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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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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宗教的永恒同盟：谢林《哲学与宗教》释义 谢林文献引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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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征引谢林原文的时候，除了各种单行本之外，一律依据目前通行的十四卷本《谢林全集》（F. W. J. Schellings Sämtliche Werke. Hrsg. von K. F. A. Schelling. Stuttgart und Augsburg：Cotta，1856-1861）。引用时遵循国际学界的标准做法，首先以罗马数字注明《谢林全集》的相关卷册，然后以阿拉伯数字注明相关页码。比如“VII，336”即指《谢林全集》第七卷第336页。至于本书征引的其他文献，则分别在相应的地方予以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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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宗教的永恒同盟：谢林《哲学与宗教》释义 《哲学与宗教》与谢林的“同一性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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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的《哲学与宗教》发表于1804年，亦即他的哲学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一年，谢林因为受累于当时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压力，离开了耶拿大学，那个曾经群星璀璨、曾经是德国哲学乃至德国精神的枢纽和发动机的地方，转赴具有浓厚的天主教保守气息的维尔茨堡大学任教。[1]如今簇拥在谢林周围的，是一批具有浓厚的宗教气质和浪漫主义倾向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马库斯（A. D. Marcus）、多林格尔（I. Döllinger）、罗西劳普（A. Röschlaub）、瓦尔特尔（Ph. Walther）、温迪希曼（K. Windischmann）、埃申迈耶尔（C. A. Eschenmayer）、斯蒂芬斯（H. Steffens）、舒伯特（G. H. von Schubert）、奥肯（L. Oken）、特洛希勒尔（I. P. V. Troxler）等等。[2]无疑，从“哲学的”耶拿转到“宗教的”维尔茨堡，这本身就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相应地，《哲学与宗教》单是从标题上就给人一种遐想，仿佛从这个时候起，谢林的关注焦点乃至他的精神方向都从哲学转向了宗教。加上谢林后来的《论人类自由的本质》（1809）、《世界时代》（1811）等宗教哲学气息浓厚的著述，尤其是晚年谢林大谈“神话”和“天启”，循环往复地讲授“神话哲学”和“天启哲学”，更是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黑格尔去世之后，谢林接替了他在柏林大学的教席，继续宣讲自己的“天启哲学”，深深地激怒了青年黑格尔派，并被恩格斯扣上“基督教里面的哲学家”（Philosoph in Christo）这顶帽子。到此为止，似乎一切都已经是盖棺定论了。而卢卡奇在1954年出版的《理性的毁灭》（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一书，甚至列出了这样一个副标题：“从谢林到希特勒的非理性主义之路”（Der Weg des Irrationalismus von Schelling zu Hitler）。在这种情况下，当人们追溯谢林最初“堕落”的源头，基本上就是定格在《哲学与宗教》这部著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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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如果人们真的深入研究了谢林各个时期的哲学（尤其是他的后期哲学），他们还会得出这类充满偏见的结论吗？退一步讲，诚然，全面研究谢林哲学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确实是一件不堪重负的工作，但即便如此，如果他们哪怕好好研读一下这部《哲学与宗教》，他们还会认为谢林从这里开始背叛了哲学，堕入宗教的怀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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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史里，《哲学与宗教》（1804）通常被划归谢林的“同一性哲学”（Identitätsphilosophie）时期，这段时期大致以谢林1801年发表《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为开端，一直延续到谢林1809年发表《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之前。由于“谢林哲学”横跨整整60年的时间（从其1794年发表第一部哲学著作到1854年去世为止），其讨论的对象和表述形态经历了许多转变，所以哲学史家通常都会把“谢林哲学”划分为不同时期或阶段，以便于研究和论述。但实际上，正如谢林本人反复强调的，他在这段时期的思想相比于从前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转变。如果一定要说这里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这也只是涉及他在阐述时所侧重的方面，也就是说，在1801年之前，谢林走的是“自然哲学—先验哲学”的平行的探究路线，但从《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开始，他的出发点和侧重点则是存在的绝对同一性和认识的绝对同一性。这段时期也是谢林和斯宾诺莎走得最近的时期——尽管斯宾诺莎从始至终都是谢林最重要的精神先导和对话伙伴之一，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术语和表述方式上都深深打上了斯宾诺莎哲学的烙印。正是由于这种巨大的亲密性，有些人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1807）序言里提出的“必须把实体理解和表述为主体”这一思想是在批评谢林。[4]但实际上，如果说这个批评多少适用于斯宾诺莎的话，那么它用在谢林身上却是不公正的，因为谢林绝非不懂得“实体即主体”这个对于德国唯心主义者来说简单的道理，或者说谢林不熟悉精神如何通过辩证的运动而发展上升到最完满的的统一性的过程——作此断言的人实在是太低估谢林了，他们根本遗忘了比如《先验唯心论体系》之类著作的存在。关键只是在于，“同一性哲学”时期的谢林只不过是把侧重点放到了体系的另一方面，即静态的一面，他在这段时期的工作主要是指出，体系的各个环节是怎样怎样，而没有着力去阐述，精神是如何具体经历这些环节的。