒定的联系，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心灵习惯，从而使我们联想到由印象产生的两个理念。当这一习惯足够强烈时，一个客体的现象（在感觉中仅仅是现象）就会在心灵中引发两个理念的联想，对于这种联想来说，不存在任何确定或必然的东西，因此，可以说因果关系就是一种心灵的习惯。但是休谟的论述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我们在前面看到，他说联想本身产生于因果关系，而在这里却又用联想来解释因果关系。但联想主义者的原则作为心灵习惯如何形成的一种解释，却是一种有用的心理学解释，并且一直具有非常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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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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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休谟来说，确实不可以提及心灵习惯或心灵倾向，至少不可以提到它们的形成。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在他的严格意义上，心灵仅仅是具有接续性的感知。所以，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发展成为习惯，也不能说一系列感知实际上发展了某些形式，因为勉强的陈述意味着令人费解，除非我们能够多少使这种陈述看起来不完全像某种巧合。现在，有一点显然是正确的，正如理性主义者所要求的那样，因果的必然联系不能从休谟的认识论中杜撰出来。因为无论我们所面临的（客体）联系是多么恒定和有规律，我们都始终不能说：在一系列的印象之上产生了必然的印象，因而我们不可能认为必须有一个必然性理念。但由于有些理性主义者倾向于别的想法，因此一定有某种心理作用误导了他们，心灵习惯恰巧就趁虚而入了。我们是如此地习惯于从经验中看到原因产生相应的结果，以至于我们最终一味地相信必然如此。如果我们接受了休谟的经验主义，那么最后这一步是不可能得到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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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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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定一些“判断因果的规则”，休谟结束了对因果关系的讨论。他在这里提前一百年展望了J.S.穆勒的归纳法准则。休谟在制定规则之前，回顾了因果关系的主要特征。“一切都能导致一切”，他这样说，以此来提醒我们不存在必然联系这类东西。规则一共八条，一是“因果必须具有时空邻近性”；二是“原因必先于结果”；三是因果之间必定有恒定的联系。后面这几条则预示了穆勒的准则。他在第四条中告诉我们，同样的原因总是产生同样的结果，而且这一原则是从经验中来的；第五条指出，如果不同的原因能够产生同样的结果，那么这些原因一定具有某个共同点；我们也可以推出第六条，不同的结果表明了不同的原因。剩下的两条我们就不必在这里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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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休谟的认识论导致了某种怀疑论立场。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古代的怀疑论者是那些反对创立形而上学体系的人。我们绝不能根据他们之后的通俗意义来理解“怀疑论者”这个术语，“怀疑论者”的通俗含义是指某种经常性的犹豫不决，而其希腊文原意是指一个谨慎的探索者，凡是在体系创立者们觉得自己找到了答案的地方，怀疑论者却不敢肯定，而是继续观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使他们出名的并不是他们的继续研究，而是他们的缺乏信心。从这个意义上看，休谟的哲学就是怀疑论的，因为他像怀疑论者一样得出了如下结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觉得毋庸置疑的明确事物，都得不到任何方式的证明。当然，我们绝不能以为怀疑论者在面临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时，也是瞻前顾后，下不了决心。在阐述了怀疑论立场之后，休谟明确指出，这并不影响一个人的日常追求。“假如有人在这里问我，我是否真诚地同意这个我曾费尽心机向人灌输的论点，我是否真的也是一名怀疑论者，认为一切都无法确定，我们对于任何事务的判断都不存在真理或谬误。那么我将告诉他，这个问题纯粹是多余的，无论是我还是任何别的人，都不会永远忠实如一地持有那种见解。自然凭着某种无法阻挡的绝对必然性，已经决定了我们既要去呼吸、感觉，又要去判断……无论是谁热衷于批判这种彻底怀疑论的不足，实际上都是在进行没有对手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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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洛克提出的理念学说，休谟坚定地表明了这种理论最终会把我们引向何处。一旦离开了这一点，就无法再遵循这些路线。如果有人认为我们通常提到因果关系时，并不是指（我们的确是指）休谟所说的那种关系，那么就必须找到一个新的起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科学家还是普通人，都不会仅凭恒定的联系来思考因果关系。对此，休谟的回答可能是：如果他们另有所指，那么他们就全错了。然而在这里，他可能过分彻底地排斥了理性主义学说。正如我们在讨论斯宾诺莎时所看到的那样，对科学家的实际工作进行了更好的描述的，恰恰就是理性主义本身。科学的目的在于通过演绎体系来揭示因果关系，而在演绎体系中，结果是由原因引起的，正如一个有效论证的结论源于它的必然性前提一样。但是对于前提本身来说，休谟的批判仍然是正确的。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某种探索或怀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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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休谟主要对人的科学感兴趣，在此，怀疑论立场导致了伦理学和宗教领域的剧烈变革。因为我们一旦证实了自己无法认知必然的联系，即使用理性论证来证明伦理学原理，道德的力量也必定受到削弱。现在，伦理学的基础虽然已经变得不如休谟的因果关系本身那么牢靠，但根据休谟自己的说法，在实践中，我们当然可以自由地采纳自己所愿意采纳的任何观点，尽管我们不能证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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