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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和他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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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探索首先受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尤其是斯巴达理想的启发。在第一部主要著作《悲剧的诞生》（1872年）中，尼采提出了著名的区别，即希腊精神中的阿波罗情结和狄奥尼索斯情结。对人类悲剧实在性的认识，与暗淡而情绪化的狄奥尼索斯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奥林匹亚的诸神殿则是某种可以抵消人生不幸的安宁幻象。这一点源自希腊精神中的阿波罗倾向。可以说，希腊悲剧是狄奥尼索斯热望的阿波罗式升华。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对此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从这些关于悲剧起源的解释中，尼采最终选择了悲剧英雄的概念。和亚里士多德不同，尼采在悲剧中看到的不是一种能够引起共鸣的感情净化，而是积极地接受现实生活。叔本华得出的是悲观的结论，而尼采却采取了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种态度可以在有关希腊悲剧的正确解释中辨别出来。但必须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乐观主义，而是对生活的严酷性和现实性的豪迈承受。和叔本华一样，他也认可意志的至高地位，但他更进一步认为，坚强的意志是善者的优秀特征，而叔本华却把意志视为万恶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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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把人类及其道德分为两类，即主人和奴隶。他的《善恶之外》（1886年）一书详尽论述了基于这一区分的伦理学理论。在主人道德中，“善”意味着独立、慷慨和自助等等，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亚里士多德“具有伟大灵魂的人”的品质。与之相对的缺陷则是依附、吝啬和怯懦等等，也就是恶。在这里，善与恶的对比大体上相当于高尚和卑鄙。奴隶道德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则发挥作用。它认为善存在于某种普遍的沉默当中，存在于一切消除苦难和反抗的事件当中。它谴责主人道德中的善，认为它不仅不恰当，而且是罪恶的，因为主人道德中的善容易引起人的恐怖感。对于奴隶（道德）来说，所有引起恐惧的行为都是罪恶的。而英雄或者超人的道德，则在善恶之外。这些学说在《查拉图斯拉如是说》中以道德宣言的形式被提了出来，该书在风格上模仿了《圣经》。尼采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他的作品看上去更像诗体散文，而不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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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尼采最为厌恶的东西，就是随着新技术发展起来的新的大众人性。他认为社会应该成为少数杰出人物实现贵族理想的温床。至于这样做可能会给小人物带来苦难，在他看来，则是无所谓的。他所想像的国家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国家有许多相同之处。他认为传统宗教为奴隶道德提供了支持。按他的观点，自由者必须认为上帝已经死了，我们必须为了人的更高形态，而不是为了上帝而奋斗。尼采在基督教中发现了奴隶道德的现成例子，因为基督教消极地怀着来世生活更好的希望。他还对奴隶道德做出了恭顺、怜悯之类的评价。正是由于瓦格纳后来倾向于基督教，尼采才会抨击这位曾被自己视为可敬的朋友的作曲家。除了提倡英雄崇拜以外，尼采还强烈地反对男女平等，他鼓吹把妇女看做奴隶的东方习俗。我们发现，这正反映了尼采本人无法妥当地与女性相处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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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这样的伦理学说中，对各种人和人的生活方式作了大量有价值的考察。如果是为自身考虑，那么使用某种无情的手段还算情有可原的，但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对大多数人所忍受的苦难无动于衷，这种观点却是缺乏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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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智慧 第十章 功利主义及其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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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必须回到一个世纪以前，谈论一下事情的另一个组成部分。随着这个世界物质环境的急剧变化，唯心主义哲学及其批判也得到了发展。源于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许多变化。首先是机器的运用，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织布机的构造有了改进，纺织品的产量也随之增加了。最关键的一步，是蒸汽机的完善，它为大量涌现的工厂提供了驱动机器的无限动力。利用燃煤锅炉来产生蒸汽是最有效的方式，因此煤矿开采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尽管常常在严酷恶劣的环境下作业。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工业化的早期的确是一个可怕又可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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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机的完善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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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圈地运动在18世纪达到了顶峰。数百年间，公地正逐渐被贵族圈占，作为私用。对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靠公地收益过活的乡下人来说，圈地运动给他们带来的是苦难。然而在18世纪以前，对他们土地专有权的这种侵犯并没有导致大批乡下人背井离乡，流到城镇去寻求新的活路，这些人逐渐被新工厂安置下来。这些低收入的被剥削者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和郊区（19世纪大面积产业贫民窟的前身），机器的发明首先引起了手工艺人的彷徨，他们感到自己的技术日益变得多余。同样，机器性能的每一次改进，都容易受到产业工人的抵制，因为他们害怕砸了自己的饭碗。即便是今天，他们也依然存在着这种担心。就像19世纪的动力纺织机一样，电子机械的使用也使工会忧心忡忡。不过，就这个问题来说，悲观主义者总是错的。