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857400 需要指出的是，谢林的上述言论并不是在批评辩证法本身，而是在批评那种已经僵化为“单纯的形式”的辩证法，而真正的辩证法其实就是那种作为其原型的“内在的交谈艺术”或“内在的对话”。诚然，“世界时代哲学时期”（大致为1811—1827）以及更后期的谢林已经不再拘泥于严格的柏拉图式的对话录写作形式，而是把“对话”这一基本精神融入到了他的一切表述形式当中。后期谢林，类似的还有后期费希特，基本不再撰写专门的哲学著作（他们已经过了热衷于通过著书立说来扬名立万的阶段），而是主要采用课堂讲授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而他们之所以更愿意采用这种“平凡的”方式，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能够更好地与学生——尤其是那些“具有自由精神的听众”——进行交流。[16]正如谢林有一次在《天启哲学原稿》（1830/31）中所说的那样：“单方面地宣讲某种学说根本不是我的做事风格，毋宁说我总是会注明赞成意见和反对意见（Pro und Contra）。”[17]谢林的课堂绝不是照本宣科的灌输，而是带有浓厚的讨论探讨的意味。今天我们阅读那些已经整理为一部部厚重“著作”的谢林后期课堂讲授录（比如《世界时代体系》《哲学导论》《近代哲学史》《神话哲学》《天启哲学》等等），仍然能够感受到其中强烈的对话交流的气息，甚至能够仿佛看到哲学家在说那些话时的音容笑貌，这是一种何其难得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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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02 谢林不再拘泥于严格的流于表面的对话录写作形式，与此同时，他对于哲学思想的表述方式的重视却从未减弱。这里还是要谈到《世界时代》这个著名的例子。谢林在创作这部著作的时候一直是把它当作“我的伟大代表著作”来对待的，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必须不仅就内容（哲学思想本身）而言，而且应当就形式（表述方式）而言也达到完满的客观性。该书的开篇是这样一段箴言：“过去的被知道，现在的被认识，未来的被推算。知道的东西被叙述，认识的东西被呈现，推算的东西被预言（Das Vergangene wird gewußt，das Gegenwärtige wird erkannt，das Zukünftige wird geahndet. Das Gewußte wird erzählt，das Erkannte wird dargestellt，das Geahndete wird geweissagt.）”（WA I，3）。[18]这里引人注目的，除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划分之外，更在于谢林为它们分别指定了三种不同的认识把握方式（“知道”“认识”“推算”），而对于由此得到的三种认识成果，又分别指定了三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叙述”“呈现”“预言”）。从这里可以看出，“科学”（Wissenschaft）既已在本质上与“知道”（Wissen）及“知道的东西”（das Gewußte）相通，那么它的合适的内容或对象应当是“过去”，而它的合适的表述方式应当是“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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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04 为什么这件事情过去或直到现在都是不可能的呢？为什么最高科学所知道的东西不能像任何别的知道的东西一样，径直简单地被叙述呢（WA I，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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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06 如今谢林在《世界时代》里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以“叙述”的方式来阐述科学的内容，即“知道的东西”。所谓“叙述”（Erzählung），并不是指单纯的东拉西扯地讲故事，而是指“史诗”（Epos，比如荷马史诗）或“历史”（Historie，比如希罗多德的同名著作）意义上的叙事。谢林认为这是科学的最高表述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谢林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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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08 既然“科学”就其实质和词源本意而言是“历史”，那么它就外在形式而言也可以是“历史”。而哲学家，比如神一般的柏拉图，虽然在他的整个系列的著作里都是一贯采取辩证法的表述方式，但在最高峰和最终的澄清要点那里却全都转而采用历史的方式，回归到历史的单纯性（WA I，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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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10 谢林甚至认为，通过“叙述”这样的表述方式，哲学家长久以来孜孜追求的“通俗性”也将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当然，一切都还只是就原则上而言。谢林清楚地意识到：“正如言谈必须伴随着节奏，以之作为载体，同样，科学也必须伴随着辩证法，以之作为载体。我们不可能是叙述者，而只能是探究者（Forscher），斟酌着一切赞成意见和反对意见，直到真正的科学坚定不移地、无可怀疑地、永远地扎下根来”（WA I，16）。[21]也就是说，在谢林看来，至少就当前时代来说，哲学思想的最合适的表述方式既不是单纯的叙述，也不是单纯的辩证法（对话），而是应当像言谈和节奏的关系一样，紧密结合成一个完满的整体。《世界时代》最终就是采用了这样的表述方式，既有神话一般的史诗性叙事，也有对于重要概念的思辨的辩证式探讨。《世界时代》正是由于其中深邃的哲学思想，以及这种独一无二的表述方式，加上它所遭遇的坎坷命运，因而成为谢林的哲学生涯乃至哲学史上的一部“传奇之作”。尽管谢林在《世界时代》之后正式放弃了严格的“哲学著作”的写作，但他后期的所有讲授录和手稿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这种“史诗性叙事”+“辩证法探讨”的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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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12 我们再回到《哲学与宗教》。谢林在序言里指出，他之所以有意识地调整表述方式，不再写作对话录，主要是因为埃申迈耶尔在其《哲学过渡到非哲学》[22]一书中对哲学的地位发出挑战，打算“用信仰来补充哲学”，因此谢林不得不站出来澄清“哲学与信仰之间的关系”（VI，13）。谢林想要与埃申迈耶尔展开论战，而在他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对话录并不是一种合适的表述方式。[23]按谢林的说法，“当需要达到一个具体目的的时候，我们绝不会采用对话录的形式，因为它永远都不能被当作一个工具，而是本身就包含着自己的价值”（VI，13）。结合谢林之前的观点（“对话录能够确保哲学具有一种无所依赖的自由精神”），那么他这里的意思仿佛是说，对话录本身应当是哲学思想的一种自由的呈现，仅仅遵循自己的逻辑发展而进行阐述，仅仅以自身为目的，而不是服从于别的“具体目的”（在这里即进行论战），不能被当作一个“工具”。