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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谢林在这里再度转向对于神秘学的回顾,同时特意强调他所关注的是从中提炼出来的“合乎理性的东西”(VI,67),即属于哲学层面的东西。关于神秘学的内容,谢林实际上是重复了之前已经提出的那些说法,比如关于“绝对的一”的理念、灵魂在理念内的绝对状态、灵魂与上帝的最初统一性、灵魂的堕落、灵魂通过摆脱身体及奉献和牺牲生命(简言之即消除对于感官生活的眷念)而达到解脱等等:“通过重新获得的对于唯一真实和永恒的东西(亦即理念)的理智直观,让谬误(这是灵魂的最初和最深的病)得到痊愈”(VI,68)。不消说,对于这些内容,谢林已经在哲学的层面上予以充分阐述,而另一方面,“不管怎样,任何精神性的、隐秘的宗教都必须回溯到这个学说,因为这个学说是德行以及更高真理的永恒基柱”(VI,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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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谢林再次谈到了神秘学与国家的关系,实即宗教与国家的关系:“至于神秘学的外在形式和机制,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公开的、起源于民族本身的心灵和精神的机构,国家把这个机构建立起来,作为一种神圣的东西加以维护,不允许它按照那些不具有长远目的的秘密组织的方式,让一部分人参与,同时排除另一部分人,而是确保国家的全部公民达成一种内在的和道德上的统一,正如国家本身是要确保一种外在的和法律上的统一”(VI,68—69)。也就是说,国家应当是宗教的守护者和监督者,在它的监管之下,国家与宗教分工合作,分别保障全部公民的内在的统一和外在的统一。实际上,这里表达出的,不仅是对于宗教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对于国家提出的要求,因为并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能做到这一点。在《斯图加特私人讲授录》(1810)里,按照谢林对当时的现实情况的判断,政治上的独裁愈演愈烈,国家不断排挤宗教的地位,进而企图剥夺人们的内在统一性。然而,无论是宗教成为或取代国家,还是国家成为或取代宗教,这都是一个谬误,因为宗教和国家在本质上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有鉴于此,谢林提出了这样一个“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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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统一性只能通过宗教的道路而达到,只有当人类的宗教认识发展到最高的和最全面的程度,才能够影响国家(当然并不是要取消或颠覆国家),使国家逐渐摆脱那种统治着它的盲目暴力……既不是让基督教会统治国家,也不是让国家统治基督教会,而是让国家在自身内发展出一个宗教原则,并且所有民族的伟大联盟建基于一些已经普遍化了的宗教信念上面(VII,464—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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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认识到,虽然谢林在这里说的是“基督教会”,但所谓的“宗教的道路”“宗教原则”“普遍化了的宗教信念”等等,显然是凌驾于基督教这种特定的宗教之上,毋宁说它们只能是神秘学(亦即真正的宗教和真正的哲学)所教导的那些东西。人类未来的希望,“所有民族的伟大联盟”,寄托在一个以神秘学为原则的国家上面。在《维尔茨堡体系》(1804)里,谢林也提出了这样一个理想的国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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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其中科学、宗教和艺术以活生生的方式融为一体,表现为一个客观的统一体……惟有在国家里面,真正的科学、真正的宗教和真正的艺术才具有一种客观性……基督教会不是存在于这样一个国家之外,而是在其之内。假若基督教会存在于国家之外,那么国家不过是一些世俗目的和世俗机构的集合,而这样的国家就不是真正的国家(VI,575—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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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出现呢?我们还记得,谢林曾经说过,柏拉图的理想国以“自由和无罪”为唯一前提和基本要素(VII,462),而“自由和无罪”又只能通过真正的宗教和真正的哲学才能达到。关键在于,人类不可能同时达到“自由和无罪”,这里存在着层次分化和先来后到的秩序。正如谢林所说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以同样的方式直观到那个自在的真相”(VI,69),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能够尽量做到削弱乃至消灭感官欲望等等,这就足够了。但国家的建制不能指望他们。幸运的是,除此之外还有另外少数人,“那些通过节制、智慧、自我克服和热爱非感性事物而经受了考验的人”,那些作为“目击者”(Autopten)和“参悟者”(Eingeweihte)亲自直观到纯粹真理本身的人,他们应当成为国家的领导人(VI,69—70)。这些地方直接让我们想到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而谢林在这里的遣词造句也透露出明显的柏拉图意味:“在那个最终的揭示状态下,国家领导人也会清楚认识到整个种族的使命。同样,在同一个团体里,法规和崇高的精神境界都共同分享并照料着君王技艺的最高原理,这个技艺对统治者来说必然是最合适的”(VI,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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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附录》乃至《哲学与宗教》全书的结尾,谢林宣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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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安排,倘若宗教能够完全发挥纯粹的道德感化力,稳妥地不再与实在的东西和感性的东西纠缠在一起,不再追求外在的统治权和那种与它的本性相悖的暴力,那么哲学——它的喜爱者是一些天然参悟的人——反过来就会通过这个安排而与宗教结成永恒的同盟(VI,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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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在这里仍然不忘警醒宗教,应当发挥纯粹的道德感化力,不再与外在的东西纠缠在一起,不再追求与它的本性相悖的外在统治权和暴力;假如宗教洗心革面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哲学就会与它结成“永恒的同盟”(in ewigem Bunde),就像当初它们共同栖息在同一座神庙里一样。我们应当注意到,谢林在这篇《附录》里既批评了宗教,也批评了国家,但并没有指责哲学半句,而且当他在这里偶尔也褒奖宗教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基于这样一个理由,即“真正的宗教”的内容是与哲学完全一致的。诚然,我们也记得谢林在本书《导论》里面曾经对某些“堕落的哲学”痛心疾首,并在这个意义上批评了哲学,但这些批评和对于宗教的批评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哲学之所以曾经堕落,主要不是由于它的过错,而是因为遭到那些堕落的宗教的压制和迫害。关键在于,哲学无论曾经遭受多少磨难,它具有一种自我康复的能力,就像谢林所说的那样,“它的喜爱者是一些天然参悟的人(die natürlich-Eingeweihten)。”所谓“天然参悟”,就是在本性上就能够认识到上帝以及有限者与上帝的关系、灵魂的命运等等。与此相反,宗教乃至国家在现实中仍然深陷于“堕落”的境地,它们在未来的出路得依靠哲学的指引。对于谢林来说,哲学永远是居于精神世界最高峰的东西。仍然是在《维尔茨堡体系》(1804)里,谢林在结尾处宣称:“那在客观上表现为国家的东西,在主观上表现为哲学本身(不是单纯的哲学科学),即在一种公开的生活里面,和谐地享受和分享一切的善和美……哲学不再是科学,而是成为一种生活,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理想城邦生活’(Politeuein),一种伴随着并且蕴含在道德总体中的生活”(VI,576)。