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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48 “哲学史”展示出的是一个普遍的哲学,但落实到每一位特定的哲学家那里,一种“纯粹的个体化直观”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这意味着哲学在本质上应当是一件无法依靠别人、只能自力更生的事情。真正的哲学家必须通过理智直观而认识到绝对者,但“这种认识方式不是通过指导、授课之类方法灌输到灵魂里面”,而是必须由灵魂自己去掌握(VI,26)。如果理智直观不可能通过指导或授课之类方法教会,那么要想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就只剩下“自学成才”这条途径了。对于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谢林在《学术研究方法讲授录》(1802)的“专论哲学研究”这一章里明确提出了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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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50 哲学是可以学会(erlernt)的吗?它能够一般地通过训练和勤奋努力而被掌握吗?抑或哲学是一种天生的能力,一个自由的馈赠,一个命中注定的收获?……真正意义上的哲学(sie als solche)是不可能学会的,这个意思已经包含在之前所说的内容里面。通过学习的方式,人们只能获得关于哲学的各种特殊形式的知识。在进行哲学研究的时候,尽管那种没法后天获得的能力(亦即理解把握绝对者的能力)是不能培养的,但那些知识却应当成为努力的目标。当我说“哲学是不能学会的”,意思并不是指每一个人因此未经训练就掌握了哲学,不是指人们天然地就能够进行哲学思考,就像人们天然地就能够思考问题或组合思想那样(V,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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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52 谢林这里表达出的意思很清楚,当他说“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是不能学会的”,首先,这绝不是指每一个人可以无师自通就掌握哲学,或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哲学家”;其次,有些东西——“关于哲学的各种特殊形式的知识”——其实是可以学习的。这些可以学习的东西,除了形式逻辑之类思维训练之外,主要是指哲学史,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学的哲学系里主要教授的内容。但是单靠学习逻辑和哲学史是不可能成为哲学家的。也许有人会质疑我在这里自相矛盾,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哲学就是哲学史”,既然如此,学习哲学史岂不是就等于学习了哲学?对此我们的答复是,“哲学就是哲学史”——这是惟有真正的哲学家才会获得的一个认识,换言之,只有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才能认识到“哲学”和“哲学史”的同一性,但是对于一个初学者或门外汉而言,由于他根本不具有这个认识,所以无论他学习了多少哲学史的东西,那也只不过是增加一些掌故见闻而已,除非他同时或随后也具备了理智直观的能力,那么他之前学习的哲学史的内容立即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从单纯的掌故堆积摇身一变为绝对者的运动或精神的呈现过程,同时也丰富和充实了他通过理智直观而得到的那个认识。就此而言,学习哲学史虽然不是成为真正的哲学家的充分条件,但可以看作是一个必要条件。其实我们更应当鄙夷的是那种轻视乃至无视哲学史的做法,因为这等于几乎把哲学领域里仅存的“可以学习”的东西都抛弃了。这些人立志要在哲学领域里“独立思考”“大胆创新”,不把任何哲学前辈放在眼里,但由于他们的相关知识储备几乎为零,而他们上升到理智直观的可能性又是如此之低,所以他们自己津津乐道、自视甚高的那些所谓的“创新思想”其实都是一些千百年来早就被人唾弃的陈腐观点或谬误之见。人们只需稍稍留意就会发现,在哲学领域里,每每是这些把“创新”挂在嘴边的人真正表明了什么叫“无知者无畏”。而每次看到这些人洋洋自得的样子,我们总忍不住想对他们说:“朋友!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克里斯波、伊壁鸠鲁、西塞罗、柏罗丁、卢克莱修、安瑟尔谟、奥古斯丁、爱留根纳、托马斯·阿奎那、库萨的尼古拉、布鲁诺、培根、洛克、霍布斯、贝克莱、休谟、笛卡尔、马勒布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施莱格尔、谢林、黑格尔、叔本华、费尔巴哈,还有你们的西哲史老师,请你回去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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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54 谢林既然如此强调理智直观能力的重要性,强调只有少数“天才”(Genie)——“天才能够解决那种绝对的、不能通过别的方式而被解决的矛盾”(III,624)——才具有这个能力,于是就给“真正的哲学家”设定了一个很高的门槛,把绝大多数“哲学从业者”挡在门外,至于广大人民群众更是连门都没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谢林遭到如此之多的嫉恨,经常被扣上“天才作风”或“精神贵族”的帽子。但是谢林的做法有什么不对呢?试问,人们在诗歌、艺术甚至自然科学之类领域并不排斥“天才”,为什么对于那比自然科学、诗歌和艺术更高超得多的哲学里面的“天才”却看不下去呢?康德、叔本华同样大力鼓吹“天才”,为什么他们就没有被扣上“天才作风”的帽子呢?黑格尔假惺惺地自认不是“天才”,甚至为此挖苦谢林,但又有谁会否认黑格尔恰恰就是谢林意义上的“天才”,而且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天才”呢?[14]这里面有些东西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怪就怪谢林太实诚了,不懂得(或不屑于)掩盖自己的观点,甚至当众宣称罗马诗人贺拉斯的那句名言——“Odi profanum volgus et arceo.[我憎恨无知的群众,和他们离得远远的。]”——是他的座右铭。[15]所幸,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纠结于这些无关本质的东西,而是把注意力放在谢林的那些言论中的真正意义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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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56 换言之,当谢林说“真正的哲学是不能学会的”,这恰恰强调的是那些具有哲学家潜力的人的自由,指出“能否成为哲学家”这件事情的关键在于他们自己,即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升到理智直观的认识。正如谢林多次强调的,灵魂的本质就是“自在体”,这就是说,就原则而言,每一个人都有认识绝对者的禀赋,至于能否把那个禀赋发挥出来,就要看每个人的努力或造化了。也许只有少数人能够完全发挥出这个天赋,而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天才”。与此同时,谢林从来没有否认“学习”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因为这对于任何想要成为真正的哲学家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必要条件。