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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图从政治程序中消除商谈和交往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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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对民族主义的敌意听起来也许过于激烈。但是要考虑到,他对民族主义威胁的认识不仅来自童年的经历,还来自前南斯拉夫和其他地方新近发生的政治事件。点燃民族主义的烈火容易,扑灭它却很难。一旦重新点燃,就会导致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压迫,导致种族主义,并最终引起种族清洗和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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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 宪政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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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声称,在现代条件下认同于自己所在传统的唯一的适当方式就是宪政爱国主义。他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言辞激烈的公共辩论(后来被称做“史家论战”)中首次使用这个术语的。与赫尔穆特·科尔政府的核心成员保持联系的一些历史学家使用过分简单化的方法重新阐释了现代德国历史,把纳粹时期的罪行相对化,对“最终解决方案”[1]的罪恶轻描淡写,同时强调德国士兵为了德国平民能从苏联红军的枪口下撤退而死守东线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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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认为,这样的争执同历史论题没有关系,而同出于政治目的滥用历史有关。这样经过策略性改写的历史不仅是在提出关于真实性的有效性声称,而且是有意识的政治手段,意在使德国历史“正常化”,消除“不肯消失的过去”。这场战役的中期目标之一是要辅助创造德国的民族身份,从而对赫尔穆特·科尔在国内的人气起到支持作用。其设想的结局就是要为西德停止对以色列支付赔款提供政治依据,为西德担任反映其经济力量的地缘政治角色提供理由。迄今看来,通往“正常化”的道路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奥斯威辛。1933年至1945年间的道德灾难对德国民族意识的污染是无法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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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哈贝马斯认为,去制造一个让德国引以为豪的过去,这是无用的倒行逆施。唯一在政治和道德上合适的爱国主义是立基于立宪国家普遍原则的那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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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联邦德国人民而言,宪政爱国主义意味着在别的因素之外以下列事实为荣:我们已经成功地永远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建立了正义的政治体制,并将此政治体制立基于公正、自由的政治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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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补的革命》,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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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很有必要记住,即联邦德国基本法是由外来征服力量强加的,并非真正的德国民主政治传统的表达。基本法在创立时只是临时性质的民主宪法,寻找的是民主的公民。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德已经成为欧洲最繁荣的民主国家之一。哈贝马斯认为这是值得骄傲的成就。借助历史运气、勤奋努力以及成功的再教育政策,联邦德国的公民已经在忠诚于民主程序和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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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政治文化围绕宪法而产生。每个民族文化都有其自身对宪法原则的独道解释……比如人民主权和人权——解释的根据就是本民族的历史。以这样的解释为基础的“宪政爱国主义”可以取代原先的民族主义所占据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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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他者》(英文版),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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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贝马斯的描述中,德国的政治身份具有内在的矛盾。这主要是由于过去的历史阴魂不散,西德必须围绕“民主立宪国家的普遍化内容”重铸政治身份,并弃绝历史观幼稚、缺少批判性反思的爱国主义形式。为了忠实于自己的(但又是非常矛盾的)德国传统,他们不得不与这种传统离得更远,而不是靠得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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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当哈贝马斯开始捍卫宪政爱国主义的观念时,他还没有就伦理商谈的政治意义完全形成自己的观点。他倾向于将民主的原则同道德的原则同等看待。正如后习俗的道德主体不再关心共同体的实质价值,转而致力于能确立有效规范的程序,立宪主义的爱国者认同的是民主的程序,而非具体的结果。两者都形成了去中心的抽象身份,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和民主都要求承认他人的平等价值。而且,哈贝马斯认为公民是直接认同于普遍的民主和道德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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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期著作中,哈贝马斯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民主宪法必须在满足各种条件的政治文化的支持下才能落地生根。首先,民主宪法必须同后习俗的道德相一致。其次,民主宪法必须同政治共同体中的所有文化群体的伦理观具有共鸣。政治文化不能让人觉得是主流文化的实质的、具体的价值观的载体。最后,政治文化需要由社会权利和福利权利来支撑,目的是让公民体验“其权利的公平价值”,即公民可以感受参与共同的政治文化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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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 德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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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9日代表了所有德国人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柏林墙倒掉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了。当时,哈贝马斯对统一的方式、统一的时机以及背后的政治动因表达了严肃的批评性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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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批评开始时针对的是程序问题,即统一是否应该在基本法第23条或第146条的基础上完成。第146条清楚表明,基本法是临时性的,不是一部完整的宪法,它的内容是:“基本法在新的宪法生效时将失去效力,由德国人民通过自由的决议来终止。”第23条使基本法对整个德国具有效力,它提供了允许新的州加入联邦的机制,起草时主要考虑了与法国相邻的萨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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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和他的顾问倾向于根据第23条完成统一,因为这样做不需要对西德的基本法作出任何改变。哈贝马斯激烈地反对这种做法,在他看来,根据第23条完成统一纯粹是一种行政伎俩,为的是让西德有效地吞并东德。更糟的是,采用这种做法,整个过程就有利于科尔总理领导的基督教民主党的具体国内外政策。采用第23条意味着可以用相对更快的速度完成统一,从而提高科尔的国内民意支持,为即将到来的大选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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