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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正如其名称所示，它首先是实证主义的。该学说坚持认为，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来自科学；严格地说，旧的形而上学全是空话。除了经验，我们不可能认知任何别的东西。假如抛开“本体”不论，那么这一观点就类似于康德的思想。他们不仅坚持经验性的考察，而且提出了一种内涵标准，后者与实验室科学家的传统实用主义有些关系。这就是著名的可验证性原则，根据该原则，一个命题的内涵就是其验证方法。它派生于马赫，马赫在定义力学术语时就使用了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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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逻辑实证主义运动发源于维也纳，但却并没有在维也纳维持下来。1936年，施里克被他的一名学生杀害了。由于纳粹政权的禁锢即将到来，学会其他成员认为有必要搬到别的地方去定居，结果，他们都去了美国或英国，卡尔纳普去了芝加哥，韦斯曼去了牛津。与科学语言的统一化趋势相一致的是，该运动在战争爆发前夕出版了《统一化科学的国际百科全书》的首批专著。这套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奥·纽拉特于1945年在英国去世。因而逻辑实证主义就从其故土移植到了英语国家，并再次与不列颠经验主义的古老传统发生了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这一传统的受惠者。在英国，逻辑实证主义学说通过A.J.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1936）一书首次赢得了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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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纽拉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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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时间里的一切，我们都可以问在它之前发生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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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运动的内部盛行着某种共同的立场，即轻视形而上学，重视科学。但别的领域却在逻辑、科学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尤其是“可验证性原则”遭到了各式各样的解释。事实上，实证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围绕如下探讨来发展的：可验证性原则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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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真理的实用主义理论一样，内涵的可验证性理论也面临着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因为，如果我们已经找到了某种验证命题的方法，并对这种方法进行一番描述性的解释，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问：这种解释的内涵是什么？这就立即导致了内涵需要验证的无限循环，除非我们在某个阶段认为命题的内涵就在眼前，不必验证。但这样一来，最初的原则就被打破了，而且我们还可以说：内涵能够被立即直接辨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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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者进一步的困难，就是要把一切哲学思辨当做毫无意义的东西予以抛弃，因为，可验证性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理论。为了尽可能避开这一难题，施里克论证说：可验证性原则实际上深藏在我们的行为之中，之所以要费这么多笔墨来陈述它，只是为了提醒我们事实上自己是如何去做的。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原则就最终是正确的，从而表达了某个哲学立场，因为，大家都承认它并不是经验科学的一个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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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里克试图摆脱连续性验证的无限循环。他认为，内涵最终是从明显的经验中推导出来的，是后者把前者赋予了命题。卡尔纳普在寻求类似的目标，他试图建立一套形式逻辑体系，把认识论问题纳入原始理念，这些理念则由认可相似性的某种基本关系联系到一起。这种办法的基础是一个与真理理论对应的心照不宣的假设。作为对认知问题的一种解释，该理论的缺陷在于：它要求我们成为局外人，让经验与命题自己去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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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拉特意识到了这一困境，他坚持一个命题只能和另一个命题相比较。按照他的看法，向命题提供支持的是“拟定性陈述”；他把这种陈述和通常的经验性陈述放在一起来考虑，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必然的。卡尔纳普采取了相似的看法，但他认为“拟定性陈述”是不容置疑的起点，这种观点有点笛卡尔主义的意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种探讨问题的方法都会使我们按照传统理性主义的方式，得出一种一贯性的真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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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上，卡尔纳普最终把注意力转向了大不一样的立场。如果人们能够发明某种形式化的语言，其结构是如此奇妙，以至于使不可验证的陈述无法得到阐述，那么使用这样一种语言，就可以让一切实证主义者心满意足。可验证性原则就被按原样植入了该体系的句法之中。不过，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也不够充分。首先，内涵的问题不可能纳入句法结构，因为后者涉及的是遣词造句的方式。其次，构建这样一种体系，等于是在心照不宣地设想：现在，所有的发现都已经完成。