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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洛克提出的理念学说，休谟坚定地表明了这种理论最终会把我们引向何处。一旦离开了这一点，就无法再遵循这些路线。如果有人认为我们通常提到因果关系时，并不是指（我们的确是指）休谟所说的那种关系，那么就必须找到一个新的起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科学家还是普通人，都不会仅凭恒定的联系来思考因果关系。对此，休谟的回答可能是：如果他们另有所指，那么他们就全错了。然而在这里，他可能过分彻底地排斥了理性主义学说。正如我们在讨论斯宾诺莎时所看到的那样，对科学家的实际工作进行了更好的描述的，恰恰就是理性主义本身。科学的目的在于通过演绎体系来揭示因果关系，而在演绎体系中，结果是由原因引起的，正如一个有效论证的结论源于它的必然性前提一样。但是对于前提本身来说，休谟的批判仍然是正确的。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某种探索或怀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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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休谟主要对人的科学感兴趣，在此，怀疑论立场导致了伦理学和宗教领域的剧烈变革。因为我们一旦证实了自己无法认知必然的联系，即使用理性论证来证明伦理学原理，道德的力量也必定受到削弱。现在，伦理学的基础虽然已经变得不如休谟的因果关系本身那么牢靠，但根据休谟自己的说法，在实践中，我们当然可以自由地采纳自己所愿意采纳的任何观点，尽管我们不能证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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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智慧 第九章 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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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经验主义运动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对那些遵从不同传统的人持普遍的宽容态度。因此，洛克坚持要一视同仁地予以宽容，哪怕是对信奉“教皇至上”的信徒们也应该如此。尽管休谟嘲笑一般的宗教，尤其是罗马天主教，但他却反对容易导致镇压的“宗教狂热”。这种普遍的开明态度逐渐成了当时学术氛围的特征。在18世纪，它首先在法国，而后又在德国站住了脚。启蒙运动或后来德国人所谓的“Aufk-Larung”（启蒙思想），并非一直与哲学思想的某个特殊学派有关，实际上它是十六七世纪没完没了的宗教血腥冲突的产物。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洛克和斯宾诺莎都采纳了宗教宽容的原则。同时，这种关于信仰问题的新态度还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因为它必然会抵制一切领域的任意权威，神授君权是不可能赞同这种自由观点的。在英国，政治斗争在17世纪末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由此导致的宪法实际上并不民主，但它却摆脱了其他地方贵族统治所具有的某些无法无天的特征，因而也就不大可能发生激烈的动乱。而在法国，情况则完全不同，启蒙力量已经为1789年的大革命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德国，启蒙运动几乎仍是一个智力复苏的问题。“三十年战争”以后，德国只是在逐步振兴，它在文化方面受到法国的支配。直到普鲁士在腓特烈大帝的统治下得以兴起以及18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得以复兴，德国才开始摆脱对法国文化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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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年，卢梭被尊为神圣：人们将他的遗体送往先贤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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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还与科学知识的传播紧密相关。在过去按照亚里士多德和教会的权威把许多东西视为理所当然的地方，现在遵从科学家的观点已经成了时尚。就像在宗教领域，新教已经产生了每个人都应该独立判断的思想一样，现在在科学领域，人们也必须亲自考察自然，而不应该再盲从那些陈腐学说的权威。西欧的生活正被科学探究的结果改变着。在法国，大革命最终粉碎了旧有的制度，而18世纪的德国大体上还被“仁慈的”暴政约束着。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言论自由的存在，尽管它绝不是想说就说，普鲁士（如果去掉其军事性质）或许就是最好的国家范例。无论如何，某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已开始在知识界发展起来，腓特烈大帝自称是国家的第一公仆，他允许在自己的国家里，人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获得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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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旧的制度最终被大革命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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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主要是重新评估了独立的思考，从字面上看，它主要是为了传播光明，消除过去普遍的黑暗。人们可以凭着强烈的献身精神致力于这种运动，但它并没有因此成为崇尚激情的生活方式。同时，人们还感受到了另一种对立的影响，即更为猛烈的浪漫主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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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浪漫主义运动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使人联想到狄奥尼索斯倾向与阿波罗倾向的对比。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的某些理想化观念，这一观念曾经在文艺复兴中再次出现过。在18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反对理性主义思想家冷静、超然、客观的态度，逐渐转化成了对情感的崇尚。自霍布斯起，理性主义者曾经试图建立和维持社会的政治稳定，而浪漫主义者却提倡一种有风险的生活。他们不求安稳，向往历险；他们唾弃舒适与安全的生活，认为那是一种堕落；他们坚持认为，朝不保夕的生活方式在理论上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更高贵的东西，并由此对贫苦农民产生了理想化的概念，认为农民虽然靠小块田地得以勉强维持贫穷的生活，但却得到了补偿，也就是摆脱了都市文明的束缚和腐蚀。他们把接近自然看做一种独特的美德，在这里受到赞美的这种贫穷生活，实际上就是田园生活。早期浪漫主义者诅咒工业主义，的确，工业革命产生了社会和物质两方面的丑恶后果。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人们逐渐对工业无产阶级有了某种浪漫主义的看法。