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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27 对守旧分子的耳语。——人们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能够知道的东西——，任何意义和程度上的退化与逆转都是根本不可能的。至少我们这些生理学家知道这一点。但所有牧师和道德家却都相信这种退化与逆转，——他们想把人类带回到、调回到一种从前的美德尺度上。——道德过去始终是一张普罗克拉斯提斯[22]之床。甚至政客们在这方面也效仿了美德说教者的做法：如今，仍有一些政党梦想着万物的倒退。但是谁也不能随意变成螃蟹。别无选择：人们必须前进，或者说，一步步颓废下去（——这是我给现代“进步”所下的定义……）。人们可以阻碍这一进程，并通过阻碍拦截和积聚退化本身，使之来得更为猛烈、更为突然：人们只能做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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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31 我的天才概念。——伟人和伟大时代一样，都是积聚着巨大能量的炸药；其历史的和生理的前提始终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聚集、堆积、储存、保持着能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发生爆炸。一旦物质中的压力过大，那么，最偶然的刺激就足以催生“天才”、“事业”和伟大的命运。与环境、时代、“时代精神”和“公众舆论”有什么关系！以拿破仑为例。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以及大革命前的法国，本来可以产生与拿破仑相反的类型：它确实产生了这样的类型。而因为拿破仑是另类，是一种比法国蒸汽和戏剧文明更强大、更悠久、更古老的文明的继承人，所以，他成了这里的主人，只有他是这里的主人。伟人是必然的，而他们出现于其中的时代则是偶然的；他们之所以几乎始终是其时代的主人，就是因为他们更强大、资历更老、蓄势的时间更长。天才与他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强与弱、老与幼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时代总是年幼、软弱、未成年、不可靠、幼稚得多。——在当今的法国，人们对此有极为不同的看法（在德国也是一样：只不过无关紧要），在那里，环境（m ilieu）理论——一种真正的神经症患者的理论——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近乎科学的东西，甚至得到了生理学家的信任，这种状况“令人作呕”，令人哀伤。——在英国，人们对此的理解也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没有人为此悲伤罢了。英国人容忍天才和“伟人”的途径只有两个：或者是巴克尔的民主方式，或者是卡莱尔的宗教方式。——伟人和伟大时代身上的危险是非同寻常的；种种衰竭和贫瘠紧随其后。伟人是一种终结；伟大时代——例如文艺复兴——是一种终结。天才——创作方面的和行动上的——必然是一个挥霍者：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浪费……自我保存的本能仿佛被搁置起来；奔腾的力量的超强压迫不容他有这种保护和谨慎。人们把这叫做“献身”；人们把他的毫不利己、把他为一种信念、一个伟大事业和一个祖国所做的牺牲称赞为“英雄主义”：这全是误解……他溢出，他泛滥，他消耗自己，他不爱惜自己，——厄运般地、灾难性地、不由自主地，如同河水决堤是不由自主的一样。但是，由于人们对这些炸药感激之至，于是，人们也对他们给予了很多回报，例如一种高尚的道德……这的确是人类的感恩方式：人们误解了他们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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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35 罪犯及其同类。——罪犯类型，这是不利条件下强者的类型，一个病态的强者。他缺少荒漠，缺少某种更空旷、更危险的自然和生存方式，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强者本能中的一切武器装备才能合法地存在。他的美德不被社会所接受；他身上最活跃的冲动很快与压抑、怀疑、恐惧和耻辱交织在一起。而这几乎就是造成本能退化的诀窍。谁要是必须带着长期的紧张、谨慎和狡诈偷偷摸摸地做他最擅长、最爱干的事情，谁就会变得贫血；因为他从其本能那里所得到的始终只是危险、迫害和厄运，于是，他的情感也会转而反对这些本能——他会对之持一种宿命的态度。这就是社会，我们这驯服的、平庸的、阉过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来自高山或者经历过海上冒险的天然之人，必然退化为罪犯。或者说近乎必然：因为有例证表明，一个这样的人比社会还要强大：“科西嘉人”拿破仑便是一个最为著名的例子。就现有的问题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证词很有意义——顺便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有所受益的唯一的心理学家：他属于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事之列，甚至超过了对司汤达的发现。这个深刻的人——他十分正确地对肤浅的德国人采取了鄙视的态度——曾经长时间生活在西伯利亚囚犯中间，这是些不再可能返回社会的十足的重犯，他的发现与他自己的预期完全不同：他们差不多是由生长在俄国大地上的最优良、最坚硬、最名贵的木头雕刻而成的。我们不妨把罪犯的例子加以推广：设想那样一些天性，他们由于某种原因缺乏公众的认可，他们知道，他们不被视为有益的和有用的，——那种旃陀罗[23]感觉，即人们不是被平等相待，而是被视为遭放逐的、无价值的和不洁净的东西。所有这些天性在其思想和行为上均带有阴暗的色彩；与沐浴在日光之下的人相比，他们身上的一切都更为苍白。但几乎我们今天加以褒奖的所有生存形式，从前都曾生活在这种半坟墓的气氛之下：科学家、艺术家、天才、自由思想家、演员、商人、大发明家……只要牧师被视为最高类型，每一种有价值的人就会贬值……我保证，这样的时代即将来临：那时，牧师被视为最低类型的人，被视为我们的旃陀罗，被视为最虚伪的、最不高尚的人……我注意到这样的事实：甚至在现在，在世界上——至少是在欧洲——的道德统治最为温和的时期，每一种怪癖，每一种长久的、过于长久的地下生活，每一种不寻常的、不透明的生存形式都使人接近罪犯所完成的那种类型。