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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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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首先得到了诗人的支持。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者可能要算拜伦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构成彻底浪漫主义的全部要素:叛逆、反抗、蔑视陈规陋习、做事不顾后果和高贵的行为。为了希腊的自由事业而死在了密索隆奇沼泽地,这是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姿态。拜伦影响了后来的德国和法国浪漫主义诗歌。俄国诗人莱蒙托夫也自称是他的门徒。意大利也有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即莱奥帕迪,他的作品反映了19世纪初意大利令人绝望的压抑状态。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伟大丰碑是由法国的一群作家和科学家编纂而成的百科全书。这些人有意识地背弃了宗教和形而上学,而在科学中寻找新的知识动力,他们通过搜集整理当时所有的科学知识,汇编成了这部浩瀚的巨著(不仅要按照字母顺序记载知识,而且要论述研究世界的科学方法),这些作家希望在反对既定权威愚民政策的斗争中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工具。18世纪法国绝大多数著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都对这一事业有所贡献,其中两位尤其值得一提。达兰贝(1717~1783)也许作为数学家最有名,他的名字命名了理论力学中的一条重要原理。但他是一位对哲学和文学怀有广泛兴趣的人,除了其他贡献,百科全书的导论尤其要归功于他。狄德罗(1713~1784)承担了大部分的编辑工作,他是一位涉及多种学科的作家,并且摈弃了宗教的一切传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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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广义上看,百科全书派并不是非宗教的,狄德罗就持有近似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观点。对百科全书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伏尔泰(1694~1778)曾经说过,假如上帝不存在,那我们就必须创造一个。的确,他强烈反对制度化的基督教,但同时又真的相信,假如人们过着善的生活,那么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目标就可以实现。这是某种形式的裴拉鸠斯主义(不依附于任何常规和惯例)。同时,他还嘲笑了莱布尼茨的观点,即我们的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他认为罪恶是一种必须与之斗争的实在物,因此,他与传统宗教进行了激烈而艰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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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兰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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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否定宗教方面,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们更极端。他们的学说是对笛卡尔实体论的发展。我们知道,在心灵和物质的研究上,偶因论原理实际上已经使这一学说成为多余,因为心灵和物质这两个领域严格按照平行的方式运转,我们可以省略其中的一个。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是对唯物主义学说最好的解释。拉梅特里抛弃了笛卡尔的二元论,只允许一种实体的存在,就是物质。但这种物质并不具有早期机械论所认定的惰性,相反,它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运动,并且不需要什么原动力,上帝只是后来的拉普拉斯所说的一个“不必要的假设”。按照这种观点,精神就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功能。这一理论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有一些联系,尽管它认为只有一个实体,而莱布尼茨则认为单子的数量是无限多。然而把单子看做“灵魂”的观点却很像物质时刻具有心灵般的作用的概念。顺便说一句,马克思“精神是肉体组织的副产品”的理论正是从这一源泉中推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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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者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坚持了鲜明的无神论立场,任何形式的宗教都被认为是致命的、蓄意的谬误,统治者和僧侣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就大力宣扬和鼓励宗教信仰,因为愚昧无知的人更容易控制。当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时,他也要在这里感激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希望通过揭穿宗教和形而上学的玄想,指出一条科学和理性的道路,以便引导人类进入人间天堂。百科全书派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并且再次启发了马克思的空想社会主义。然而他们在这方面,全都受到了浪漫主义幻觉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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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生活采取一种开明的态度,的确有助于我们找到克服困难的适当措施,但是在现世,要想找到一个永久性解决所有问题的终极办法,显然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强调了理性的卓越性。在宗教统治被法国大革命瓦解了之后,理性就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还专门为它设立了一个节日。这实际上是对理性的一种神化。但同时,大革命又在某些问题上对理性缺乏尊重。在恐怖时期,“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受到了革命法庭的审判。他曾经是一名包税人,事实上他提出的一些财政改革意见还是有价值的。但他作为旧秩序的一名官吏,被认为犯下了反对人民的罪行。当有人强烈声明他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时,法庭的回答是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于是,拉瓦锡被送上了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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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雅各·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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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百科全书在某些方面,堪称18世纪启蒙运动的象征。它强调冷静而理性的探讨,旨在为人类开辟更为幸福的新前景。这一时期,与理性相对立的浪漫主义运动也得到了发展。浪漫主义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是让·雅各·卢梭(1712~1778)。严格地说,他不能算一位哲学家。也许他的政治理论和教育著作应当除外,通过这些方面的工作和大量的文学活动,他对后来的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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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卢梭的《忏悔录》中找到了关于他生平的记载,尽管这本书的叙述因其“诗人般的”随意而多少有些不真实。卢梭生于日内瓦,是加尔文教徒的后裔。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由一位姑母抚养长大。自12岁离开学校起,他尝试过很多不同的职业,但都不喜欢。16岁那年,他离家出走了。在都灵,他改信了天主教。