如果人们深入研读并仔细领会谢林在《哲学与宗教》(以及他的其他著作)中表达的类似思想,那么他们必定会认识到,谢林就和他的前辈柏拉图、斯宾诺莎及同辈黑格尔一样,不愧是哲学的一名伟大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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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Unter Mitwirkung von mehr als tausend Fachgelehrten herausgegeben von Joachim Ritter und Karlfried Gründer. Basel 1984. Band 7,S. 684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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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 W. F. 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In ders. Werke in Zwanzig Bänden. Theorie Werkausgabe. Frankfurt am Main 1970. Band 7,S.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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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bd.,Band 7,S.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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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类似的还有“无神论”(Atheismus)这个本身就带有贬义的称呼,因为在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里,“有神论”(Theismus)已经被默认为一种正面的、积极的东西。因此叔本华曾经抗议道:“‘无神论’这个词包含着一种欺诈,因为它预先就把有神论当作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公正坦诚的话,人们不应当说‘无神论’,而是应当说‘非犹太教’,不应当说‘无神论者’,而是应当说‘非犹太教徒’。” Arthur Schopenhauer,Über die vierfache Wurzel des Satzes vom zureichenden Grunde. In ders. Sämtliche Werke. Textkritisch bearb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Wolfgang Frhr. von Löhneysen. Cotta-Insel. Stuttgart/ Frankfurt am Main,1962—1965. Band III,S.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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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rthur Schopenhauer,Über Religion. Ein Dialog. Ebd.,Band V,S.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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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宗教的永恒同盟:谢林《哲学与宗教》释义 一个参照:叔本华论“哲学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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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唯心主义者谢林以及黑格尔那里,宗教是精神实现自身完满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宗教和哲学同源分流,最终又复归于一。就此而言,无论是谢林的还是黑格尔的宗教哲学都带有浓厚的“历史”意味,即是说宗教不但承载着真理,而且是在历史的进展中发展这些真理,直到哲学最终在纯粹的思想中将这些真理表述出来。与这种思想相对立的是所谓“启蒙主义”的宗教观,它在不同的程度上企图取消宗教这种本质上的“必然性”(即认为宗教是一种偶然的、人为的产物),企图将宗教的意义(价值)归结到其他的意义(价值)——特别是伦理的和社会的意义(价值)——上面。这种宗教观可以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叔本华为主要代表。当然,所有这些人都承认宗教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真理以及在人类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这和后来的费尔巴哈、马克思和尼采极端的宗教批判态度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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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叔本华是德国唯心主义者的死敌,他在众多场合对于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不仅大加批评,有时甚至采取谩骂的形式,仿佛非此不足以表达出对于他们的蔑视。但实际上,撇开许多哲学观点上的分歧(哪怕是重大的分歧),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叔本华与德国唯心主义在根本上的一致之处。大致说来,我们至少可以归结出他们在如下几个问题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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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存在着客观的(普遍有效的)形而上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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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个真理可以归结到一个最基本的本原,无论它是叫做“自我”“绝对同一性”“上帝”“精神”,还是叫做“意志”。这个东西既是存在本身,也是一切存在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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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能够认识和理解把握这个真理,不管是通过理性的思辨还是通过直觉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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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的知识是一个严密的理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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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管是作为对象的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世界(哲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政治、经济等),都是一个融贯在一起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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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过对于形而上真理的认识和理解把握,能够实现自然和精神各方面的完满和谐,不管是就社会(公正)还是就个人(幸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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