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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传达自己时,我们不再能充分地尊重自己。我们本己的体验完全是不善言辞的。就算它们想传达自己,它们也做不到。这是因为它们缺乏语词。我们已经超出了我们用语言所要表达的东西。在所有言谈中,都包含着几分蔑视。语言仿佛只是为平均的东西、中等的东西和适于言谈的东西而发明的。说话者已经用语言把自己平庸化了。——从聋哑人和另类哲学家的道德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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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像美得令人陶醉!”……文学女人,不满足、神经过敏、身心空虚,随时带着令人痛苦的好奇心倾听从其肌体深处低声发出的命令“不是孩子就是书籍(aut liberi aut libri)”:文学女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足以理解自然之音,即使它说的是拉丁文。另一方面,她又有足够的自负和愚蠢,悄悄地和自己说法语:“我将看我自己,我将读我自己,我将对自己着迷并且说:可能我真有如此才智吧?”(je me verrai,je me lirai,je m’extasierai et je dirai:possible,que j’aie eu tant d’esp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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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个人主义者”得到了发言机会。——“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明智、容忍和冷静更容易做到的了。我们周身充满了宽容和同情之油,我们以一种荒唐的方式而公正合理,我们宽恕一切。正因如此,我们应当更严厉一些;正因如此,我们应当间或使自己养成一种小小的情绪冲动,一种小小的情绪冲动的恶习。这可能会使我们感到很困难。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许会嘲笑我们所提出的这种观点。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再也没有其他方式的自我克制了:这是我们的禁欲主义,我们的赎罪”……变得个性化——“非个人主义者”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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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一场博士考试。——“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基于把人变成一部机器。“达到此目的的手段是什么?”——他必须学会厌倦。“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通过义务概念。“在这方面谁是他的榜样?”——教人死用功的语文学家。“谁是完美之人?”——国家官吏。“何种哲学为国家官吏提供了最高的准则?”——康德哲学:作为自在之物的国家官吏被推举为法官,审判作为现象的国家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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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蠢事的权利。——疲劳的、呼吸缓慢的工作者,目光柔和,随遇而安:如今在工作时代(以及“帝国”时代)、在社会各阶层都可以遇到的这种典型人物,现在恰恰为自身争取艺术了,包括书籍,特别是杂志,——尤其是美丽的大自然,意大利……这种衰退之人——带有《浮士德》所说的“沉睡的原始本能”——需要避暑地、海滨浴场、冰川、拜洛伊特[20]……在这样的时代,艺术有权做地道的蠢事,——作为精神、诙谐和心情的一种假期。瓦格纳明白这一点。地道的蠢事有复原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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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饮食问题。——尤里乌斯·恺撒用以抵御疾病和头痛的方法:强行军,最简单的生活方式,长期住在户外,不断的辛劳——一般说来,这都是对付那台敏感的、在最高压力下工作的机器——这样的机器叫做天才——之极端脆弱性的维护和保护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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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道德主义者说话了。——没有什么比有所愿望之人更违反哲学家趣味的了……如果他只从其行动中看人,如果他看到这种最勇敢、最狡猾、最坚强的动物迷失在迷宫般的困境之中,那么,在他看来,人是多么值得敬佩啊!他还要鼓励他……但哲学家鄙视愿望着的人,也鄙视“理想的”人——鄙视人的一切愿望、一切理想。如果说一个哲学家可以是一个虚无主义者,那么,他就会是,因为他在人的一切理想背后发现的是无。或者说还不曾是无,——而仅仅是无价值、荒谬、病态、懦弱和疲惫之物,是从其生命之饮干的酒杯倒出的各种沉淀物……作为现实如此可敬的人,一旦有所愿望,便不值得尊敬了,这是怎么回事?作为现实他是如此踏实,他必须为此受罚吗?他必须通过在想象和荒谬之物中伸展四肢为他的行动、为一切行动中的大脑和意志紧张做出补偿吗?——迄今为止,他的愿望史始终是人的阴部(partie honteuse):人们应当避免过久地在这个部位阅读。为人进行辩护的是其现实,——它将永久地为人进行辩护。与任何一种纯粹臆想出来的、梦想出来的厚颜无耻之人相比,与任何一种理想的人相比,现实之人的价值是何等之高?