从那以后，产业工人正义的抱怨得到了伸张，关于“工人”的浪漫主义观点至今仍留在政治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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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浪漫主义运动有关的还有国家主义的复苏。科学与哲学的伟大尝试基本上不带什么国家感情。启蒙运动并不了解这类政治界线，即使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启蒙运动也不可能和天主教一同兴旺。另一方面，浪漫主义却加剧了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并且鼓励神秘的国家概念，这是霍布斯《利维坦》一书不曾预料到的一个必然结果。国家逐渐被当做一个放大了的人，而且具有某种自己的意志，后来，导致了1789年大革命的各种势力都受到了这种新国家主义的支配。英国由于幸运地拥有天然边界，能够在极为宽松的环境里获得某种国家感，它自己的地位在事态的变化中似乎是牢不可破的；而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则是四面受敌，也就不可能地发展出如此自然的国家信念；德国的领土已被拿破仑的帝国军队吞并，当然就更不具备这样的国家意识了。国家感情的迸发激起了1813年的解放战争，普鲁士成了德国的国家主义振兴之地。有意思的是，一些伟大的德国诗人预见到了这种国家主义将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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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者抛弃了功利原则，而遵循美学标准。凡是他们的思想所及，无论是行为、道德还是经济问题，美学标准都得到了运用。自然中的事物，为他们所认可的正是那种壮烈的美。在他们眼里，新兴中产阶级的生活太沉闷，而且受到了残缺惯例的禁锢。他们的这类说法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观念更为宽容的话，那么这正是那些公然蔑视既定习俗的浪漫主义叛逆者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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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领域，浪漫主义产生了两种相反的影响。首先，它过分强调了理性和虔诚的希望，即我们只要对眼前的问题稍微用点心，一切困难就会一劳永逸地解决。17世纪的思想家并不具有这种浪漫理性主义，但它却出现在德国唯心主义者和后来的马克思哲学里。功利主义者也具有这一特色，他们设想人在理论上有无限的可教育性，但这显然是不对的。一般说来，乌托邦概念不论是纯思想的，还是关于社会问题的，都是浪漫理性主义的典型产物。而另一方面，过低地评价理性同样是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态度（臭名远扬的一个品种或许就是存在主义）在某些方面是对工业社会日益侵犯个人自由的一种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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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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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首先得到了诗人的支持。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者可能要算拜伦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构成彻底浪漫主义的全部要素：叛逆、反抗、蔑视陈规陋习、做事不顾后果和高贵的行为。为了希腊的自由事业而死在了密索隆奇沼泽地，这是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姿态。拜伦影响了后来的德国和法国浪漫主义诗歌。俄国诗人莱蒙托夫也自称是他的门徒。意大利也有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即莱奥帕迪，他的作品反映了19世纪初意大利令人绝望的压抑状态。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伟大丰碑是由法国的一群作家和科学家编纂而成的百科全书。这些人有意识地背弃了宗教和形而上学，而在科学中寻找新的知识动力，他们通过搜集整理当时所有的科学知识，汇编成了这部浩瀚的巨著（不仅要按照字母顺序记载知识，而且要论述研究世界的科学方法），这些作家希望在反对既定权威愚民政策的斗争中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工具。18世纪法国绝大多数著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都对这一事业有所贡献，其中两位尤其值得一提。达兰贝（1717～1783）也许作为数学家最有名，他的名字命名了理论力学中的一条重要原理。但他是一位对哲学和文学怀有广泛兴趣的人，除了其他贡献，百科全书的导论尤其要归功于他。狄德罗（1713～1784）承担了大部分的编辑工作，他是一位涉及多种学科的作家，并且摈弃了宗教的一切传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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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广义上看，百科全书派并不是非宗教的，狄德罗就持有近似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观点。对百科全书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伏尔泰（1694～1778）曾经说过，假如上帝不存在，那我们就必须创造一个。的确，他强烈反对制度化的基督教，但同时又真的相信，假如人们过着善的生活，那么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目标就可以实现。这是某种形式的裴拉鸠斯主义（不依附于任何常规和惯例）。同时，他还嘲笑了莱布尼茨的观点，即我们的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他认为罪恶是一种必须与之斗争的实在物，因此，他与传统宗教进行了激烈而艰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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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兰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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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否定宗教方面，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们更极端。他们的学说是对笛卡尔实体论的发展。我们知道，在心灵和物质的研究上，偶因论原理实际上已经使这一学说成为多余，因为心灵和物质这两个领域严格按照平行的方式运转，我们可以省略其中的一个。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是对唯物主义学说最好的解释。拉梅特里抛弃了笛卡尔的二元论，只允许一种实体的存在，就是物质。但这种物质并不具有早期机械论所认定的惰性，相反，它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运动，并且不需要什么原动力，上帝只是后来的拉普拉斯所说的一个“不必要的假设”。按照这种观点，精神就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功能。这一理论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有一些联系，尽管它认为只有一个实体，而莱布尼茨则认为单子的数量是无限多。然而把单子看做“灵魂”的观点却很像物质时刻具有心灵般的作用的概念。顺便说一句，马克思“精神是肉体组织的副产品”的理论正是从这一源泉中推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