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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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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叔本华哲学寻求的是一种最终摆脱尘世及其冲突的途径，那么尼采（1844～1900）则走向了它的反面。要归纳尼采的思想内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通常意义上，他算不得一位哲学家，而且他也没有留下某种系统的观点。也许有人从字面意义上，把他描绘成一个贵族人文主义者。因为他最早试图提倡的就是最优秀人物享有至高的地位，这些人具有最健康、最坚强的秉性。同时，他还强调了面对苦难时的坚忍和顽强，这与公认的伦理标准有相同之处，尽管实践起来并不一定是这样。许多人由于断章取义地关注这些特征，以为尼采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暴政的预言家。虽然暴君们的确可能从尼采那里获得某些启发，但如果要他对这些人的罪行负责，是不公平的，这些人顶多是肤浅地理解了尼采。因为，如果尼采能够活得更长，亲眼目睹自己国家的政治发展的话，他也会极力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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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父亲是新教的一名牧师，这就营造了一种虔诚、正直的家庭气氛。即使在尼采著作最具叛逆性的时候，其强烈的道德感仍然保留了这种色彩。尼采在早年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24岁就成了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言学教授。一年后，爆发了普法战争。由于他已经是瑞士公民，因此只能当一名军队医院的卫生员。后来因感染上痢疾，他退伍回到了巴塞尔。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从服役以来，始终未能恢复健康。1879年，他不得不辞去教授职务，尽管那笔丰厚的年金足以使他过上很舒适的生活。随后的十年，尼采是在瑞士和意大利度过的。他仍然从事写作，却在大多数时候孤独寂寞、默默无闻。1889年，学生时代染上的性病终于导致了一个迟来的恶果，尼采患上了精神病，直到去世精神都不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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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和他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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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探索首先受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尤其是斯巴达理想的启发。在第一部主要著作《悲剧的诞生》（1872年）中，尼采提出了著名的区别，即希腊精神中的阿波罗情结和狄奥尼索斯情结。对人类悲剧实在性的认识，与暗淡而情绪化的狄奥尼索斯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奥林匹亚的诸神殿则是某种可以抵消人生不幸的安宁幻象。这一点源自希腊精神中的阿波罗倾向。可以说，希腊悲剧是狄奥尼索斯热望的阿波罗式升华。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对此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从这些关于悲剧起源的解释中，尼采最终选择了悲剧英雄的概念。和亚里士多德不同，尼采在悲剧中看到的不是一种能够引起共鸣的感情净化，而是积极地接受现实生活。叔本华得出的是悲观的结论，而尼采却采取了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种态度可以在有关希腊悲剧的正确解释中辨别出来。但必须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乐观主义，而是对生活的严酷性和现实性的豪迈承受。和叔本华一样，他也认可意志的至高地位，但他更进一步认为，坚强的意志是善者的优秀特征，而叔本华却把意志视为万恶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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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把人类及其道德分为两类，即主人和奴隶。他的《善恶之外》（1886年）一书详尽论述了基于这一区分的伦理学理论。在主人道德中，“善”意味着独立、慷慨和自助等等，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亚里士多德“具有伟大灵魂的人”的品质。与之相对的缺陷则是依附、吝啬和怯懦等等，也就是恶。在这里，善与恶的对比大体上相当于高尚和卑鄙。奴隶道德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则发挥作用。它认为善存在于某种普遍的沉默当中，存在于一切消除苦难和反抗的事件当中。它谴责主人道德中的善，认为它不仅不恰当，而且是罪恶的，因为主人道德中的善容易引起人的恐怖感。对于奴隶（道德）来说，所有引起恐惧的行为都是罪恶的。而英雄或者超人的道德，则在善恶之外。这些学说在《查拉图斯拉如是说》中以道德宣言的形式被提了出来，该书在风格上模仿了《圣经》。尼采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他的作品看上去更像诗体散文，而不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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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尼采最为厌恶的东西，就是随着新技术发展起来的新的大众人性。他认为社会应该成为少数杰出人物实现贵族理想的温床。至于这样做可能会给小人物带来苦难，在他看来，则是无所谓的。他所想像的国家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国家有许多相同之处。他认为传统宗教为奴隶道德提供了支持。按他的观点，自由者必须认为上帝已经死了，我们必须为了人的更高形态，而不是为了上帝而奋斗。尼采在基督教中发现了奴隶道德的现成例子，因为基督教消极地怀着来世生活更好的希望。他还对奴隶道德做出了恭顺、怜悯之类的评价。正是由于瓦格纳后来倾向于基督教，尼采才会抨击这位曾被自己视为可敬的朋友的作曲家。除了提倡英雄崇拜以外，尼采还强烈地反对男女平等，他鼓吹把妇女看做奴隶的东方习俗。