如果人们把谢林的“同一性哲学”孤立开来加以考察，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缺陷”，但是这绝不是完整的谢林哲学本身的缺陷，因为谢林的哲学永远都不缺乏“精神”“运动”“历史”“辩证法”等要素。如果人们全面地考察谢林的整个哲学生涯，就会认识到，“同一性哲学”在谢林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最简单地说就是，它继承并发挥了斯宾诺莎哲学的全部真理，并促使谢林决定性地克服了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为谢林本人和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开辟了一条通坦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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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明起见，我们在这里首先列出谢林的“同一性哲学”时期的最重要的一些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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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年：《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Darstellung meines Systems der Philosop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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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年：《布鲁诺，或论事物的神性本原和自然本原》（Bruno oder über das göttliche und natürliche Prinzip der Dinge）、《来自哲学体系的进一步的阐述》（Fernere Darstellung aus dem System der Philosop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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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03年：《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Ku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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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年：《学术研究方法讲授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s akademischen Studi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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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年：《哲学与宗教》（Philosophie und Religion）、《哲学导论》（Propädeutik der Philosophie）、《整个哲学的体系，尤其是自然哲学的体系》（System der gesamten Philosophie und der Naturphilosophie insbesond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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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年：《自然哲学与改良后的费希特学说的真正关系之阐明》（Darlegung des wahren Verhältnisses der Naturphilosophie zu der verbesserten Fichteschen Lehre）、《自然哲学导论箴言》（Aphorismen zur Einleitung in die Naturphilosophie）、《自然哲学箴言》（Aphorismen über die Naturphilosop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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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Ueber das Verhältni der bildenden Künste zu der Na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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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谢林在这段时期仍然著述颇丰，其中《艺术哲学》和他的最庞大的“体系”——即1804年的《整个哲学的体系，尤其是自然哲学的体系》（通常简称为“维尔茨堡体系”）——这两部讲授录虽然是在他去世以后才发表的，但在耶拿大学和维尔茨堡大学的课堂上已经加以系统宣讲，并且取得巨大反响。在这些著述里，除了对于形而上学本身的探究之外，谢林也系统全面地论述了自然、宗教、艺术、哲学史等对象，甚至对于“学术研究方法”——不仅涉及一般的学术研究方法，更涉及近代新型大学的学科建制和安排——都有系统的论述，后面这些思想对于威廉·洪堡于1810年创立柏林大学时的办学理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洪堡同时也接受了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斯蒂芬斯等人的影响。[5]简言之，“同一性哲学”时期不仅是谢林本人哲学生涯中的一个辉煌阶段，而且在哲学和哲学史上面也具有伟大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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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804年的《哲学与宗教》是谢林的“同一性哲学”的代表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的序言里，谢林一开始就提到了其中内容与1802年发表的《布鲁诺》之间的联系（VI，13）。而在1809年的《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的序言里，谢林同样也指出，该书的主题与早先的《哲学与宗教》具有延续性（VII，334）。由此可见，在谢林从“同一性哲学”到后期哲学的过渡过程中，《哲学与宗教》扮演着一个重要的承前启后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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