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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企图在每一个投影那里都尽可能表现出一个具有双重统一性的完整理念，在它自己的那个最完满的形象里甚至表现出全部处于不同层次的理念，以便在这种情况下，让被造物从某个理念那里获得一个规定性，又从另一个理念那里获得另一个规定性，最终把整体打造为那个真实宇宙的一个完满的摹本。通过这种方式，当灵魂按着不同的层次，一会儿用实在、一会儿又用观念来表现整个理念，它最终就把自己提升为一种原初统一性，而事物的不同的潜能阶次也展现在它面前（VI，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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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所有这些努力，最终目的就是把它的有限的“被造物”或“投影”打造为那个绝对世界的一个完满的摹本，同时把自己提升为一种堪比“原初统一性”的东西。为此它不但依据所有处于不同层次的理念，把这个或那个理念的规定性拿过来应用到那些被造物上面，仿佛这些被造物就是真实的存在，甚至本身就能构成一个丰富完满的真实世界，唯一的一个世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灵魂的这些做法，就会发现，这实际上就是康德—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因为他们都是在一个仿佛无需绝对者就独立自在的自我意识里面，利用各种概念的规定性来理解把握甚至“建构”对象，从而营造出一个丰富的、完美的存在于思想之中的世界，而自我意识或灵魂也仿佛作为“原初统一性”成为了最高本原。然而这个完美的“摹本”终究是一个无根基的东西，终究只是一个“现象世界”，它愈是看起来“完美”，就愈是表明了灵魂的堕落的彻底性。就灵魂执着于它自己构造出来的这个“现象世界”而言，后者就成为灵魂的一个“痴迷偶像”（Idol，simulachrum）（VI，46）。在接下来的几个段落里，谢林反复强调“物质”“现象世界”“整个现象”等等就其处于堕落状态而言都是不真实的东西，是一种“绝对的虚无”“绝对非本质”或“绝对的非实在性”，同时也明确指出，这一切都是因为灵魂的“自我性”——此乃有限性的真正本原——出于它的自私而脱离了绝对者（VI，46，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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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灵魂的真正的努力方向，不应当是把“现象世界”粉饰美化为真实的“原型世界”，而是应当借助于那些被造物来重新认识原型，并因此超脱于“现象世界”之上。谢林指出，灵魂必须通过那些被造物，以之作为“中介存在”，就像通过一面混浊的镜子一样，去认识那些真正的本质，亦即原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它必须成为灵魂的努力目标。在这里谢林再次援引那个“古老的、神圣的学说”（实即柏拉图在《斐多》《斐德罗》和《理想国》里面的哲学主张），尤其是柏拉图的“回忆说”，揭示出灵魂的艰难处境和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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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灵魂是从理智世界降落到感官世界，在那里由于它们的自主性和一个（在理念上而非在时间上）先于生命而犯下的过错（即和身体捆绑在一起，就像被关在监狱中一样）而接受惩罚；灵魂虽然本身具有关于真正的宇宙的一致性与谐音的回忆，但在这个飘忽不定的世界的感官喧嚣里，它们只能在杂音和相互矛盾的音调的干扰下去倾听那种一致性与谐音；第三，灵魂能够不是在当前存在着或似乎存在着的东西那里认识真理，而是仅仅在它们的曾经的对象那里认识真理，它们必须努力回归那个对象，回归理智生活（VI，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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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本身具有对于真实的“原型世界”的回忆，同时却只能在“现象世界”的喧嚣当中努力摸索曾经认识到的真理，这就是灵魂之“堕落”状态的真实写照。从原则上说，灵魂能够重新完全掌握对于原型的清晰认识，就像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描述的那些来到洞穴之外的灵魂一样；但从现实情况来说，只有极少数灵魂会做到这一点，就像柏拉图通过那个“洞喻”所表明的那样，只有极少数囚犯能够挣脱枷锁爬到洞穴之外。也就是说，对于堕落的灵魂能够重新获得真知这件事情，我们既不能过于悲观地认为这是绝不可能的，也不能过于乐观地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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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灵魂的努力绝不是仅仅局限于“认识”，而是也意味着回归“理智生活”，回归一种道德的生活。正如谢林在这一章的开头已经指出的，“完满的解决方案”必须推进到“实践哲学的领域”里面才会完成，而后面这部分正是接下来的《自由、道德和极乐》这一章将要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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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柏拉图的本原学说》，第241—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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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einrich Dörrie，Emanation. Ein unphilosophisches Wort im spätantiken Denken. In ders. Platonica Minora. 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1976. S. 70—86. Vgl. auch Joachim Ritter und Karl Gründer（hrsg.），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Bd. 2. Basel，1984. S. 445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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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 W. Leibniz，Hauptschriften zur Grundlegung der Philosophie. Teil II. S. 611. Hamburg 1996. G. W. Leibniz，Versuch in der Theodicée über die Güte Gottes，die Freiheit des Menschen und den Ursprung des Übels. S. 365. Hamburg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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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aruch de Spinoza，Ethik，in geometrischer Ordnung dargestellt. Lateinisch-Deutsch. S. 44. Hamburg 1999. 详细参阅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命题16，命题17之附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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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阅拙文《柏拉图的二元本原学说》，载于《哲学门》2007年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亦参阅拙著《柏拉图的本原学说》中的大量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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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很显然谢林在这段时间对于柏拉图的《蒂迈欧》是一种贬斥的态度，甚至认为这是一部伪作。