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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纳德多·克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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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和黑格尔一样,也认为实在是属于精神的。黑格尔的一元论不肯为不列颠经验主义(甚至康德理论)认识论的各种困难留有余地。尽管黑格尔强调辩证法,并坚持精神过程包含着对障碍的能动性克服,但克罗齐还是在这个问题上直接回到了维科的“真理即事实”。不管怎么说,他看到了黑格尔主义的某些主要弱点:一是把辩证法应用于自然;二是把数的三分法搞得玄而又玄。黑格尔一开始就在他的唯心主义体系概念中犯了错误,我们已经对此作了一些批判性评论。在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辩证发展的学说与终极目标的实现是相抵触的。克罗齐保留了发展概念,尽管他没有接受黑格尔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他没有采纳辩证的进程观点,而是对维科的阶段论进行了加工。维科曾认为这些发展是循环式进行的,因此,万物最终都将回到同一个起点。回顾一下就可以发现,恩培多克勒也持这一观点。而克罗齐则认为这些发展是往前进行的,因此,当心灵回到起点时,它已经在过程中有了新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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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尽管批驳了黑格尔,但他仍然在自己的著作中保留了很大程度的辩证法。他在《美学原理》中的说法就使人想起黑格尔的逻辑学。“谬误与真理之所以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因为纯粹、绝对的谬误是不可想像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存在这种谬误。谬误用两个声音说话:一个声音对错误进行断定,而另一个声音却在否定它。这是一场‘是’与‘非’的斗争,也就是所谓的矛盾。”克罗齐认为这段摘录也可以用来强调以下观点:心灵可以把握住实在。从原则上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发现的。任何不可想像的东西都不可能存在,因此,只要存在的东西就一定可以想像。需要指出的是,布莱德雷的观点正好颠倒了过来,他认为可以想像的东西就一定存在,其表达公式是:可能存在和一定存在的东西才存在着。最后,克罗齐把维科描述成了19世纪的理性主义者,这是黑格尔派的影响所致,实际上,维科应该是17世纪的柏拉图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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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柏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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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影响的法国哲学家是亨利·柏格森(1859~1941),他在反对科学方面引起了完全不同的变化。他坚持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卢梭以及浪漫主义运动。柏格森和实用主义者一样,也强调行动至上。在这方面,他对哲学和科学探索中谨慎而冷静的理性方式有些不耐烦。理性思维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力求精确,《沉思录》中的笛卡尔格言就很好地表达了理性思维。首先,当我们试图在语言的框架内捕捉瞬间的经验运动时,我们似乎就阻碍了实在的流变,得到的只是一幅苍白而静止的语词图画。在这里,我们遭遇了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的古老问题。柏格森要做的,就是坚持流变在经验中的实在性,反对用理性的僵化形式来模仿和歪曲世界。至此,柏格森的问题似乎让人想起布莱德雷,但答案却完全不同。布莱德雷的形而上学最终和他的逻辑理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真理的一致性理论,而柏格森则认为必须克服逻辑本身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布莱德雷说成理性主义者,把柏格森说成非理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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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9世纪唯心主义及唯物主义一元论形成反差的是,柏格森哲学又回到了二元论的世界观。然而,把宇宙一分为二的观点并不完全就是早期的二元论。一个是笛卡尔所说的物质;另一个则是某种活力原则(不同于理性主义的心灵或精神)。活力与物质这两种巨大的力量卷入了一场永恒的斗争之中,积极的生命冲动试图克服由惰性物质设置的种种障碍。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的力量虽然受到了物质条件的影响,但仍旧保持着自由行动的基本特征。柏格森抛弃了传统的进化论,是因为它具有理性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不允许出现任何全新的东西。这就损害了柏格森赋予生命的行动自由,他认为进化能产生真正的新事物,从字面意义看,进化是创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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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在自己最有名的著作《创造性进化论》中提出了这一学说,他所设定的这种进化过程直接来源于艺术创作的类推。正如艺术家在创造性欲望的驱使下采取行动一样,自然界的生命力也是如此。进化的变革通过源源不断的创造性欲望来实现,而这些欲望所针对的则是迄今尚不存在的某些新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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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过程使人类成了智能超越本能的动物,在柏格森看来,这是人类的不幸。在他之前,卢梭也有同样的观点。人的智能有禁锢本能的倾向,从而剥夺了人的自由,由于智能把它的概念性条条框框强加于世界,因而扭曲了世界的本来面目。理性主义学说认为智能是争取自由的力量,而我们实际上已经远离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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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的最高形式是直觉,直觉是某种直接与世界相一致的精神活动。智能在歪曲世界,而直觉却在如实地把握经验。根据柏格森的观点,智能的困境就在于它只能胜任对物质世界非连续性的说明。显然,这种观点和如下概念有关:语言是非连续性概念的框架。至于生活,则在本质上是连续的,所以智能不可能理解生活。在这方面,我们似乎必须依赖于直觉。柏格森认为,智能与直觉的区别类似于空间与时间的区别。智能分解并分析世界,它以一种梦幻般的永恒方式发挥作用。我们以前在词的本义上对比过理论与实践,认为智能是理论的,它以几何学方式来看待世界,对它来说,世界只有空间而没有时间。然而生活却是一种时光在流逝的实在的事务,于是直觉就介入了生活。的确,通过智能而获得的空间性分析有一定的意义,但它们却使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生活。物理学理论中的时间并非真正的时间,而是一种空间性隐喻。柏格森把直觉的实在性时间称为“绵延”,但“绵延”到底是什么,却不容易说清楚。柏格森似乎认为它是某种纯粹的经验,当我们停止理性思维,彻底放任自己翱翔于时间之巅时,这种经验便主宰了我们。可以说,在某些方面,这种观点类似于认识的存在主义模式,克尔恺郭尔首先提出了这种模式,后来存在主义者加工并接受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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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的时间理论与他对记忆的解释有关。在记忆中,具有意识的心灵会设法联通过去与现在。过去已经不复存在,而现在则正具有活力。当然,这种观点所假定的恰恰就是那种数学意义上的时间。