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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在哲学方面的观点几乎完全是派生的，《逻辑学》（1843）可能是最能牢固树立其声誉的书。他对归纳法的讨论在当时算是比较新颖的观点。归纳法受到一套原则的支配，它使人想起休谟的某些因果关系法则。归纳逻辑中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如何证明归纳论证的正确性。穆勒提出了如下见解：归纳论证的依据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自然恒定性，而自然恒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的归纳。这样一来，论证自然就成了循环论证，但穆勒似乎并不为此担心。然而，这里还牵涉到了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它至今仍使逻辑学家们头疼。大体上说，困难就在于：不知为什么，人们总觉得归纳法毕竟不那么受推崇，尽管它本该如此，因此，它必须得到证明；不过，这样一来似乎就会不自觉地陷入困境，但人们有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证明本身就是一个演绎逻辑的问题，如果归纳法本身还需要得到证明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归纳的。而演绎法本身，却没有人觉得非证明它不可，自古以来，它就是极受推崇的。也许惟一的办法就是让归纳法自成一派，不与演绎法辩护发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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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对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解释见于《功利主义》（1863）一书。该书几乎没有在任何地方超越边沁。和伊壁鸠鲁（也许可算第一位功利主义者）一样，穆勒最后也愿意承认某些快乐高于别的快乐，但事实上，他并没有成功地解释，与只有数量差异的快乐相比，质量更高的快乐意味着什么。但这并不奇怪，因为最大快乐的原则和对快乐的计算，隐含着对质量的排斥和对数量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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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试图提出一项论证，来支持“人们追求的实际上就是快乐”这一功利主义原则，然而，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只有当人们事实上看见了某个物体，它的可见性才能被证明；只有当人们听到了某个声音，它的可闻性才能被证明。经验的其他来源全都是这样。按照类似的方式，我可以这样理解，只有人们实际上有过要求后，才能证明什么东西是符合需要的。”不过这是利用了词语相似性的一种诡辩，它隐藏了逻辑上的差异。如果某物能够被看见，我们就说它是看得见的。拿“符合需要的”为例，它的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当我说某物是符合需要的，可能只是指事实上我的确需要它。当我对别人这样说时，当然会假定他和我一样喜欢或不喜欢。在这个意义上，说符合需要的东西就是人们想要的东西，这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当我们说什么东西是符合需要的，其中还有另一个含义。比如，我们说诚实是符合需要的，这实际上是说我们应该诚实，它是人们所作的一种伦理学表述。因此，穆勒的论证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可以看见的”和“符合需要的”两者的类推是粗浅的。休谟早就指出过，我们不可能从“是”中演绎出“应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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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要举出证明这一原则无效的直接反证并不难。快乐定义为想要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另外，说我想要的东西就是快乐，按常理也是错误的，尽管一种愿望的满足的确能给我带来快乐。在另外一些情形下，除了我有该愿望这个事实之外，我想要的东西与自己的生活并没有直接关系。例如，人们可能希望某匹赛马获胜，但实际上自己并没有下赌注。因此，功利主义原则很容易招来大量的异议。但是功利主义伦理学仍旧是有效的社会行动的源泉，因为，伦理学说宣称善就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这种观点可能被用到别处去，而没有考虑到人们是否真的一直按照有利于这种普遍快乐的方式来行动，那么，法律的作用就是保证最大的快乐得以实现。同样，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改革目标，与其说是为了实现理想的制度，不如说是为了建立可行的制度，以便真正赋予公民某种程度的幸福，这是一种民主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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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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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有一点与边沁完全相反，即他是自由的热情捍卫者。在著名的《论自由》（1859）一书中，他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最好的说明。这本书由他和哈丽特·泰勒共同写成，泰勒在前夫去世后，于1851年改嫁给了穆勒。在这篇论文中，穆勒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作了强有力的辩护，并建议限制国家干预公民生活的权力。他尤其反对基督教宣称自己是诸善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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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预防接种降低了死亡率，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口的急剧增长，这个问题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马尔萨斯（1766～1834）对人口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激进派的朋友，此外，他还是一名圣公会传教士。马尔萨斯在著名的《人口论》中提出了“人口增长远远快于粮食供应”的理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供应却只按算术比例增长，所以，人口增长必须得到限制，否则就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在如何控制的问题上，马尔萨斯采纳了传统的基督教观点。人们必须通过接受教育，学会“克制”，从而保持人口的低增长率。马尔萨斯本人结了婚，他身体力行地贯彻了这一理论，而且比较成功，他四年只生了三个孩子。尽管有这样的成就，但现在看来，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有效。在这些问题上，孔多塞的观点似乎更合理些。马尔萨斯主张“克制”，而孔多塞却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节育”。对于这一点，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原谅过孔多塞，因为在他坚定的道德观念中，这类方法是罪恶的，他认为人工节育并不比卖淫好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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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激进派对这个普遍性问题意见不一。边沁曾一度支持马尔萨斯，而穆勒则倾向于支持孔多塞的观点。穆勒18岁时，曾一度被捕入狱，因为他在某个工人阶级贫民窟散发“节育”小册子。因此他始终对普遍性的自由问题极为关注，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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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论》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它所提出的某些基本概念后来在其他领域也得到了发展。尤其是达尔文（1809～1882）由此演绎出了“物竞天择”原则和“生存竞争”概念。