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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提出所有这些警告之后，我们也许应该记住，要正确地透视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非常困难的。另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当一切似乎濒临灭亡之际，总会有一些具有远见与魄力的人站出来正本清源。尽管如此，还是完全可以说，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全新的局面。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西方经历了一次空前的物质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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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哲学的对立，究其原因，是孔德实证主义的一个结果。我们在提及这一点时可以看到，孔德坚决否定了假设的建立。自然的进程可以被描述，但不能被解释。从某些方面看，这种观点和当时盛行的科学乐观主义有关。只有当人们感到科学事业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完备，并感到目标即将实现时，才可能出现这样的理论。值得关注的是，提到这个话题时，人们总是喜欢断章取义地引用牛顿的一段话，从而使他的本意遭到了曲解。在谈到光的传播方式时，牛顿慎重地说自己没有提出假设，他无意去做出某种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法解释。不过，我们也许能意识到，一种有力的理论（如牛顿的）一旦创立，就会在一个时期内得到充分的应用，而不需要提出这样的假设。只要科学家们仍然认为牛顿的物理学将会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那么他们就会很自然地坚持描述而不去解释。唯心主义哲学家喜欢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把探索的一切分支纳入某个包容一切的巨大体系，而科学家正相反，他们感到自己的研究不应该陷入某种一元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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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实证主义者要求把探索维持在经验的范围内，这是在有意识地求助于康德及其追随者。为现象寻找理由，并声称提供了解释，这无异于闯进了解释范畴并不适用的本体之中，因此，这必定是一项不切实际的工作。所有对探索的哲学意义感兴趣的科学家，都以这种态度看待科学理论。当康德的名字在这里被引用时，必须记住的是，这些思想家所得出的观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康德学说。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康德的认识论把解释范畴的架构看做经验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在现在这种背景下，这些思想家声称解释是非科学的，因为他们设想它超出了经验范围，所以我们不认为这些科学实证主义者已经透彻地理解了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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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马赫（1838～1916）就是这些科学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其《力学》一书为力学提供了一种实证主义解释，并在解释过程中有意避免了使用牛顿物理学中曾经出现过的经院派术语。像“力”这样的术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力”并不是我们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只能说，物体以某种方式运动，因此马赫废除了“力”的术语，而用纯粹运动学的加速度概念来定义它。的确，马赫并不是在宣称建立一门将会更加有效的力学。事实上，实证主义者所做的就是运用“奥卡姆剃刀”剃掉空洞的科学概念中明显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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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无法详细地审验这种删减具有多大的合理性，但是，坚持普遍性科学方法的观点却具有某些重要意义。排斥假设，是误会了解释在科学中的作用，只要假设能够说明现象和预测未来，那么它就起到了解释的作用。如果不把假设本身当作探索的对象，那么它就可以继续解释下去，只要不违背事实。但是，假设之所以能起解释的作用，仅仅是因为它本身仍然没有被解释。当轮到它需要有说明时，它也就不再起解释的作用了，不过我们必须利用尚未得到解释的其他假设来解释它。这一点也不难理解，你不可能同时解释一切。而实证主义者却错误地认为你根本不能解释任何事物。如果你真的要抛弃所有的假设，那么又怎么来从事科学研究呢？剩下的全部方法似乎就只有培根的分类法。正如我们所知，这种方法并不能把我们引向深入。因此，恰恰是科学需要继续发展这一事实，证明了马赫之类的实证主义者的虚妄。迈耶松（1859～1933）的著作对实证主义学说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判。他的认识论的确是康德式的，虽然细节上并不一致，但在原则上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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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家们在试图用科学观点来取代他们所蔑视的“形而上学”时，常常陷入自己的形而上学困境。从某种角度看，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虽然有一些正当理由来否定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思辨，但却忘了科学探索本身就是在某些预想的基础上进行的。康德至少在这个程度上是正确的。因此，像因果关系这样的普遍性概念就是科学工作的前提，它不是研究的结果，而是一种预想，即使只是一种人们心照不宣的预想，没有它，研究就无法进行下去。