我们发现，这正反映了尼采本人无法妥当地与女性相处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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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这样的伦理学说中，对各种人和人的生活方式作了大量有价值的考察。如果是为自身考虑，那么使用某种无情的手段还算情有可原的，但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对大多数人所忍受的苦难无动于衷，这种观点却是缺乏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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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智慧 第十章 功利主义及其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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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必须回到一个世纪以前，谈论一下事情的另一个组成部分。随着这个世界物质环境的急剧变化，唯心主义哲学及其批判也得到了发展。源于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许多变化。首先是机器的运用，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织布机的构造有了改进，纺织品的产量也随之增加了。最关键的一步，是蒸汽机的完善，它为大量涌现的工厂提供了驱动机器的无限动力。利用燃煤锅炉来产生蒸汽是最有效的方式，因此煤矿开采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尽管常常在严酷恶劣的环境下作业。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工业化的早期的确是一个可怕又可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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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机的完善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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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圈地运动在18世纪达到了顶峰。数百年间，公地正逐渐被贵族圈占，作为私用。对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靠公地收益过活的乡下人来说，圈地运动给他们带来的是苦难。然而在18世纪以前，对他们土地专有权的这种侵犯并没有导致大批乡下人背井离乡，流到城镇去寻求新的活路，这些人逐渐被新工厂安置下来。这些低收入的被剥削者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和郊区（19世纪大面积产业贫民窟的前身），机器的发明首先引起了手工艺人的彷徨，他们感到自己的技术日益变得多余。同样，机器性能的每一次改进，都容易受到产业工人的抵制，因为他们害怕砸了自己的饭碗。即便是今天，他们也依然存在着这种担心。就像19世纪的动力纺织机一样，电子机械的使用也使工会忧心忡忡。不过，就这个问题来说，悲观主义者总是错的。世界上工业国家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下降，相反，财富和舒适程度在各个方面都有了逐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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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承认的是，早期的英国工业无产者的苦难是十分明显的。造成一些严重罪恶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无知，因为人们从未遇到过这些新问题。以手工业和农民产权为基础的旧自由主义，在处理工业社会的新问题时显得缺乏灵活性。改革虽然迟到了，但最终还是纠正了这些早期的过失。工业化发展得越晚的地方（如大陆国家），困扰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些麻烦就越少，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问题就更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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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斯的纺织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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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早期，科学与技术之间相互影响的趋势开始明显起来。当然，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始终都是存在的。但自工业化时代以来，科学原理系统地应用于技术设备的设计制造，还是引起了物质的加速扩张。蒸汽机提供了新动力，而19世纪上半叶目睹了对相关原理的全面科学研究，新的热动力学又反过来告诉工程师们如何制造出效率更高的发动机。在这期间，蒸汽机开始在运输行业取代了所有其他动力形式。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和北美，庞大的铁路网络正在形成。同时，汽轮开始取代帆船，所有这些革新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视野。从总体上看，人似乎是一种保守的动物。就发展速度而言，人类的技术能力超过了自己的政治智慧，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从这种失衡中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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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的早期发展唤起了人们对经济问题的兴趣。近代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项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23～1790）的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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