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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170185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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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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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是20世纪德国最具魅力的思想家。他一生运思逾半个世纪，著作等身，其全集已被辑成102卷（根据全集编委会2000年计划书）。这里译出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系海德格尔全集之第十二卷，是海氏后期的一部重头著作。其中所收共六篇文章，都是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做的演讲报告，集中地呈现了他后期的语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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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基本思想主要围绕着Ereignis和Sage两个核心词语展开。译者在这里须得对这两个词语的汉语翻译作一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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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ignis一词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词语。海德格尔努力超出形而上学传统，一直十分谨慎地想摈弃“存在”（Sein）这个形而上学范畴，而终于思得Ereignis一词。这个词几不可译。据了解，日本的学者们已提供出七种以上的译法。笔者所见的有关英译本译之为“事件”（event）、“居有”（appropriation）或“居有之解蔽”（the disclosure of appropriation）等等。此类译法中，有的本着义理，有的是解释性的翻译，听来未免别扭。如“事件”一译，就是海德格尔自己所反对的。在翻译过程中，我一方面总感觉到语言本身的限度，同时也觉得汉语的弹性实在要比英语之类的语言来得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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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下面要讲到一些理由，我将Ereignis译作“大道”。此译有拿老子来比附海德格尔的嫌疑，或有把海德格尔的Ereignis弄成一个形而上学的“范畴”的危险。但关键恐怕在于，我们是否必得从形而上学上来观解汉语思想的“道”（“大道”）呢？譬如，海德格尔所释的“道”就不是（西方）形而上学上的。在本书的“语言的本质”一文中，海德格尔建议把老子的“道”译为“道路”（Weg），而反对以往的德文译法（译之为理性、精神、理由、意义和逻辑等）。“道”在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也已经是一个至高的形而上的“范畴”了，而今被海德格尔以日常的“道路”译之，反倒令我们诧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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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要为Ereignis找到一个适恰的中译，是很困难的。在稍后的《面向思的事情》一书中，海德格尔讲到Ereignis是“有存在”（Es gibt Sein）中的“给出者”，因此我们本来亦可把它译为“本有”，把动词ereignen译为“居有”。正是由于Ereignis含有“居而有之”和“相互照亮、揭示”（指天、地、神、人的世界“四重整体”的运作）的意思，所以英译者才把它译作“居有之解蔽”。不过，“本有”和“居有”的译法较难以适合于《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的相关语境。因为在这里，海德格尔所着力阐发的Ereignis的主要意思是“道路”、“道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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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主张以德文的“道路”来译老子的“道”，显然很好地领悟了汉语思想中的“道”与“道路”的意义联系。“道”就是“道路”。“道”这种“道路”高于理性、精神、意义等形而上学的规定性。“道”产生出一切道路。海德格尔专门讨论了“大道”的“开路”或“铺设道路”“大道”实即给予一切以道路的那个东西，或干脆就可以说是“开路者”“大道”开启一切道路。在这一开启道路的过程中，世界诸因素（海德格尔归纳为天、地、神、人“四方”）得以进入光亮之中，得以敞开出来；同时也即“居有”自身了，各各获得“成就”了。此即“大道”的“成道、居有”（ereignen），相类于老子所谓“道”的“成功遂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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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的“开辟道路”就是“大道”的运作和展开，也就是“大道”的语言——亦即“大道”自行“道说”出来了。海德格尔用Sage一词来命名“大道”的语言。海氏明言，“Sage乃是大道说话的方式”。因此我们可以把Sage译为“道说”，亦可作“大道之说”。对动词性的Sagen，我们也以“道说”译之。海德格尔认为，西文中的“语言”（Sprache）一词也在形而上学上被用滥了，需以“大道之说”意义上的Sage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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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上的理由简说如上。这里需补充一点：对于Ereignis一词，我们要细细地体会它的丰富的、乃至日常的含义，而且要在具体语境中加以具体对待。海德格尔明显不想把它当作一个“范畴”来使用，故其意义便不可固定。我们在本书中一般把Ereignis译为“大道”，把其动词ereignen译为“成道”、“居有”；但在有些语境中，我们也把Ereignis译为“居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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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待说，我们这种译法也只能是一种“强译”，不能是定译。此外，我们恐怕也应承认Ereignis一词的不可译品质。海德格尔自己说：这个词“就像希腊的逻各斯和中国的道（Tao）一样不可译”（《同一与差异》，德文版第29页）。而反过来讲，凭海德格尔这句话，我们也许更加有理由把他的Ereignis译为“大道”了，因为是往往被中译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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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这本著作出奇的难解。在貌似短小精悍的语句里，有的是晦涩曲折的义理。海德格尔喜欢做的词语游戏固然颇多机智，时时体现“思”的严格和“说”的庄重，但译者如我，却往往要徒唤奈何的了。许多时候，译者被逼到了“不可说”的边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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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著作一般是少见有注释的。本书最后一篇文章有较多的“原注”，多半也是注明可参考的书目而已。而且据说海德格尔是反对人们对他的著作加注的。尽管如此，译者还是笨拙地加了一些注释，多数也还是为了说明翻译上的困难和理由。书后的“人名对照表”也是译者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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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采的版本是纳斯克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第8版。翻译时参考了D. 海尔茨（Peter D. Hertz）的英译本（On the Way to Language,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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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第二篇文章“诗歌中的语言”曾由倪梁康学兄译成中文，我译时亦参照了他的译文，且多有掠美。第三篇文章初稿译出后，台湾时报出版公司的廖立文先生十分认真地审读了前面一部分译文，并且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他对于学术的虔诚态度令我感动。文中一些希腊文请教了陈村富教授。谨向以上诸位先生表示我的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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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机会，我要特别向已故的北京大学的熊伟教授表达我的感激和纪念的心情。熊伟先生生前给予我的不断鞭策，乃是我进学的基本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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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二年以后，又承张庆熊博士相助，对拙译作了认真的审校工作。商务印书馆的武维琴先生和陈小文先生给予许多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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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周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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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2月10日凌晨1时记于西子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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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26日晚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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