……只有理想的人才违反哲学家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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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义的自然价值。——自私自利的价值与自私自利者的生理学价值相当:它可能价值连城,也可能一文不值,遭人唾弃。每一个个人都可以根据下述一点得到审查,即他体现的是上升的生命路线还是下降的生命路线。在这样一点得到确认之后,人们也就拥有了一个标准,用以确定他们的自私自利到底有何价值。如果他体现的是路线的上升,那么,事实上他的价值就是非凡的,——为了借助他而迈进一步的总体生命之故,他对保持和创造自己最佳状态的关心甚至会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迄今为止,大众和哲学家所理解的个人或“个体”无疑是一个错误:他绝不是自为的,不是一个原子,不是“链条的一环”,绝不仅仅是以前的遗传物,——他还是到他为止人的一整条路线本身……如果他体现的是下降的发展、衰败、缓慢的退化和疾病(——从总体上看,疾病已经是衰败的后果,而不是它的原因),那么,他就没有什么价值,因而,最起码的公正就要求他尽可能少地蚕食成功者。他纯粹是后者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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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与无政府主义者。——当无政府主义者——作为衰退的社会阶层的代言人——暴跳如雷地要求“权利”、“公正”和“平等”的时候,他不过是受其粗野本性的驱使,而这样的本性根本不懂得把握这样一点:他到底为什么受苦,——他缺乏什么,缺乏生命……他身上的原因冲动极为强大:他感觉不爽,必须有人对此负责……“暴跳如雷”本身就已经令他愉快,对于一切穷鬼而言,谩骂是一件快事——它有一种小小的权力陶醉。也许抱怨和诉苦也可以为生命添彩,以便人们能够忍受它:每一种抱怨中都暗含着一种周密的报复,人们因为自己的不爽、有时甚至因为自己的卑鄙而指责那些与他们不同的人,仿佛后者是一种犯罪,是一种违法的特权。“假如我是一个无赖,那么,你也应该是”:人们就是从这样的逻辑出发闹革命的。——诉苦毫无用处:它源于虚弱。至于人们是把自己的不爽归咎于他人,还是归咎于他们自己(例如,社会主义者的行为如同前者,基督徒的行为则如同后者),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分别。二者的共同之处,而且我们说也是不体面之处在于:必须有人对他受苦这件事负责——简言之,受苦者为自己开出报复的蜂蜜,用以治疗他的痛苦。这种报复需要——也是一种乐趣需要——的目的是一些临时的原因:受苦者随处都可以找到平息其卑鄙报复的原因,——再说一遍,如果他是基督徒,那么,他就会在自己身上找到这种原因……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二者都是颓废者。——当基督徒谴责、诋毁、丑化“世界”时,当社会主义工人谴责、诋毁、丑化社会时,他们是出于同样的本能:“末日审判”本身也是报复的甜蜜慰藉——革命,即社会主义工人所期待的那种革命,只不过被设想得稍微遥远一些……“彼岸”本身——倘若它不是一种丑化此岸的手段,那么,要一个彼岸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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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颓废道德的批判——一种“利他主义”道德,一种令自私自利枯萎的道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坏的征兆。这一点适用于个人,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民族。当自私自利开始匮乏时,最好的东西也就匮乏了。本能地选择不利于自己的东西,倾向于“无利害的”动机,这几乎就是颓废的公式。“不谋求私利”——这纯粹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即生理事实的道德遮羞布:“我不再懂得找到我的利益”……本能的崩溃!——当人变成利他主义者的时候,他也就走到了尽头。——道德谎言不是素朴地说,“我不再有任何价值”,而是借颓废者之口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生命毫无价值”……这种判断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它是传染性的,——在完全病态的社会土壤上,它迅速生长为热带概念植物,时而作为宗教(基督教),时而作为哲学(叔本华主义)。这种从腐烂中生长起来的有毒植物,可以通过其毒气数千年地毒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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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道德。——病人是社会的一个寄生虫。在一种特定情况下,再继续活下去是不高尚的。在丧失了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权利之后,卑劣地靠医生和医术苟延残喘,应当在社会上遭到深深的鄙视。而医生应当是这种鄙视的代理人,——每天摆在其病人面前的,不是药方,而是一服新的憎恨……为生命、上升生命的最高利益要求无情地压倒和压垮衰退生命的一切场合,制定一种新的责任,即医生的责任——例如,关于生育权的责任,关于出生权的责任,关于生存权的责任……当不再能以一种骄傲的方式活着的时候,就以一种骄傲的方式死去。自愿选择的死,适时的死,清醒而欣喜地执行于子女和证人面前:这样,还有可能做一种真正的告别,因为辞别者尚在;同时,还可能对他的成就和愿望做一次真正的估价,对生命做一番总结——所有这些都与基督教在弥留之际所上演的可怜又可怕的喜剧截然相反。人们绝不应当忘记:基督教滥用垂死者的虚弱实施良心强奸,妄用死亡方式本身对人及其过去进行价值判断!这里,重要的是摆脱各种源于成见的怯懦,首先确立对所谓自然死亡的正确的即生理学评价:这种死亡最终也仅仅是一种“非自然的”死亡,一种自杀。