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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F. W. J. Schelling，Briefe und Dokumente. Band I（1775—1809）. Hrsg. von Horst Fuhrmans. Bonn 1962. S.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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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 G. Fichte，Gesamtausgab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rsg. von Reinhard Lauth，Erich Fuchs und Hans Gliwitzky. Frommann-Holzboog，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62—2011. II，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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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bd. II，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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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 G. Fichte，Gesamtausgab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rsg. von Reinhard Lauth，Erich Fuchs und Hans Gliwitzky. Frommann-Holzboog，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62—2011. II，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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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精神现象学》，第463、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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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指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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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阅《精神现象学》，第54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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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当然，谢林的这个说法遭到了诗人海涅（一个强硬的黑格尔派）的讽刺挖苦：“就像一个皮匠控告另一个皮匠偷他的皮革作了靴子，我有一次偶尔遇见谢林先生的时候，也听他说起黑格尔‘剽窃了我的思想’；‘他剽窃的是我的思想’；‘我的思想’变成了这个可怜虫的口头禅，经常挂在嘴上……天下再没有比要求取得思想所有权更为可笑的事了。”参阅海涅：《论浪漫派》，载于《海涅文集·批评卷》，张玉书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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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宗教的永恒同盟：谢林《哲学与宗教》释义 《序言》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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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在《哲学与宗教》的《序言》里一开始就指出，他本来打算以1802年发表的《布鲁诺，或论事物的神性本原与自然本原》（Bruno oder über das göttliche und natürliche Prinzip）为开端，撰写“一系列对话录”，而且这个系列里的“第二部对话录”几乎就要完成了，遗憾的是，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的干扰，这个计划未能如愿进行（IV，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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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文献来看，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个未完成的“第二部对话录”的手稿，因此它的身世是成疑的。德国学者埃尔哈特（Walter E. Ehrhardt）认为，这“第二部对话录”很可能就是收录于《谢林全集》（1856—1861）第九卷中的那个对话录残篇《克拉拉，或论自然界与魂灵世界的联系》（Clara.Über den Zusammenhang der Natur mit der Geisterwelt. Ein Gespräch），但既然《谢林全集》的编者（谢林的儿子）已经认定《克拉拉》大致写于1809—1812年间，那么埃尔哈特只好这样解释，即《克拉拉》虽然是在这个时间段才完成的，但很有可能从1802/03年间就已经开始构思写作了。[1]然而按照谢林本人在《哲学与宗教》里的说法，该书“就内容而言与那第二部对话录是一致的”，但从《克拉拉》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从自然界到魂灵世界的过渡）来看，很难看出它与《哲学与宗教》的一致性，毋宁说它更接近于谢林1810年的《斯图加特私人讲授录》（Stuttgarter Privatvorlesungen）。再者，假若谢林写作《克拉拉》真的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那么按照谢林的个性和风格，我们现在看到的《克拉拉》比起它的早期手稿来一定是经历过巨大修改，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全然不同的版本了。对此我们只需看看谢林写于1811、1813、1815年的《世界时代》（Die Weltalter）的三个完全不同的版本，就可以想象《克拉拉》（假若它真的就是“那第二部对话录”）可能遭遇的变迁。不管怎样，《克拉拉》与《哲学与宗教》事实上已经是两部内容迥然不同的著作，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对于“那第二部对话录”的缺失也不必抱有过多的遗憾，因为就像谢林所说的那样，这部身世成谜的对话录的内容与《哲学与宗教》是一致的，只不过后者不再采取对话录的写作形式，而是采取普通的论著形式而已。简言之，通过《哲学与宗教》与“那第二部对话录”的内容一致性以及与第一部对话录《布鲁诺》的延续性，我们可以看出，《哲学与宗教》主要阐述的还是谢林的“同一性哲学”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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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哲学与宗教》的具体内容，我们接下去自然会详细加以解读。这里再简单谈谈《哲学与宗教》与谢林的最后一部公开发表的哲学著作亦即1809年的《论人类自由的本质》（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之间的联系。在后面这部伟大的、特别受到海德格尔推崇的哲学著作的序言里[2]，谢林明确交代了他如今的思想与之前的“同一性哲学”以及当时的《哲学与宗教》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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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思辨物理学杂志》里对于他的体系第一次作出了一般的阐述[3]，只可惜这个阐述由于一些外在情况的干扰而未能延续。