在某些方面，它等于是黑格尔的体系，后者的基础也是相似的观点，即世界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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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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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维特根斯坦不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但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他仍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早期的逻辑理论对前者的思想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不过，当逻辑实证主义扎根于英国之后，给它带来全新转变的却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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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运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学派，其中最重要的学派之一就是语言分析学派，在过去数十年中，它主导了英国哲学。和正统的逻辑实证主义一样，语言分析学派也坚持以下原则：一切哲学困惑都是在语言运用上敷衍的结果。因此他们认为，每一个阐述得当的问题都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进行分析的目的就是指出“哲学的”问题产生于对语言的随意滥用。如果阐明了这些问题模棱两可的解释，那就说明滥用语言是没有意义的，困惑自然也就消失了。所以只要运用得法，我们就可以把哲学看做某种语言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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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阐明这种方法，尽管我并不认同针对这一点的特殊论证。人们常常问自己，一切是如何开始的，是什么启动了世界？或者说世界开始运行时是什么样子的？姑且不论答案，我们先来仔细考察一下问题的措词。问题的中心词就是“开始”。在日常交谈中，这个词是怎样运用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附带的疑问，我们必须考察一下使用这个词的一般情形。比如，一场交响音乐会可能在八点开始。开始之前，我们可能要进城吃饭；结束以后，我们就要回家。必须注意的一个要点是：只有问开始之前或开始之后发生了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开始”是指时间上的一个点，它标志了事件发生的一个阶段。假如我们现在回到“哲学的”问题上来，立刻就会明白自己正在以某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使用“开始”这个词。因为我们从未打算问每一件事开始之前都发生过什么。的确，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的错误所在。如同寻找某个圆的方形一样，寻找没有开始的开始同样是不可能的。一旦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再提这样的问题，因为它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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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1889～1951）对英国的分析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曾一度和维也纳学派有过接触，和该学派的成员一样，在希特勒德国的风暴来临之际，他也离开了原来的居住地。他后来迁居到了剑桥，1939年G.E.穆尔退休之后，他应聘担任了教授一职。出版于1921年的《逻辑哲学论》，是他生前出版的惟一著作。他在书中提出了“一切逻辑真理都是同义反复”的观点。根据他的专门含义来理解，“同义反复”是一个命题，与之相对的是自相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同义反复”基本上相当于更为常用的术语“分析”。在晚年，维特根斯坦的兴趣从逻辑学转向了语言分析。就现存的记载来看，他的观点见于教学笔记和他去世后才发表的论文集（我手头有其中两卷）中。由于文体独特而深奥，他很难干脆利索地进行描述。至于他晚年哲学理论的基本原则，用这句话来陈述也许是恰当的：“词的内涵在于其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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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在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提出了“语言游戏”的比喻。按照他的见解，有些语言的实际运用就像是一场游戏，比如下棋，其中既有对弈者必须遵循的一定规则，又有允许走棋的某种限制。后来维特根斯坦完全摈弃了自己早年的《逻辑哲学论》，对当时的他来说，似乎有可能把一切陈述都解析成不可再分的简单终极成分。所以这一理论有时也被称为“逻辑原子论”，它与早期理性主义的单纯终极学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人们正是以它为基础，试图创造出能够极其精确地表述一切的完美语言。维特根斯坦在晚年否认了创造这种语言的可能性。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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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掌握各种语言游戏的规则，我们就可以从词汇的运用中获得它们的内涵。也就是说，我们有时需要学习某个词的“语法”或“逻辑”。这一专门术语在语言分析学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那么，形而上学问题的产生就会是未能掌握词的“语法”的结果。因为我们一旦正确地理解了规则，就没有理由提出这类问题了。语言治疗法已经治愈了我们的“随意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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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维特根斯坦极大地影响了语言哲学，但在某种程度上，语言分析还是按照自己的一些方式来发展的。尤其是在语言区别方面出现了某种新的趣味，不管它具有什么样的疗效。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已经产生，并像它的中世纪先驱一样，驶入了有些狭隘的轨道。绝大多数语言分析流派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日常语言是充分适当的，困惑来自哲学的谬误。这种观点忽略了如下事实：日常语言充满了过去哲学理论逐渐褪去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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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举出的例子揭示了应该如何来理解常用疗法。在清除深奥晦涩、错综复杂的形而上学糟粕方面，这种分析法的确是有效的武器；但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它却存在着一些缺陷。的确，我本来应该想到，哲学家们一直在默默地进行修正。今天之所以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是出于某种学问上的狭隘观念，这种观念似乎正是最近的新风尚。尤其严重的问题是，日常用语被奉为一切争议的仲裁者。我认为，日常语言本身也有被严重混淆的可能，这一点似乎是很显然的。假如像对待善的形式一样来对待日常语言，不去探究它是什么、怎样产生、运用和发展，那么这至少也是危险的。正如生活中所运用的那样，心照不宣的假设就是具有某种优越性和潜在智能的语言。和它有间接联系的进一步假设，则允许忽视所有的非语言知识，那些语言分析的信奉者正是醉心于这种随意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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