作为谋生的权宜之计,他一度坚持了这一信仰,并依附于一位贵妇人,但这位夫人三个月之后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又一次陷入了窘迫。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著名的小事,这件事表明了一个完全感情用事者的伦理观:有人在卢梭那里发现了一条从主人那里偷来的丝带,卢梭却说丝带是一个女仆给他的,于是那个女仆立刻因偷窃而受到了惩罚。后来,卢梭在《忏悔录》中告诉我们,是他自己出于对女仆的爱慕而偷了那条丝带。当人们要求他做出解释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位女仆。卢梭对自己所作的伪证没有任何悔恨的暗示,他的理由可能是自己这样做并无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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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又投靠了同样改信了天主教的德·华伦夫人。这位贵妇人比年轻的流浪汉卢梭要大许多,她同时充当了母亲与情妇两种角色,卢梭在她家里住了十年之久。1743年,他做了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但由于领不到薪水而辞了职。大约1745年,他在巴黎邂逅了女仆黛蕾丝·勒·瓦色,随后就娶了她为妻,但他时时又与别的女人有染。瓦色为他生的五个孩子都被送进了育婴所。我们不清楚他为什么会爱上这位女佣,她贫穷、丑陋、无知,而且很不诚实,但似乎正是她的缺陷使卢梭产生了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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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在1750年之前,还不能算一位名作家。就在这一年,狄戎学院以艺术与科学是否有益于人类为题,举办了一次论文大赛,卢梭作为反方,以其精彩的论证获了奖。他坚持认为文化教给人们各种非自然的需求,并使人们受到这些需求限制。他赞同斯巴达,反对雅典。科学遭到了他的诅咒,因为它产生于卑劣的动机。他认为文明人是腐化的,只有高尚的未开化者才具有真正的德行。卢梭在1754年出版的《论不平等》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第二年,他送了一本给伏尔泰,后者对他进行了大肆嘲讽,这种轻蔑终于使他们发生了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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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4年,已经成名的卢梭应邀回到了故乡日内瓦,为了获得公民资格,他重新皈依了加尔文教。1762年,他的《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问世。前者论述了教育问题,后者含有他的政治理论。然而两本书都遭到了谴责,因为《爱弥儿》对自然宗教的解释导致了所有宗教团体的不快,《社会契约论》则具有民主倾向。卢梭先是逃亡到了当时隶属于普鲁士的纳沙泰尔,后来又到了英国,并在那里遇到了休谟,还获得了乔治三世的一笔年金。但最后,他和所有的人都闹翻了,还渐渐患上了迫害幻想症。回到巴黎之后,卢梭在贫困中度过了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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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理性,维护感情,卢梭的这种态度极大地影响了浪漫主义运动。除了其他方面,它还使新教神学走上了一条明显不同于托马斯学说的新道路,后者继承了古代哲学传统。关于新教,卢梭的观点免去了上帝存在的证明,并且认为即使不求助于理性,这种信息也会从心底涌起。在伦理学方面,卢梭同样坚决主张我们的自然感情朝着正确的方向,而理性则会将我们引入歧途。这种浪漫主义的学说自然是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经院哲学完全对立的。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理论,因为它的随意性太强,简直是在鼓励任何行为,只要这种行为有当事人的感情支持就行了。对自然宗教的说明只是《爱弥儿》的一个插曲,题目为“一个萨瓦牧师的忏悔”。从某种角度看,源自卢梭的新感伤主义神学是不可置疑的,因为它一开始就以奥卡姆的方式抛弃了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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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的风格完全不同。在这本书里,卢梭达到了他理论的巅峰。人们一旦把权利交付给了整个社会,他们就会丧失所有的个人自由。的确,卢梭也允许存在某些保护性措施,认为个人可以保留某些自然权利,但这取决于不可靠的假设,即统治者事实上始终尊重这些权利。统治者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他的意志就是“普遍意志”,这是一种合成的裁决,对于那些可能持不同意见的个人同样有强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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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很多观点都建立在普遍意志概念上,遗憾的是,他阐述得并不是很清楚。这一概念似乎是指除了相互冲突的个人利益,剩下的就是全体的人共享的“自身”利益。但卢梭并没有继续探究下去,直到得出最后的结论。一个遵循这一方向、尤其是怀有政治经济目的的国家,将被迫禁止一切形式的民间组织,这样一来,就具备了某种极权主义制度的全部要素。对于这一点,卢梭似乎也不是毫无觉察,但他却没有指出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后果。至于他所讨论的民主主义,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他考虑的是古代城邦,而不是代议制政府。当然,那些最早反对卢梭学说的人以及后来的革命领袖们(尽管支持该学说)都曲解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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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笛卡尔之后,欧洲哲学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一个是大陆哲学的各种理性主义体系,另一个是总体上的不列颠经验主义,两者都是关注个人经验的主观主义哲学。洛克曾为自己定下一个任务,即为搞清人的心灵范围而进行初步的探索。而休谟则极为明确地提出了怎样解释关系的大问题,休谟的答案是,我们养成的某些习惯使得我们看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严格地说,即便如此也超出了休谟可以陈述的范围,但这种陈述还是暗示了解决困难的某种可能的方式。正是由于读了休谟的书,康德才从教条主义的昏睡中清醒过来,他把休谟所说的习惯提高到了某种理性原则的高度,从而轻易地解决了休谟的问题,尽管他很自然地又陷入了自己的一些新的困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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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努尔·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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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生于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他一生从未远离过该城。早年的教育使他保持了虔信派的特征,这个特征不仅影响了他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了其伦理学创作。康德曾在柯尼斯堡大学就读,刚开始学习神学,而最终转向了哲学,并从中得到了真正的乐趣。有一个时期,他为了谋生而做了地主贵族子弟的私人导师,直到1755年获得柯尼斯堡大学的讲师职位为止。1770年,他晋升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并担任这一职务直到去世。康德过的虽然不是苛严的苦行生活,但还是非常地自律和勤勉。他的生活是如此的有规律,以至于市民们常常以他路过的时间来对表。他身体不算强壮,但也没什么病,原因就是生活有规律。同时,他还非常健谈,总是在各种社交集会上受到人们的欢迎。在政治上,康德完全接受了启蒙运动传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在宗教上坚持一种非正统的新教立场。他还支持法国大革命和共和国原则。他虽然一生都不富有,但却以自己伟大的哲学著作而声名卓著。康德晚年时已经心力衰竭,但柯尼斯堡人仍然以他为荣。他去世后,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所获得的这种荣誉的确很少有其他哲学家获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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