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问题，那么后来出现在科学家著作中的那些新奇的哲学观，就不像猛一看上去那么令人鼓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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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学家们赞成某种数学的仪式，就把科学陈述及程序的意义有意地抛开了。科学研究的结果已经推翻了僵化、封闭的牛顿世界观，但总的说来，科学家们并不打算扩大这种观点，而是满足于利用数学理论来应付他们的问题，一旦有了恰当的解释，这些理论就会产生充分的结果。他们不再理会计算与转换的中间阶段，后者不过是起到了一套规则的作用。尽管这种态度并不普遍，却流传甚广；令人惊讶的是，它竟使人想起了文艺复兴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及其信徒的数字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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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普遍性趋势，使哲学领域产生了一场脱离科学的运动。不仅欧洲大陆唯心主义的复苏如此，而且不列颠的语言哲学也多半如此。至于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任务确实不是去发现，而是去评价被各方接受的各种说法的价值。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哲学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但是，不同的哲学观却能在不同的程度上，推动或妨碍科学探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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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必须回到正题，讨论一下哲学本身。在19世纪后期，从大陆漂流而来的唯心主义在英国的哲学舞台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不列颠的雨水来自爱尔兰，唯心主义则来自德国。然而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却并不完全坚持黑格尔传统。在牛津从事研究和创作的F.H.布莱德雷（1846～1924）批驳了唯物主义，他所追求的“绝对”使人想起斯宾诺莎的上帝或自然，而不是黑格尔“绝对理念”的那个“绝对”。另外，他在讨论中所采用的辩证方法，也并不是黑格尔所谓的有机生成原则，而是一种符合柏拉图及其爱利亚传统的推论工具。的确，布莱德雷在不遗余力地批判黑格尔有点理性的一元论，因为后者有一种把认知与存在混为一谈的倾向，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布莱德雷试图在理性思维的范畴之内，达到纯粹感觉或经验的境界，我们正是在这个阶段，才能够谈到实在性。思维常常歪曲了实际存在的东西，仅仅产生出一些现象。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是因为人们把外来的分类与关系的框架强加于实在存在。因此布莱德雷认为，在思维过程中，我们会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矛盾之中。这种学说见于《现象与实在》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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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布莱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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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德雷抨击思维的主要出发点是：思维必然是理性的；至于关系，正如他所说，则把我们卷入了矛盾之中。为了使这个奇怪的结论得以确立，布莱德雷采取了“第三人论证”的形式，柏拉图式的巴门尼德派曾用这种形式来批驳苏格拉底的参与论。由于品质与关系是有区别的，但同时又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在任何特定的品质中，将严格属于品质和关系的两部分区分开来。不过，我们不能区分品质本身的各个不同部分，即使能，也会遇到把品质与关系这两部分重新扯到一起的难题。这样就会牵涉到一种新的关系，“第三人论证”也就由此介入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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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思维领域及其科学就陷入了矛盾的困境，因而属于现象而不是实在。布莱德雷在这里令人费解地绕了一圈后，却得出了和休谟相同的结论，尽管他们的根据不同。他和休谟一样，也否定了“自我”概念，因为它涉及关系。正是由于同样的理由，也必须把现有宗教的上帝当做现象不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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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方式清理了现象之后，布莱德雷在“绝对”中看到了实在，这里所说的“绝对”，似乎就是爱利亚学派从内心（比理性思维更直接的层次）体验到的“太一”。在“绝对”中，一切差异得到了统一，一切冲突都得到了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现象被取消了，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思维和科学研究都要涉及现象。同样，人所犯的罪，也像现象一样扎根于日常世界，无法抹去。但是从“绝对”的高度看来，这些缺陷似乎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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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纳德多·克罗齐（1866～1952）的哲学似乎是另一种派生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尽管维科的直接影响可能更大一些。