《物种起源》（1859）一书论述了有机体按照几何级数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相互间的斗争。达尔文说：“具有多种作用的马尔萨斯学说适用于动植物王国，因为在这种情形况下，既没有人为的粮食增长，也不会在生育上保持谨慎的克制。”在为了有限的生存条件而进行的自由竞争中，最能适应环境的有机体将取得胜利，这就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学说。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只是边沁“自由竞争”概念的延伸，但是在社会领域中，这种竞争必须遵循某些规则，而达尔文的“自然界竞争”并不知道有什么约束。用政治术语来说，“适者生存”的观点激发了20世纪独裁者们的某些政治思想。达尔文本人大概不会鼓励对其理论进行这样的扩展，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同情激进派及其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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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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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工作的另一部分，也是首创性较少的一部分，就是进化论。我们知道，这种思想要追溯到阿那克西曼德。达尔文所做的，就是在坚持不懈地观察自然的基础上，提供了大量事实的细节说明。世人对他的进化论证褒贬不一，但和杰出的米利都学派来相比，他肯定获得了更好的评价。而且，达尔文理论首次把进化论假说引入了更广泛的公开讨论之中。由于它根据“物竞天择”的原则，用某种普遍的原始有机体来解释物种的起源，因而与现行宗教所坚持的创世纪观点是对立的，这就使得达尔文主义者与所有的正统基督教徒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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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生物学家T.H.赫胥黎是达尔文主义的一个主要辩护者。自他以后，这些争端就逐渐平息了下来。然而在争执的白热化阶段，“人和高级类人猿是否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个问题却能够极大地伤害人们的感情。而我倒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类人猿的冒犯。不管怎么说，今天已经没什么人为此感到别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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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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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激进派为起点的另一条发展路线直接通向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李嘉图（1772～1823）是边沁和詹姆士·穆勒的朋友，1817年，他发表了《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在论文中，李嘉图提出了完善的地租理论及劳动价值论。前者不为人所重视，而后者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者所消耗的劳动量，这就导致了1825年托马斯·霍吉斯金提出，劳动者有权从其创造的价值中获得利益，如果资本家或地主收走了地租，这就和抢劫没有什么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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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罗伯特·欧文也在为工人的事业奔走呼吁。他早就把一些处理劳工问题的新原则引进到了自己的新拉纳克纺织厂。他满怀着高尚的伦理观念，宣称当时普遍剥削工人的非人道做法是错误的。他通过实践表明，即使付给工人们公平的薪水，而且不用加班加点，经营一个企业也照样能够盈利。在欧文的推动下，第一部《工厂法》出台了，尽管它的条款远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目标。1827年，欧文的追随者们首次被称为社会主义者。激进派当然不会喜欢欧文的学说，因为它似乎想推翻公认的财产概念，而自由主义者更倾向于认可自由竞争及可能获得的意外横财。欧文领导的运动产生了合作制，而且促进了早期的工会概念。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哲学，这些早期的发展并不顺利。欧文首先是一位实践者，他对自己的主导思想怀有炽热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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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主义提供哲学依据的工作是由马克思来做的。在这方面，马克思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学。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做哲学讨论的一种工具。这样一来，功利主义就成了马克思理论的基础，最终的结果证明，这一理论更具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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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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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泽尔河畔的特里尔城是一个诞生圣人的地方，因为它不仅是安布洛斯的故乡，而且也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出生的地方。就圣人资格而论，马克思无疑更胜一筹。马克思出身于一个皈依了新教的犹太家庭。在大学时代，他受到了当时正盛行的黑格尔主义的强烈影响。当1843年普鲁士当局查禁《莱茵报》时，他的记者生涯就突然结束了。接下来，马克思去了法国，并结识了法国的社会主义领袖人物。他在巴黎遇见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格斯的父亲在德国和曼彻斯特都拥有工厂。由于曼彻斯特的工厂由恩格斯来管理，因此他能够向马克思介绍英国的劳工问题和工业问题。在1848年革命前夕，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他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法国和德国的革命中去。1849年，他遭到了普鲁士政府的驱逐，于是就到伦敦避难。除了几次短暂的回国之外，他一直住在伦敦，直到去世。基本上是由于恩格斯的资助，马克思及其家人才得以生存下来。尽管生活贫困，但马克思仍然充满热情地研究和写作，为他感到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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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主要受了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他和“哲学激进派”的联系。和后者一样，马克思也反对浪漫主义，而探索一种所谓的科学社会理论。他从李嘉图那里采纳了劳动价值论，尽管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从一个假设中论证出，现有的社会秩序是不可更该的，由于自由竞争使工人的工资保持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因而人口的数量就可以得到控制。而马克思却采取了工人的立场，认为一个人创造了超出其酬劳的价值，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将这种剩余价值全部搜刮走，资本家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剥削了劳工。然而，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私人的问题，因为，这种剥削需要同时有大量的人力和设备来完成工业规模的商品生产，所以，我们应该按照系统化生产以及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整体关系来理解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