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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如卢卡奇在他的那本书里面就是这样说的：“自从谢林离开耶拿迁居维尔茨堡之后，他开始受到他的多数公开反动的信徒和学生的影响。他因此很快出版了《哲学与宗教》一书（1804），在这里，他的生涯有了决定性的转变，开始了他的明显反动的第二时期。这一转变‘仅仅’在于：不是艺术而是宗教成了哲学的‘工具’。”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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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译者注：文中所用中译本均为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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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alter E. Ehrhardt，Einleitung von F. W. J. Schelling，Vorlesungen über die Methode（Lehrart）des akademischen Studiums. Hamburg 1990. S. VII-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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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正是费希特开启了“反思的时代”。事实上也是如此，费希特对于“反思”的推崇不仅在哲学上造成了深远影响，而且也给以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诺瓦利斯、蒂克为代表的早期德国浪漫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激励。比如施莱格尔就明确说道：“康德揭示了形而上学的终点……费希特却揭示了形而上学的开端，只不过这个开端不是位于自我和非我之内，而是位于反思的内在自由之内”（FS XVIII，280）。Vgl. Lothar Pikulik，Frühromantik. Epoche-Werke-Wirkung. 2. Auflage. München 2000. S.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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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精神现象学》，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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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过这个命题，谢林从一开始就与经验论者、神秘主义者、蒙昧主义者、宗教人士乃至康德所主张的那种有限的、充满缺陷的“理性”划清了界限，真正将“理性主义”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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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alter Jaeschke（Hg.），Der Streit um die Gestalt einer Ersten Philosophie（1799—1807）. Quellenband 2.1. Hamburg 1999. S.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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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bd. Quellenband 2.1. Hamburg 1999. S.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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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Walter Jaeschke（Hg.），Der Streit um die Gestalt einer Ersten Philosophie（1799—1807）. S.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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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bd. S.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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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bd. S.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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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F. W. J. Schelling，Briefe und Dokumente. Band I（1775—1809）. Hrsg. von Horst Fuhrmans. Bonn 1962. S.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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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 G. Fichte，Gesamtausgab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rsg. von Reinhard Lauth，Erich Fuchs und Hans Gliwitzky. Frommann-Holzboog，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62—2011. II，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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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bd. II，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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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 G. Fichte，Gesamtausgab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rsg. von Reinhard Lauth，Erich Fuchs und Hans Gliwitzky. Frommann-Holzboog，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62—2011. II，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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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精神现象学》，第463、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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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指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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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阅《精神现象学》，第54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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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当然，谢林的这个说法遭到了诗人海涅（一个强硬的黑格尔派）的讽刺挖苦：“就像一个皮匠控告另一个皮匠偷他的皮革作了靴子，我有一次偶尔遇见谢林先生的时候，也听他说起黑格尔‘剽窃了我的思想’；‘他剽窃的是我的思想’；‘我的思想’变成了这个可怜虫的口头禅，经常挂在嘴上……天下再没有比要求取得思想所有权更为可笑的事了。”参阅海涅：《论浪漫派》，载于《海涅文集·批评卷》，张玉书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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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宗教的永恒同盟：谢林《哲学与宗教》释义 《序言》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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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在《哲学与宗教》的《序言》里一开始就指出，他本来打算以1802年发表的《布鲁诺，或论事物的神性本原与自然本原》（Bruno oder über das göttliche und natürliche Prinzip）为开端，撰写“一系列对话录”，而且这个系列里的“第二部对话录”几乎就要完成了，遗憾的是，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的干扰，这个计划未能如愿进行（IV，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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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文献来看，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个未完成的“第二部对话录”的手稿，因此它的身世是成疑的。德国学者埃尔哈特（Walter E. Ehrhardt）认为，这“第二部对话录”很可能就是收录于《谢林全集》（1856—1861）第九卷中的那个对话录残篇《克拉拉，或论自然界与魂灵世界的联系》（Clara.Über den Zusammenhang der Natur mit der Geisterwelt. Ein Gespräch），但既然《谢林全集》的编者（谢林的儿子）已经认定《克拉拉》大致写于1809—1812年间，那么埃尔哈特只好这样解释，即《克拉拉》虽然是在这个时间段才完成的，但很有可能从1802/03年间就已经开始构思写作了。[1]然而按照谢林本人在《哲学与宗教》里的说法，该书“就内容而言与那第二部对话录是一致的”，但从《克拉拉》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从自然界到魂灵世界的过渡）来看，很难看出它与《哲学与宗教》的一致性，毋宁说它更接近于谢林1810年的《斯图加特私人讲授录》（Stuttgarter Privatvorlesungen）。再者，假若谢林写作《克拉拉》真的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那么按照谢林的个性和风格，我们现在看到的《克拉拉》比起它的早期手稿来一定是经历过巨大修改，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全然不同的版本了。对此我们只需看看谢林写于1811、1813、1815年的《世界时代》（Die Weltalter）的三个完全不同的版本，就可以想象《克拉拉》（假若它真的就是“那第二部对话录”）可能遭遇的变迁。不管怎样，《克拉拉》与《哲学与宗教》事实上已经是两部内容迥然不同的著作，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对于“那第二部对话录”的缺失也不必抱有过多的遗憾，因为就像谢林所说的那样，这部身世成谜的对话录的内容与《哲学与宗教》是一致的，只不过后者不再采取对话录的写作形式，而是采取普通的论著形式而已。简言之，通过《哲学与宗教》与“那第二部对话录”的内容一致性以及与第一部对话录《布鲁诺》的延续性，我们可以看出，《哲学与宗教》主要阐述的还是谢林的“同一性哲学”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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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哲学与宗教》的具体内容，我们接下去自然会详细加以解读。这里再简单谈谈《哲学与宗教》与谢林的最后一部公开发表的哲学著作亦即1809年的《论人类自由的本质》（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之间的联系。在后面这部伟大的、特别受到海德格尔推崇的哲学著作的序言里[2]，谢林明确交代了他如今的思想与之前的“同一性哲学”以及当时的《哲学与宗教》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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