换言之，如果要和埃申迈耶尔进行论战，批驳他的思想，那么谢林在某种程度上就得跟着埃申迈耶尔的思路行进，相应地阐释他自己的相关思想，而不能自由地阐述他的哲学体系，因而也就不方便以对话录的形式来进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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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14 谢林的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并不是令人完全信服的。把对话录抬高到一个绝对的完满自足的地位，否认它具有任何具体目的，否认它可以作为工具来使用，这些做法不但不符合对话录的本性，而且也不符合对话录在柏拉图那里发挥的作用，因为柏拉图恰恰不是为对话录而写作对话录，相反却是把对话录当作一个无比趁手的工具来使用的，无论是传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还是和职业智者以及庸众的观点进行论战，都是如此。这是很明显的。进而言之，谢林的上述解释也与他自己之前的思想和做法形成矛盾。谢林在这里把对话录比喻为一件“艺术作品”，以强调其完满自足的价值和意义，但他在1800年的《先验唯心论体系》里明明把艺术和艺术作品称作是哲学的一个“普遍工具”（allgemeines Organ），也就是说，艺术能够以一种客观的方式呈现出哲学家虽然通过思辨的方式理解把握到，但却很难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表述出来的真理（III，613，625，627—629）。再者，谢林之前发表的那部《布鲁诺》，也很难说没有包含任何具体目的，因为就像我们之前曾经指出的那样，《布鲁诺》里实际上有相当多的篇幅在和费希特进行论战。综上所述，谢林在这里放弃对话录写作形式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赞同谢林的这个观点，即至少现在和埃申迈耶尔进行论战的时候，一般的“论著”是一种比“对话录”更适合的表述方式。这个选择是谢林的自由，且无论如何是基于谢林自觉的对于不同表述方式的考虑和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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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16 至于埃申迈耶尔的那些应当遭到批驳的观点，我们在后面将会于相应的地方进行分析和讨论。这里只是简单谈谈他与谢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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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18 埃申迈耶尔（Carl August Eschenmayer）生于1768年，比谢林大7岁。他于1783年进入图宾根大学，因此是谢林（1790—1795求学于此）的师兄，但他中途几次中断学业，直到1793年才重新回到图宾根，并于1796年获得博士学位。埃申迈耶尔1811年成为图宾根大学哲学系编外教授，1813年成为正教授，直到1836年退休。埃申迈耶尔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哲学家、医生和灵异学家，主要哲学著作有《哲学过渡到非哲学》（Die Philosophie in ihrem Übergang zur Nichtphilosophie，1803）、《道德哲学体系》（System der Moralphilosophie，1818）、三卷本《宗教哲学》（Religionsphilosophie，1818—1824）、《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与基督教原则之比较》（Die Hegel’sche Religionsphilosophie verglichen mit dem christlichen Princip，1834）等等。埃申迈耶尔虽然比谢林年长，且身为谢林的师兄，但他在哲学思想上却是谢林的追随者。与此同时，埃申迈耶尔并不是“愚忠于”谢林，而是经常也勇气十足地批评后者，因为他自己同时深受另一位哲学家雅各比的影响，而这位鼓吹信仰、贬低知识的雅各比一直都是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谢林这些哲学家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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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20 从谢林这边来看，他虽然很享受埃申迈耶尔等粉丝对他的拥戴和推崇，甚至反过来也从埃申迈耶尔那里学习了一些自然哲学方面的内容，包括借用“潜能阶次”（Potenz）这一重要哲学概念（IV，113），但他并不认为这些人真正理解了他的思想，同时非常反感这些人对他的学说的胡乱发挥。谢林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们从他的哲学里引申出一些他本人坚决反对的思想，比如“用信仰来补充哲学”等等。事实上《哲学与宗教》的序言的整个后半部分都是对于这些粉丝的批评指责。俗话说，不怕神一般的对手，就怕猪一般的队友，谢林一定对此深有体会，他不怕自己的著作像一件沉入大海深处无人得见的艺术作品，也可以对“反对者们的粗暴误解”泰然处之，但却不能容忍那些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却又多管闲事的“模仿者和注释家”（VI，14）。谢林把这些不招即来的追随者称作“无性的工蜂”[24]，指责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和独立创造的能力，只知道汲取别人的思想，冒充为己有，而一旦这些思想出了什么问题（比如引起“无神论”的纠纷），马上又把一切责任推卸给这些思想的原创者，仿佛他们完全与此无关。除此之外，谢林也把那些人称作“擅自触摸圣火的山羊”，借用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洛斯的那句名言来警告他们不得涉猎科学的内中奥秘。这些尖锐的言论也许并不是直接针对埃申迈耶尔（因为他相对于其他粉丝而言已经算很不错的了）[25]，但毕竟会刺伤各位粉丝的柔软心灵，最终导致其中很多人与谢林决裂，甚至转变为谢林的论敌。另一方面，谢林的苦衷是可以理解甚至值得同情的，因为他所批判的那些存在于哲学领域里的悲哀现象是一个客观的、从古到今都不鲜见的事实，因此谢林的批判其实不只是针对以埃申迈耶尔为代表的特定人群，而且一般地针对所有那些在哲学领域里无能且无耻的、打着“哲学”的旗号败坏“哲学”名誉的败类。很自然地，谢林在这里引用了柏拉图的那句名言：“拿着酒神杖的人很多，但真正的信徒没有几个”（《斐多》69c）。是的，在柏拉图那个时代，“冒牌哲学家”或“哲学败类”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令柏拉图无比痛心疾首的现象：“哲学所遭受的最大和最强烈的羞辱，恰恰来自某些宣称自己‘搞哲学’的人”（《理想国》489d）。[26]真正的哲学家必须与这些“冒牌哲学家”及其群众基础（因为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冒牌哲学家”天然地就在无知的群众那里更能赢得信任和发挥影响）划清界限，捍卫哲学之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哪怕这样会招致“精英主义”“思想贵族主义”等指责，也毫不畏惧。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作为哲学的捍卫者和斗士的谢林在《哲学和宗教》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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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22 [1] Walter Ehrhardt，Einleitende Bemerkung，in F. W. J. Schelling，Philosophie und Religion. Hrsg. von Alfred Denker und Holger Zaborowski，Freiburg/München 2008. S.