世界上工业国家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下降，相反，财富和舒适程度在各个方面都有了逐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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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承认的是，早期的英国工业无产者的苦难是十分明显的。造成一些严重罪恶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无知，因为人们从未遇到过这些新问题。以手工业和农民产权为基础的旧自由主义，在处理工业社会的新问题时显得缺乏灵活性。改革虽然迟到了，但最终还是纠正了这些早期的过失。工业化发展得越晚的地方（如大陆国家），困扰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些麻烦就越少，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问题就更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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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斯的纺织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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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早期，科学与技术之间相互影响的趋势开始明显起来。当然，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始终都是存在的。但自工业化时代以来，科学原理系统地应用于技术设备的设计制造，还是引起了物质的加速扩张。蒸汽机提供了新动力，而19世纪上半叶目睹了对相关原理的全面科学研究，新的热动力学又反过来告诉工程师们如何制造出效率更高的发动机。在这期间，蒸汽机开始在运输行业取代了所有其他动力形式。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和北美，庞大的铁路网络正在形成。同时，汽轮开始取代帆船，所有这些革新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视野。从总体上看，人似乎是一种保守的动物。就发展速度而言，人类的技术能力超过了自己的政治智慧，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从这种失衡中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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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的早期发展唤起了人们对经济问题的兴趣。近代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项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23～1790）的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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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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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是一位哲学教授，也是大卫·休谟的同乡。他的伦理学著作继承了休谟传统，但总的说来不如自己的经济学著作重要。1776年发表的论文《国富论》为他赢得了声誉。该书首次对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进行了研究尝试，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劳动分工。斯密比较详尽地揭示出：假如把某件商品的制作过程细分为诸多环节，每一环节由一名专业化工人来负责，那么工业产品的产量就会增加。他特别举出了制造别针的例子，而且他的结论无疑是在实际考察的基础上得出的。从此以后，劳动分工的原则在工业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其正确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当然，还必须考虑人的因素。因为，如果专门化操作变得过于缺乏连贯性，那么就会破坏人们对本职工作的兴趣，最终受损害的还是工人。这个在斯密时代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难题，已经成了现代工业的主要问题之一，它对那些操作机器的人产生了非人性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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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了英国特色。18世纪法国的重农主义者虽然的确对经济问题产生过兴趣，但他们的影响不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后者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圣经。这方面的第二个重大贡献就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后来该理论为马克思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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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方面，工业化的兴起导致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始重视功利（主义），而功利正是浪漫主义者强烈反对的东西。但同时，和诗人及唯心主义者所煽起的浪漫激情相比，这种显得有些乏味的哲学在社会事务方面导致了更多的必要改革。它所寻求的变革是零碎而有序的，它的目标根本不是革命。而更为情绪化的马克思学说却不是这样，该学说以其独特的方式保留了大量的不妥协唯心主义（源于黑格尔），其目标在于通过暴力，对现有秩序进行全面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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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忽视了工业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人的问题，这些人并没有体会过工业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侮辱。他们起初认为，这些不愉快的事实也许是不幸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到了18世纪后期，当作家们开始提出这类问题的时候，那种有些自以为是的、缺乏同情心的漠然观点便被粉碎了。为了使这些事实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1848年的革命采取了一些行动。虽然作为一项政治策略，革命者掀起的骚乱并不怎么成功，但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们留下了对于社会环境的忧虑。英国的狄更斯和后来法国的左拉，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这些问题，从而使人们对事态有了更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