所有精神的创新者都一度在额头上留下旃陀罗那苍白的、宿命的印记：不是因为别人如此对待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感觉到了把他们与一切传统的和享有声望的东西分隔开来的那条鸿沟。作为他的一段成长历程，几乎每一个天才都熟悉“卡提利纳[24]式的生存”，熟悉对于一切已经存在、不再变易之物所怀有的那种痛恨感、复仇感和叛乱感……卡提利纳——每一个恺撒的前生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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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39 此处视野开阔。——当一个哲学家沉默时，这可能是心灵的顶点；当他自相矛盾时，这可能是爱；说谎可能是认识者的一种谦恭。人们不无文雅地说：伟大的心灵把他们所感受到的骚动流露出来是不体面的（il est indigne des grands coeurs de re’pandre le trouble，qu’ils ressentent）：只是人们必须补充说，不惧怕最失体面之事也可能是心灵的伟大。一个爱着的女人献出她的贞操；一个“爱着的”认识者也许献出他的人性；一个爱着的上帝变成了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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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43 美绝非偶然。——甚至一个种族或家族的美，其在一切姿态中表现出来的优雅和宽容，都是经过努力达到的：和天才一样，它是世代累积的辛劳的最终结果。人们一定为良好的趣味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人们一定为之做了许多、付出了许多——17世纪的法国在这两方面都令人赞叹——，人们一定有过关于社交、场所、衣着和性满足的一种挑选准则，人们一定爱美胜过利益、习惯、意见和惰性。最高准则：即使只有一个人时，人们也绝不能“不修边幅”。——美好的事物都是极为昂贵的，而且，下述法则始终有效，即拥有它们的人不同于获得它们的人。一切美好事物都是遗产：不是继承而来的东西，都是不完善的，都是开端……在西塞罗时代的雅典，男人和少年的美远在女人之上，对此，西塞罗曾经表达过他的惊奇之感，可是，在此前的几个世纪中，那里的男性为了这种美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和努力啊！在这里，人们不要用错了方法论：一种单纯情感和思想上的训练几乎等于零（德国教育的巨大误解即在于此，它完全是虚幻的）：人们必须首先说服身体。为了变得卓越而优雅，严格保持卓越的、优雅的姿势，加上一种只与非“不修边幅”的人生活的责任，这就足够了：两三代以后，一切便都会内化。对于民族和人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人们应当从正确的地方开始文化事业——不是从“灵魂”开始（这是牧师和半牧师的致命的迷信）：正确的地方是身体、姿势、饮食和生理学，其余的皆由此而生……因此，希腊人始终是历史上第一个文化事件——他们知道并且做了前人未做之事；蔑视身体的基督教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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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47 我所理解的进步。——我也谈论“回归自然”，尽管它实际上不是一种后退，而是一种上升——上升到崇高、自由甚至可怕的自然和天性中去，这是一种戏弄、有权利戏弄伟大使命的天性……比如，拿破仑就是我所理解的“回归自然”的一个例子（例如，在迷阵战术方面，特别是如军人所知，在战略方面）。——但卢梭——他到底要回归何处？卢梭，这个人集第一个近代人、理想主义者和贱民于一身；为了经受他自己的观点，他需要道德“尊严”，他患有过度虚荣症和过度自卑症。这个处于新时代行将来临之际的怪胎也想“回归自然”——再问一遍，卢梭想回归何处？我痛恨卢梭还在于大革命：它是理想主义者和贱民这双重身份的世界历史表达。这场革命所上演的流血闹剧，以及它的“不道德”，与我关系不大：我所痛恨的是其卢梭式的“道德”——所谓革命的“真理”，凭借这些真理，这场革命仍在发生作用，并把一切浅薄、平庸的东西劝说到自己身边。平等学说！……但绝没有比这更毒的毒药了：因为它看起来是在宣传公正本身，而实际上却是公正的终止……“对平等者平等，对不平等者不平等”——这才是公正的真实口号：并且，由此推出，“绝不能使不平等者平等。”——围绕着那平等学说所发生的一切是那样的可怕和血腥，这给这个杰出的“近代观念”罩上了一种光环和火光，以致这场革命作为奇观也诱惑了若干最高尚的人。这终归不是愈加尊崇它的理由。——我只看到一个人对之感到恶心（这种感觉才是应有的感觉），这就是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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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51 歌德——不是一个德国事件，而是一个欧洲事件：一个通过回归自然、通过上升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性超越18世纪的伟大尝试，是这个世纪的一种自我超越。——他身上有着这个世纪最强烈的本能：多愁善感，自然崇拜，反历史，理想主义，不切实际和革命情结（——后者只是不切实际的一种形式）。他求助于历史学、自然科学、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斯宾诺莎，特别是实践活动；他把自己置身于整体性视域之中；他不脱离生活，他置身其中；他从不气馁，他尽可能多地承担、接受和采纳。他所要的是整体；他克服了理性、感性、情感和意志的相互分离（——由与歌德意见相反的康德通过最可怕的烦琐哲学加以宣扬的就是这种分离）；他向完整性方面训练自己，他塑造自己……歌德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时代里一个坚定的实在论者：他肯定在这方面和他相近的一切，——对他来说，没有比那个叫做拿破仑的“最高实在的存在者”（ens realissimum）[25]更伟大的事件了。