严格说来,仅仅学习逻辑和哲学史都还是远远不够的。在《学术研究方法讲授录》(1803)里,谢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表明,既然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普遍的东西,那么尽可能学习和了解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的知识也是有益的(V,262)。而在晚年的《天启哲学导论或肯定哲学之奠基》(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r Offenbarung oder Begründung der positiven Philosophie,1842/43)里,谢林不但回顾了自己学习数学、物理学、历史的经历,更强调了学习古典语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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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58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精神的那种形式训练比任何抽象的逻辑学和修辞学都更能让我注意到、并且让我表达出各种思想的最精微的层次和差别。学习古典语言给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好处,即让我从古代的伟大著作中直接汲取营养,通过那贯穿这些著作的精神而不断地提高我自己,给我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当我越是深入地掌握了这些模范语言和它们的构造,我就越是感到一种需要,必须进入到这奇妙的工具的本质之内。这个工具,在正确的使用下,能够确凿无误地表达思想,而且即便对情感而言,它既可以足够温柔地反映感觉最轻微的气息,也可以足够强悍地表现最猛烈的激情的惊人风暴。语言从何而来,如何演化,如何在人这里产生?语言的力量从何而来?这个力量不是在语言的使用之前,而是直接在使用之中产生出来的。我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也不是借助于手或者外在官能,而是直接借助于精神,真正说来我就在精神里,在其中获得灵魂,自由地不受阻碍地活动着(XII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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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60 “学习”既然是如此之必要,那么相应地“教育”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由于理智直观是不能学会的,所以“绝对者的理念”不是被给予的,不是由哲学家由外到内灌输到学习者的灵魂里面。既然如此,作为教师的哲学家所能做的工作,一方面除了传授那些可以学习的知识亦即逻辑和哲学史之外,另一方面就是对绝对者以及理智直观等等进行描述,把那种直接知识转化为一种间接知识。但无论如何,哲学家都不能代替学习者去亲自作出理智直观并认识到绝对者,更何况对于任何描述来说,“任何一门人类语言都太贫乏了”(VI,27)。哲学家的教学活动归根结底是一种“指引”,要么通过亲身示范,要么通过描述,但在这个问题上,一切指导工作都只能是一种“否定意义上的指导”或一些“辅助手段”,比如指明身体、现象世界、感官生活、偶然事物、有限对立等等的虚妄,通过这种方式把学习者的灵魂导向对于绝对者的理智直观。至于学习者在现实中是否能够直观绝对者,如何直观绝对者,这些却是作为教师的哲学家所无能为力的。无论多么伟大的哲学家都做不了越俎代庖这件事。但是在某些幸运的情况下,如果学习者达到了理智直观,那么那些辅助手段就可以被抛弃了,因为学习者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成为真正的哲学家中的一员(VI,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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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62 在这一章的最后,谢林还批评了某些哲学家在“认识绝对者”这件事上面的误解。谢林在这里点名批评了“康德主义和知识学唯心主义(费希特)”,将他们称之为“独断论体系”。康德和费希特割裂了观念层面和实在层面,认为后者外在于并且独立于前者。简单地说,就是在认识和认识的对象之间划开一条鸿沟,把认识的对象牢牢限定在“对象”的位置,当作是一个与认识者迥然不同的东西。结果就是康德弄出一个不可认识的先验对象X,而费希特更是把绝对者当作是一个依赖于主观自我的“思维对象”(Noumen)。对此谢林批评道:“在知识学看来,要求直接认识绝对者乃是一个无比明显的矛盾,也就是说,通过认识活动,自在体本身再度成为灵魂的一个产物,因此它是一个纯粹的思维对象,不再是自在体”(VI,27)。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本书第一章里已经较为充分地讨论了康德—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和谢林—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这里就不再详述了。这里顺带提到一点,即我们之所以称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为“绝对唯心主义”而不是称之为“客观唯心主义”,就是要强调他们并不是康德和费希特的单纯的“对立面”,而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立场,已经完成了对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超越。惟其如此,我们才会认识到“绝对者”是真正第一位的东西,而不是“一个为了进行哲学思考而设定的前提”,亦即从属的或派生的东西。人们不是首先进行什么哲学思考,然后设定一个绝对者,毋宁说“事实恰恰相反,只有伴随着绝对者的一个已然活生生的理念,一切哲学思考才会开始,并且已经开始”(VI,27)。人们首先通过理智直观认识到绝对者,“这种知识的最初起源同时也是哲学的最初起源”(E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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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64 [1]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界说3,亦参阅《伦理学》第一部分命题5及其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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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66 [2] 举个例子:谢林和黑格尔的同学和朋友荷尔德林即使在晚年陷入完全痴呆的情况下,只要听到人们提起谢林和黑格尔的名字,嘴里就会嘀咕起“绝对者”这个词。参阅荷尔德林:《塔楼之诗》,先刚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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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68 [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324=B381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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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70 [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365,B394,B443 ff.,B.