在《哲学与宗教》出版之前，德国古典语文学家温迪希曼（Karl Windischmann）刚刚翻译出版了柏拉图的《蒂迈欧》，并且寄送了一册给谢林，而谢林在回信中居然用一种“挑衅”的口气说道：“如果我说《蒂迈欧》不是柏拉图的著作，您有什么意见？”Vgl，F. W. J. Schelling，Briefe und Dokumente III. Hrsg. von Horst Fuhrmans，Bonn 1974. S.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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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chelling，System der Weltalter. Münchener Vorlesungen 1827/28 in einer Nachschrift von Ernst Lasaulx，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Siegbert Peetz，Frankfurt a. M.，1990. S.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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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谢林认为，奥古斯丁（De lib. arb. L. I，C. 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坚持，既然从上帝的实体只能派生出上帝，那么被造物乃是从“无”中创生的，它们的支离破碎和缺陷也是来自于“无”（Vgl. VII，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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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 W. J. Schelling，Weltalter. Urfassungen. Hrsg. von Manfred Schröter. München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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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 W. J. Schelling，Weltalter-Fragmente. S. 220. Hrsg. von Klaus Grotsch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Wilhelm Schmidt-Biggemann，Stuttgart-Bad Cannstatt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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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F. W. J. Schelling，Weltalter-Fragmente，S.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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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 W. J. Schelling，Initia philosophiae universae. Erlanger Vorlesung von 1820/21. S. 152. Hrsg. von Horst Fuhrmans. Bonn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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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bd.，S.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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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F. W. J. Schelling，System der Weltalter. Vorlesung 1827/28 in einer Nachschrift von E. v. Lasaulx. Hrsg. von Siegbert Peetz，Frankfurt a. M. 1990.在以下的引文中缩写为“SWA”，其后的阿拉伯数字代表相应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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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可参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相关论述（A592/B620—A602/B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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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rthur Schopenhauer，Parerga und Paralipomena，Frag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n ders. Sämtliche Werke. Band IV，S. 143. Frankfurt a. M.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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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谢林在1810年的《斯图加特私人讲授录》中是以这样一句话来作为全书结尾的：“这样一来，上帝就真正是一切中的一切（Alles in Allem），泛神论成为真理”（VII，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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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F. W. J. Schelling，Urfassung der Philosophie der Offenbarung（1831/32）. S. 717. Hrsg. von Walter E. Ehrhardt，Hamburg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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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必须指出的是，后期谢林对于“理性”以及“理性主义”的批评绝不意味着他转变成了“非理性主义”的主张者，毋宁说他和康德一样，仅仅批评的是某种特定形态的理性和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完全不承认“非理性”具有任何积极的影响和意义。正相反，从早年与埃申迈耶尔、雅各比论战直到晚年推行一种“哲学宗教”，这些都表明，谢林自始至终都是“非理性主义”的坚定敌人，但他认为哲学必须面对并接纳非理性因素的挑战，最终将其扬弃在自身内。对此谢林在《世界时代体系》（1827）中有明确声明，他在这个意义上称自己的哲学体系是“超理性主义”（Suprarationalismus），而且特别强调这不是“神学的超理性主义”，而是“哲学的超理性主义”（SWA，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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