歌德构思了一种强大的、学识渊博的、身形灵巧的、有自制力和自尊心的人，这样的人敢于享用自然的全部领域和资源，强大得足以享有这种自由；一种容忍之人，不是由于虚弱，而是由于强大，因为在平庸之辈行将崩溃的场合，他仍然知道如何把这样的场合用于自己的利益；对于这样的人来说，除了软弱——无论称其为罪恶还是美德——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禁忌……这样一种自由的精神带着快乐和信任的宿命论置于宇宙之中，置于信仰之中：被摒弃的只是个体，而万物则在整体上得到了拯救和肯定——他不再否定……但这样一种信仰是一切可能的信仰中最高的：我已经用狄奥尼索斯的名字对其加以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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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55 人们可能会说，在某种意义上，19世纪追求的也是歌德作为个人曾经追求过的一切：广泛的理解与肯定，对一切事物的欣然接纳，勇敢的实在论，对一切现实之物的敬畏。为何总体结果不是歌德，而是一种混乱，一种虚无主义的叹息，一种不知何来何往，一种实际上不断使人追溯18世纪的倦怠的本能？（例如，情感浪漫主义，利他主义和多愁善感，趣味上的女权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19世纪——特别是其晚期——岂非仅仅是一个强化的、粗俗的18世纪，即一个颓废的世纪？因而，歌德——不仅对德国，而且对整个欧洲来说——岂非仅仅是一个偶发事件，一种美好的徒劳？但是，如果人们从公共利益这样一种贫乏的观点看待伟人，人们就误解了伟人。懂得不从伟人那里获得利益，也许这本身就属于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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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59 歌德是我所崇敬的最后一位德国人：他大概感受到了我所感受到的三件事，——关于“十字架”，我们也意见一致……人们时常问我，我究竟为什么要用德语写作：我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祖国这样拙劣地被人阅读。但究竟谁知道我是否还希望现在被人阅读？——创造出无法被时间吞噬的东西；在形式上和实质上谋求一种小小的不朽——我还从未谦逊到这样的程度，即向自己提出比这更少的要求。警句、格言是“永恒”的形式，作为使用这种文体的第一个德国人，我是这方面的大师；我的野心是：用十句话说出其他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说出其他人用一本书也说不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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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61 我把人类所拥有的最深刻的书给予了人类，即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不久，我会把最独立的书给予人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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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63 [1]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Licius Annaeus Seneca，公元2—65年），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悲剧作家、雄辩家、新斯多葛主义的代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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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65 [2]《赛金根的号手》系德国诗人和小说家舍费尔（Joseph Victor von Scheffel）的史诗作品。——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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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67 [3]法络斯（Pharus）灯塔，世界七奇之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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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69 [4]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法国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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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71 [5]茹尔·德·龚古尔（Jul es de Goncourt）和埃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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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73 [6]埃阿斯（Ajaxe）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勇士，是特洛伊战争中最威猛的战士之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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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4875 [7]约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1819—1880），法国作曲家、古典轻歌剧创始人之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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