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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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24 [2] 参阅海德格尔的如下评语：“它是谢林最大的成绩，它同时是德国哲学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因而也是西方哲学最深刻的著作之一。”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薛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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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26 [3] 这里指谢林1801年首先发表于他本人主编的《思辨物理学杂志》中的《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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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28 [4] 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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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30 [5] 对此有更多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著《柏拉图的本原学说：基于未成文学说和对话录的研究》第五章“从未成文学说到著作”，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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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32 [6]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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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34 [7] 至于这个表述方式客观上是否完满达到了斯宾诺莎所期望的效果，人们当然可以争论。对此可参阅洪汉鼎：《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五章《斯宾诺莎哲学体系的逻辑结构及其几何学方法》（尤其是第208—222页）中的分析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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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36 [8] 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陈修斋、曹棉之译，郑之骧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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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38 [9] 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上册），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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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40 [10] 关于柏拉图对于谢林的影响和意义，学界已经有着汗牛充栋的研究。在此我们只列举两部具有代表意义的著作：Harald Holz，Die Idee der Philosophie bei Schelling. Metaphysische Motive in seiner Frühphilosophie. Freiburg/München 1977. Michael Franz，Schellings Tübinger Platon-Studien. Göttinge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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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42 [11] 诚然，时人对于《布鲁诺》的写作成就的评价并不是完全正面的，比如弗·施莱格尔在给施莱尔马赫的信中就写道：“你想知道我对《布鲁诺》的一些想法……它要是按照先前体系（谢林1801年的体系）的形式必定会让我更满意；因为不按现今这一体系反倒显得舒服些，而且也能顾及对话的艺术。”而新黑格尔主义者克隆纳（Richard Kroner）出于其一贯的对于谢林的敌视立场，更是宣称道：“谢林通过对话这种艺术形式，借助于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的嘴来表述学说的内容，并因此把它推向了一个被美化和正在被美化的远方，这比按学术演讲的方式更好地掩盖其思维的缺陷。”转引自斯特芬·迪兹（Steffen Dietzsch）：《谢林同一性哲学的短暂辉煌》，载于谢林《布鲁诺》，邓安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63、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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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44 [1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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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46 [13] 谢林曾经是德国浪漫派的精神领袖（虽然谢林本人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到浪漫派的阵营里），对于后者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有学者指出：“无论施莱尔马赫怎样使人想起柏拉图的对话方法，他所给出的系统展示毕竟不能从柏拉图那里出发来理解，而是应当理解为由谢林所表述的纲领的实施。”潘能伯格：《神学与哲学》，李秋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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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448 [14] Friedrich Daniel Schleiermacher，Über die Philosophie Platons. Hamburg，1996. S.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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