如果是在别的地方,柏格森就会想方设法摈弃它,而支持“绵延”。如果要使关于活动的陈述有意义,那么就必须将过去与现在分开。另外,记忆一词的双重含义也产生了某种混淆,有时候,我们把记忆理解为此时此地正在回忆的精神活动,有时候又把它理解为正在如此回忆的过去的事件。精神活动与其对象的混淆使得柏格森把过去与现在放到一起纠缠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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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的思想有反理性主义的倾向,因此他不喜欢为自己的观点(期望别人接受的观点)提供理由,无论这理由是好是坏。相反,他喜欢借助于某种诗化的属性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样做虽然非常精彩,但不一定能使读者信服。的确,任何企图超出理性范围的准则都会面临这种困难,因为,一旦论及接受观点的理由,就已经进入了理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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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好认为柏格森的理论指出了经验的一些心理学(而不是逻辑学)特征,从这个意义上,它与心理学理论的某些趋向是一致的。至于存在主义,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考虑。心理学领域伟大的新发展就是精神分析论,不过在展开对它的简略探讨之前,我们必须提及心理学的另一个趋向,即通常所说的行为主义观点,它在许多方面和精神分析论是对立的。心理学的行为主义是实证主义的一个分支,它否认过去的内省心理学表面上看来的神秘本质,宣称赞同公开的行为(分析)。只有观察到正在做的事情才有意义。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最多只能够通过某种方式,以概念框架来描述行为和行动的意向。而这些东西是公开的、可以观察到的,而且经得起物理学家实验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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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巴甫洛夫,俄国生理学家,从事条件反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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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的一种简单的推广,就是为心理学事件找到纯物理学和生理学的解释,因此,在前面解释过的意义上,这种理论就是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这种发展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研究。我们都听说过巴甫洛夫和流涎狗的故事,简单地说,该实验就是在向动物提供食物的同时发出某种信号,例如在屏幕上显示某个图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只要出现图形,就能使动物产生期待食物出现的生理反应,一见到相应的信号,动物就开始流唾液。这种反应就叫条件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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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研究要表明的是,可观察的具体情景揭示了某些有关联的事件,而这种联系可以通过强加的习惯(在某种程度上)来予以改变。从这一点上看,解释中所采用的联想主义心理学就完全是传统的休谟方式。不过除此以外,似乎还有以下言外之意:没有必要把这些神秘本质假设为思想;能观察到的相关事件已经包括了我们可以说出的一切。这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证说明,无疑需要加上某些限定条件。不过,就我们现在的讨论目的而言,它已经足以预示趋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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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甫洛夫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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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方面也出现了一种类似的发展,即语言学的一些形式废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含义,取而代之的是语言的实际用法,或在适当场合以某些方式使用语言的意向。我们也应该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去流口水,而不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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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为主义观点完全对立的各种心理学理论,都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这个名字有关。他从一种纯生物学的观点出发,最终确立了他的心理学,他的学说不受限制地看到了隐蔽的本质。这一理论中的“潜意识心灵”概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本质而言,潜意识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这个理论是否健全,我们姑且不论,在这里必须重复的是,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一个十分正确的科学假设。那些出于实证主义偏见而排斥假设的人,自然无法理解它在科学方法中的作用,但是在弗洛伊德这里,潜意识心灵的理论及其运作方式,却为心理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手段。首先是弗洛伊德关于梦的一般性理论,参见《梦的解析》(1900);其次是他关于遗忘的理论(与前者有关),1904年出版的《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一书对该理论作了通俗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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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与醒的区别在于:梦允许某种自由和幻想,这些东西在清醒的生活中是经不起事实的考验的,但做梦者的这种自由毕竟要比现实中的自由更彻底。这也是任何关于梦的普遍性理论的结论。弗洛伊德著作总的假设是: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而受到抑制的需求和欲望,却能在梦中实现。我们不能在这里深入地探讨抑制的机制和个人心理器官的详细结构,但只要指出以下这一点就足够了:做梦者有一定的自由来重新组合基于直接经验的各种因素以及白天(乃至孩提时代)受到抑制的愿望。解释的作用就在于揭示梦的真正含义,这里面包括对抑制过程中某些象征符号的认识。为了掩盖某种令人不快的真相,或担心真实意图得不到支持,而避免直言不讳。在做出这些解释的过程中,弗洛伊德确立了一整套象征符号一览表,不过,他本人在使用这些象征符号时,比他的追随者们更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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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疗学方面,我们必须记住,弗洛伊德是一名医生,他认为这些过程的暴露或对其进行精神分析,有助于调节压抑引起的神经失调。要达到治病的目的,仅仅依赖分析是不够的;但如果没有它,甚至不可能作任何尝试。当然,治疗学里的知识概念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如前所述,苏格拉底早就有过这种看法。当代语言分析学家们也对哲学难题持有一种极为相似的观点,他们把这些难题比作需要用分析来治疗的语言学神经官能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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