克罗齐不是一位学院派哲学家，他一生长寿，而且在经济上独立。他的国际声望使他在法西斯时代幸免于难，没有受到太多的骚扰。战后，他曾在意大利政府中担任过多种职务。克罗齐创作了大量的历史和文学作品。1905年，他创办了文学杂志《批评》，并一直担任它的编辑。他的哲学态度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美学，因为当心灵思索一件艺术品的时候，它正在具体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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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纳德多·克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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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和黑格尔一样，也认为实在是属于精神的。黑格尔的一元论不肯为不列颠经验主义（甚至康德理论）认识论的各种困难留有余地。尽管黑格尔强调辩证法，并坚持精神过程包含着对障碍的能动性克服，但克罗齐还是在这个问题上直接回到了维科的“真理即事实”。不管怎么说，他看到了黑格尔主义的某些主要弱点：一是把辩证法应用于自然；二是把数的三分法搞得玄而又玄。黑格尔一开始就在他的唯心主义体系概念中犯了错误，我们已经对此作了一些批判性评论。在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辩证发展的学说与终极目标的实现是相抵触的。克罗齐保留了发展概念，尽管他没有接受黑格尔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他没有采纳辩证的进程观点，而是对维科的阶段论进行了加工。维科曾认为这些发展是循环式进行的，因此，万物最终都将回到同一个起点。回顾一下就可以发现，恩培多克勒也持这一观点。而克罗齐则认为这些发展是往前进行的，因此，当心灵回到起点时，它已经在过程中有了新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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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尽管批驳了黑格尔，但他仍然在自己的著作中保留了很大程度的辩证法。他在《美学原理》中的说法就使人想起黑格尔的逻辑学。“谬误与真理之所以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因为纯粹、绝对的谬误是不可想像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存在这种谬误。谬误用两个声音说话：一个声音对错误进行断定，而另一个声音却在否定它。这是一场‘是’与‘非’的斗争，也就是所谓的矛盾。”克罗齐认为这段摘录也可以用来强调以下观点：心灵可以把握住实在。从原则上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发现的。任何不可想像的东西都不可能存在，因此，只要存在的东西就一定可以想像。需要指出的是，布莱德雷的观点正好颠倒了过来，他认为可以想像的东西就一定存在，其表达公式是：可能存在和一定存在的东西才存在着。最后，克罗齐把维科描述成了19世纪的理性主义者，这是黑格尔派的影响所致，实际上，维科应该是17世纪的柏拉图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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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柏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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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影响的法国哲学家是亨利·柏格森（1859～1941），他在反对科学方面引起了完全不同的变化。他坚持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卢梭以及浪漫主义运动。柏格森和实用主义者一样，也强调行动至上。在这方面，他对哲学和科学探索中谨慎而冷静的理性方式有些不耐烦。理性思维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力求精确，《沉思录》中的笛卡尔格言就很好地表达了理性思维。首先，当我们试图在语言的框架内捕捉瞬间的经验运动时，我们似乎就阻碍了实在的流变，得到的只是一幅苍白而静止的语词图画。在这里，我们遭遇了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的古老问题。柏格森要做的，就是坚持流变在经验中的实在性，反对用理性的僵化形式来模仿和歪曲世界。至此，柏格森的问题似乎让人想起布莱德雷，但答案却完全不同。布莱德雷的形而上学最终和他的逻辑理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真理的一致性理论，而柏格森则认为必须克服逻辑本身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布莱德雷说成理性主义者，把柏格森说成非理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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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9世纪唯心主义及唯物主义一元论形成反差的是，柏格森哲学又回到了二元论的世界观。然而，把宇宙一分为二的观点并不完全就是早期的二元论。一个是笛卡尔所说的物质；另一个则是某种活力原则（不同于理性主义的心灵或精神）。活力与物质这两种巨大的力量卷入了一场永恒的斗争之中，积极的生命冲动试图克服由惰性物质设置的种种障碍。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的力量虽然受到了物质条件的影响，但仍旧保持着自由行动的基本特征。柏格森抛弃了传统的进化论，是因为它具有理性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不允许出现任何全新的东西。这就损害了柏格森赋予生命的行动自由，他认为进化能产生真正的新事物，从字面意义看，进化是创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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