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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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72 [5] Arthur Schopenhauer,Über die vierfache Wurzel des Satzes vom zureichenden Grunde. In ders. Sämtliche Werke,herausgegeben von Wolfgang Frhr. von Löhneysen. Stuttgart/Frankfurt am Main 1962. Band III,S.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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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74 [6] 《精神现象学》,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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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76 [7]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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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78 [8]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68,B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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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80 [9]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308,A280=B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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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82 [10] 参阅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五部分命题36:“心灵对神的理智的爱,就是神借以爱它自身的爱……这就是说,心灵对神的理智的爱乃是神借以爱它自身的无限的爱的一部分……这种心灵的爱乃是神自己观察自己的主动行为,就神之显现于人的心灵而言,这种主动行为是伴随着神的观念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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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84 [11] 黑格尔在他的《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体系的差别》里同样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Vgl. G. W. F. Hegel,Differenz des Fichteschen und Schellingschen Systems der Philosophie. In ders. Werke in Zwanzig Bänden. Theorie Werkausgabe. Frankfurt am Main 1970. Band 2,S.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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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86 [12] 详参本人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译者序”里面作出的相关解释,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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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88 [13] Immanuel Kant,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 In Kants Werke,Band IV,Berlin 1968. S.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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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90 [14] 实际上黑格尔在1802年的一篇文章里也宣称:“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就是某种隐秘的东西(etwas Esoterisches),它本身既不是为了群氓(Pöbel)而被创造出来的,也不可能是为了群氓而准备的……诚然,哲学必须认识到,民众也有可能提升到哲学的层次,但哲学反过来没有必要去屈尊迁就民众。”G. W. F. Hegel,Über das Wesen der philosophischen Kritik überhaupt und ihr Verhältnis zum gegenwärtigen Zustand der Philosophie insbesondere. In ders. Werke in zwazig Bänden. Theorie Werausgabe. Frankfurt am Main 1970. Band 2,S. 182.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的这篇文章的标题下面有一个脚注,即“黑格尔在谢林的协助下完成”(Ebd.,S. 171),因此不排除这种可能,即黑格尔是在谢林的授意下写了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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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57892 [15] 在意识形态思想家卢卡奇的眼里,这些言论立马成了谢林的一大罪状:“他的反启蒙运动的哲学贵族倾向在耶拿时期就已经紧紧地和反动的政治倾向结合在一起了。他反对启蒙运动的知性哲学就是完全公开地反对民主,就是完全公开地反对启蒙运动的知性哲学为革命作准备。……为了反对这种情况,哲学必须使用它的贵族否决权,……这种哲学理所当然的格言就是这句话:‘我憎恨无知的群众,和他们离得远远的。’因此,这种完全反动的基础甚至在青年谢林那里就已经可以找到了。”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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