此后作者主要致力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并且在《哲学与宗教》里作出了一个开端，这个开端由于阐述方面的欠缺仍然是不明确的（VII，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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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谢林还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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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于本书所表述的主要观点，对于“意志自由”“善和恶”“人格性”等等，迄今为止尚未在任何地方进行过解释，但《哲学与宗教》这部著作是唯一的例外……（VII，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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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的后半部分的一个脚注里，谢林再次提到了“类似著作”《哲学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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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也许像先前的类似著作《哲学与宗教》一样，会遭到一些自不量力的追随者和反对者的完全忽视，而这恰恰证明它受到了尊敬（VII，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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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哲学与宗教》与《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的确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除了谢林本人提出的那几个讨论对象（“意志自由”“善和恶”“人格性”等等）的一致性之外，两部著作都带有很强的“论战”意味，前者是在宗教信仰（以埃申迈耶尔为代表）面前捍卫哲学的独特性和崇高价值，后者则是站在哲学的立场上彰显人的独特自由，反驳论敌（以雅各比、弗·施莱格尔为代表）加诸哲学和理性主义身上的“宿命论”这个罪名。此外，两部著作都是以“体系”为发端和归宿，其阐述方式一方面具有史诗式的叙述风格，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大量晦涩的思辨成分，而这两种因素的独特糅合经常遭到人们的误解，被扣上“非理性主义”或“神秘主义”的帽子，殊不知谢林从始至终永远都是“哲学”和“理性”的斗士！这是我们将会澄清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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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提到《哲学与宗教》与《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之间的相似性，并不是要把它们结合起来解读（尽管后者肯定包含在我们整个解读的视域之内），而是主要想指出谢林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的一种延续性，让我们注意到他的早期的“同一性哲学”与他的以《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为开端的“中后期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在“宗教”越来越成为谢林中后期哲学的关注焦点的情况下，看清谢林是如何一以贯之地站在理性的立场上坚持哲学的独特性和最高地位，从而更好地把握“哲学”和“宗教”在谢林这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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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关注的是这样一个现象，即谢林为什么放弃了《布鲁诺》的对话录写作形式，转而用《哲学与宗教》这部论著来表述他的思想。对于这个问题，谢林本人进行了如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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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不再采用对话录的形式来表述这些思想，是因为有感于最近许多公开的言论，特别是埃申迈耶尔的那部值得注意的著作——他在其中希望重新用信仰来补充哲学，这些情况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澄清哲学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倘若不是上述理由阻止我继续发表对话录，那么通过对话录本身来传达思想无疑是最好的做法。在我们看来，惟有对话录这种更高级的形式才能够确保那种已经成熟独立的哲学具有一种无所依赖的、自由的精神。但是，当需要达到一个具体目的的时候，我们绝不会采用对话录的形式，因为它永远都不能被当作一个工具，而是本身就包含着自己的价值（VI，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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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在这里指出，一般说来，“通过对话录本身来传达思想无疑是最好的做法”，且“惟有对话录这种更高级的形式才能确保那种已经成熟独立的哲学具有一种无所依赖的、自由的精神。”谢林的这些言论立即让我们联想到历史上那位最伟大的用对话录来进行写作的哲学家，即柏拉图。诚然，柏拉图并不是第一位，更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一位用对话录来进行写作的哲学家，但他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成就是无比辉煌、无与伦比的，他创作的三十多部对话录不但包含着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而且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施莱尔马赫称作“哲学艺术作品”（philosophisches Kunstwerk）的典范。至于其中原因，无论是因为柏拉图本身具有极为高超的文学创作技巧，还是因为他的伟大深邃的哲学思想才真正赋予这种写作形式以精神和灵气，总之结果是，柏拉图成为对话录写作的楷模或“原型”（Urbild），后世每一位用对话录的形式来进行写作的哲学家都是他的模仿者。这些模仿者里面的著名人物，在古代有西塞罗和奥古斯丁，在近代则有贝克莱、休谟、布鲁诺、卢梭、谢林、叔本华等等。诚然，形式上和技巧上的模仿是容易学习的（尽管从来没有哪位后人真正达到了柏拉图的艺术高度），但真正的模仿或者说最重要的模仿亦即“柏拉图哲学精神的传承”，却不是每一位哲学家都能做到的（比如贝克莱和休谟之类经验论哲学家压根就待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的那种“洞穴”里，从未出来过）。相比之下，谢林无论在艺术才华方面还是在哲学精神方面都是与柏拉图最为接近的，正如同时代的人已经把他视为“第二个柏拉图”，并且把他和黑格尔的关系比拟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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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柏拉图本人仅仅用对话录的形式来进行写作，但另一方面，对话录并不是哲学著作的唯一形式。我们在这里略过了“柏拉图为什么要用对话录写作”这个对于柏拉图诠释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5]，而只想强调一点，即每一位哲学家都不但拥有思想的自由，而且拥有选择思想表达形式的自由。比如，巴门尼德用六部韵脚诗《论自然》来表述他的思想，而亚里士多德虽然也写作对话录（它们绝大部分都已失传），但他的现存“著作”（比如《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其实是由讲义和论文汇编而成。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笛卡尔的《方法谈》是一种心灵独白。帕斯卡和蒙田撰写随笔，李希滕贝格撰写箴言，德国浪漫派撰写“断片”。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采用了几何学演绎的形式，而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采取了逐条批判洛克《人类理智论》的形式。除此之外，哲学家的书信（比如莱布尼茨和克拉克之间的通信、门德尔松和雅各比之间的通信）、日记（比如克尔凯郭尔）、公开演讲（比如费希特的《学者的使命》和施莱尔马赫的《论宗教》）、速记纸条（比如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授课讲稿（比如谢林和黑格尔的各种讲演录）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哲学著作。当然，对于哲学著作而言，近代以来最具有代表性的写作形式还是“系统论著”，这一点在德国尤其明显，对此我们只需看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黑格尔的《哲学全书》、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等等巍峨辉煌的体系巨著，除了感叹折服和心向往之以外，还能有别的什么感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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