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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只是希望澄清费希特的体系，但是我从来都不是费希特的听众（Zuhörer）。这是一个纯粹的历史事实。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推卸对于费希特的感激，或者否认他作为老师和先导的角色。因为在我看来（而且事实上确实如此），是他首先说出了一种基于自由的哲学的话语——不是像康德那样只是基于自我在实践领域里的独立性，而是同样地基于自我在理论领域里的独立性，因此建立起整个哲学。当时，我只是想表明，如何理解通过人的自我而设定一切。对于费希特的体系的这个阐述包含在我于1800年出版的《先验唯心论体系》里面。如果你们中间的某位现在或者将来想要准确并且原原本本地了解近代哲学的逐渐的发展过程，那么我只能推荐他去研究这部《先验唯心论体系》……他将在这部著作中发现那个方法已经得到了完善的运用……这个方法从此以后成为独立于费希特的体系的灵魂……他将确信，这个方法正是我所独有的、甚至可以说天然属于我的东西。尽管我不能炫耀说这个方法是一个绝对的发明，但是同样地，我绝对不能让人把它从我这里抢夺过去，或者承认另外一个人[19]的炫耀，说是他发明了这个方法（X，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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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谢林的这个方法的精髓，就是通过一个“演进过程”来把握自我的整个历史：“在哲学里面，首先是我作出了历史发展的尝试——整个哲学对我来说就是自我意识的历史……进步的原则或者说方法在于一个区分，即一方面是自身发展着的或忙于产生出自我意识的自我，另一方面是那个反思着前者的、仿佛观望着前者的、进行哲学思考的自我”（X，97—98）。毋庸置疑，这个方法对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20]，因此谢林有理由捍卫自己的“发明权”。[21]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至少在谢林的“同一性哲学”时期，由于他在表述方式上经常和斯宾诺莎的“几何学式证明”走得太近，以至于他的辩证法精神暂时在某种程度上被搁置起来了，因此黑格尔完全有理由（更重要的是他也有这个能力）把这个方法发扬光大，把“精神的道路”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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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体情况可参阅拙著《永恒与时间——谢林哲学研究》第一章“谢林的哲学生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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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gl. F. W. J. Schelling，Briefe und Dokumente I. Hrsg. von Horst Fuhrmans. Bonn 1962. S. 287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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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如卢卡奇在他的那本书里面就是这样说的：“自从谢林离开耶拿迁居维尔茨堡之后，他开始受到他的多数公开反动的信徒和学生的影响。他因此很快出版了《哲学与宗教》一书（1804），在这里，他的生涯有了决定性的转变，开始了他的明显反动的第二时期。这一转变‘仅仅’在于：不是艺术而是宗教成了哲学的‘工具’。”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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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译者注：文中所用中译本均为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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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alter E. Ehrhardt，Einleitung von F. W. J. Schelling，Vorlesungen über die Methode（Lehrart）des akademischen Studiums. Hamburg 1990. S. VII-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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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正是费希特开启了“反思的时代”。事实上也是如此，费希特对于“反思”的推崇不仅在哲学上造成了深远影响，而且也给以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诺瓦利斯、蒂克为代表的早期德国浪漫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激励。比如施莱格尔就明确说道：“康德揭示了形而上学的终点……费希特却揭示了形而上学的开端，只不过这个开端不是位于自我和非我之内，而是位于反思的内在自由之内”（FS XVIII，280）。Vgl. Lothar Pikulik，Frühromantik. Epoche-Werke-Wirkung. 2. Auflage. München 2000. S.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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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精神现象学》，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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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过这个命题，谢林从一开始就与经验论者、神秘主义者、蒙昧主义者、宗教人士乃至康德所主张的那种有限的、充满缺陷的“理性”划清了界限，真正将“理性主义”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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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alter Jaeschke（Hg.），Der Streit um die Gestalt einer Ersten Philosophie（1799—1807）. Quellenband 2.1. Hamburg 1999. S.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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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bd. Quellenband 2.1. Hamburg 1999. S.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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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Walter Jaeschke（Hg.），Der Streit um die Gestalt einer Ersten Philosophie（1799—1807）. S.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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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bd. S.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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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bd. S.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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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F. W. J. Schelling，Briefe und Dokumente. Band I（1775—1809）. Hrsg. von Horst Fuhrmans. Bonn 1962. S.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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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 G. Fichte，Gesamtausgab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rsg. von Reinhard Lauth，Erich Fuchs und Hans Gliwitzky. Frommann-Holzboog，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62—2011. II，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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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bd. II，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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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 G. Fichte，Gesamtausgab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rsg. von Reinhard Lauth，Erich Fuchs und Hans Gliwitzky. Frommann-Holzboog，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62—2011. II，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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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精神现象学》，第463、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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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指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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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阅《精神现象学》，第54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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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当然，谢林的这个说法遭到了诗人海涅（一个强硬的黑格尔派）的讽刺挖苦：“就像一个皮匠控告另一个皮匠偷他的皮革作了靴子，我有一次偶尔遇见谢林先生的时候，也听他说起黑格尔‘剽窃了我的思想’；‘他剽窃的是我的思想’；‘我的思想’变成了这个可怜虫的口头禅，经常挂在嘴上……天下再没有比要求取得思想所有权更为可笑的事了。”参阅海涅：《论浪漫派》，载于《海涅文集·批评卷》，张玉书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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