人绝不是死于他人,而是死于他自己。只不过这是在最可鄙情况下的死,一种不自由的死,一种不适时的死,一种懦夫的死。人们应当出于生命之爱期望另一种死:自由而清醒,没有意外事故,没有突然袭击……最后,向悲观主义者先生们和其他颓废者提出一个忠告。我们不能亲手阻止出生:但我们可以弥补这个过错——因为有时出生就是一个过错。当一个人废除了自己的时候,他就做出了世上最值得尊敬的事情:他差不多没有白活……社会(我说什么呀!)、生命本身从中获得的利益要比从随便哪种禁欲、贫血和其他美德的“生”中获得的利益更多,——他使别人摆脱了他的样子,他使生命摆脱了一种异议……只有通过悲观主义者先生们的自我反驳,纯粹的、本来的悲观主义才能得到证明:一个人必须按他的逻辑再前进一步,不是像叔本华所做的那样,仅仅用“意志和表象”否定生命——他必须首先否定叔本华……顺便指出,尽管悲观主义具有传染性,但它并没有使一个时代、一整代人的病态有所增加:它是这种病态的表现。人们成为它的牺牲品,就像他们成为霍乱的牺牲品一样;他们必定已经病入膏肓。悲观主义者本身没有产生一个颓废者;我想起了下述统计结果:在霍乱肆虐的那些年份,死亡事件的总体数字与其他年份并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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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变得更道德了。——正如预期的那样,全部道德愚昧的暴行——众所周知,这在德国被当作了道德本身——都拼命反对我的“超善恶”概念了:我不得不讲一讲这方面的精彩故事。首先,人们要我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的时代在道德判断方面“不可否认的优势”以及我们在该领域实际取得的进步:和我们相比,恺撒·博尔吉亚[21]之流绝对算不上一个“高尚的人”,算不上我所提出的那种超人……《联邦报》的一位瑞士编辑——他对进行这种冒险行动的勇气不无敬佩之情——走得如此之远,竟然这样理解我的著作的意义:我想用它废除一切正派的情感。感激不尽!——作为答复,我允许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变得更道德了。全世界都相信这一点,这已经是对它的一种反驳……我们这些极为脆弱、极易受伤害、相互关怀备至的现代人实际上认为: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脆弱的人性,在爱惜、互助和互信方面所达成的这种一致,都是一种积极的进步,因此我们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然而,每个时代都会这样想,也必定这样想。毫无疑问,我们不能置身于、也不能深入设想文艺复兴时期的状况:我们的神经经受不了那种现实,更不用说我们的肌肉了。但这种无能所证明的并不是任何进步,而仅仅是另一种更迟暮的状况,一种更虚弱、更脆弱、更易受伤害的状况,从这种状况中必然产生一种体贴入微的道德。如果撇开我们的脆弱与迟暮、我们生理上的老化,那么,我们“人性化”的道德也就会立刻丧失其价值(单就自身而言,任何道德都是无价值的):它会唤起我们自己对它的鄙视。另一方面,我们对下面一点深信不疑:在恺撒·博尔吉亚的同代人看来,我们现代人无异于一出令人捧腹的喜剧,因为我们的人性被厚厚的棉絮包裹着,脆弱得不堪一击。由于我们的现代“美德”,我们注定显得极为滑稽……敌对的和引发猜疑的本能之衰退——这就是我们的“进步”——仅仅是生命力总体衰退的一个结果:要完成这样一个如此有限的、如此迟暮的生命,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和谨慎。在这里,人们相互帮助;在这里,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既是病人,又是看护者。这就叫“美德”——:在对生命有不同理解的人们中间,在更充实、更挥霍、更满溢的人们中间,他们对其有另外的称呼,也许是“怯懦”、“可怜”、“老妇人道德”……我们的道德的柔化——这是我的命题,如果人们愿意,也可以说是我的创新——是衰退的一个结果;相反,道德的严酷和可怕可能是生命过剩的一个结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太多的冒险、太多的挑战和太多的挥霍。以前的生命调味品,对我们来说则是毒药……我们同样太老迈、太迟暮了,因而做不到冷漠——这也是严酷的一种形式——了:我们的同情道德(我是第一个警告人们提防它的人)——人们可以称之为道德印象主义(l’impressionisme morale)——更多地是一切颓废之物所共有的生理过敏的一种表现。那个试图通过叔本华的同情道德科学地展示自己的运动——这是一种极为不幸的尝试!——是道德中的一种真正的颓废运动,与基督教道德极为相似。强盛的时代、高贵的文化在同情和博爱中,在缺乏自我和自信中看到的是某种可鄙的东西。——时代应当按照它们的积极力量得以衡量——那个如此挥霍、灾难性的文艺复兴时代是作为最后的伟大时代出现的,而我们,我们这些有着胆怯的自助与博爱,有着工作、谦逊、诚实、科学——积攒、节俭、刻板——美德的现代人却是作为衰弱的时代而出现的……我们的美德是我们的衰弱决定的、造成的……“平等”——某种事实上的一刀齐,只不过通过“平等权利”理论表达出来而已——本质上属于衰退之列;人与人之间、等级与等级之间的鸿沟,类型的多样性,保持和突出自我的意志。——这就是我所说的距离的激情,它为每一个强盛的时代所固有。极端之间的张力和跨度现在变得越来越小了,——最终,极端本身日益模糊从而变成了相似……我们的全部政治理论和国家宪法——“德意志帝国”绝不能除外——都是衰退的结论和必然后果;颓废的无意识影响甚至控制了个别科学的理想。我一直对整个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学存有异议:它只是从经验出发认识社团的衰败结构,天真无邪地把自己的衰败本能当作社会学价值判断的准则。衰退的生命,一切组织能力的减弱,即分化能力、挖掘鸿沟能力、支配和指挥能力的减弱,在当今的社会学中被当成了理想……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是颓废者,而赫伯特·斯宾塞先生也是一个颓废者,——他在利他主义的胜利中看到了某种值得向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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