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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萨特导读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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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萨特去世，享年74岁，当时在巴黎有五万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无论在哪个时代，这都是非同寻常的，当时他的哲学著作被认为是过时的，他激进的政治立场，尤其是他给予极端左翼团体的鼓励，被认为是落后于时代的。到头来，萨特的名声比他在哲学和政治思想领域的地位要高得多。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头二十年里，他一直是知识分子当中的领军人物，不只在法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人，似乎人人都听说过萨特。他的鼎鼎大名超越了西方国家与苏联阵营之间的政治界限，也超越了南北之间的经济界限。他写小说、戏剧和新闻评论，为的是赢取更广泛的受众，但到了最后，他所有的贡献，都被缩略为一个简单的画面：存在主义者萨特，坐在一间咖啡馆里，奋笔疾书着重要然而事实上难以理解的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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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必须承认，萨特的作品难以读懂，他本人应承担部分责任。他可以文思泉涌，在短时间内写出非常出色的散文，可是他绝少保持这样的品质。他的写作从未间断过。在萨特的书中找出一些让读者精神为之一振的精彩段落易如反掌，但这些句子并不能使读者接近他思考的核心：读罢掩卷，人们会发现他们并没有比之前更懂得如何阅读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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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节选了萨特最精彩的一些作品。我把它们与他最难以理解的观念放在一起。要费一番工夫才能理解这些内容，但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他并不总能写出精彩的文章，他经常折磨法语。而且，为了解释自己，萨特倾向于越写越多，而不是修订和改写之前的作品使它们更加明晰，在他的生命走到最后的时候尤其如此。要从《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或《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中择取五百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知道，这两本书的篇幅都超过了五百页。萨特从来都不愿意用五百个字来讲一件重要的事情，通常是能写多长就写多长。所以如果我不用省略号的话，根本不可能在这里选用他作品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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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作品不只是晦涩难懂，他还不断引起误解。当夸张的手法可能更具煽动性的时候，他似乎不会慎重地遣词造句。他写作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而不是求得他们的赞同。不幸的是，当他在采访中说自己早期言辞夸张的作品很荒谬的时候，其实他受访时的言辞也很夸张，这就让批评者很容易抓住他的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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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对萨特不偏不倚的评价很难不被他卓越的成就所掩盖。即便他的一些文学作品说教意味太过浓厚，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墙》（The Wall）和小说《恶心》（Nausea）——都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也都堪称杰作。事实证明，他早期关于情感、自我以及想象的哲学文章不断地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对他的批评是理所当然的，即把《存在与虚无》写得过分艰涩而难以读懂。但就算是这样，《存在与虚无》也还是所谓大陆哲学（continental philosophy）中极少数一直受到分析哲学家注意的作品之一，尽管他们以对这类术语的抵触而著称。与此类似，他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不经意间写下来的大量文章，如《反犹分子与犹太人》（Anti-Semite and Jew）、《黑色俄耳甫斯》（Black Orpheus）和《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已经成为经典。1947年，在《什么是文学》（What is Literature）中，萨特提出了肩负使命的作家的概念，从那时开始，他投身改变世界的承诺一直是坚定不移的。在20世纪50年代，他将大部分时间用来重新学习，到50年代结束的时候，他就可以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提出一种被存在主义重新激活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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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写作出于一种紧迫感，比如说，当投身当时的政治事务，如反对酷刑、非殖民地化、反对越战以及1968年5月的学生革命时，他会为了自己的工作牺牲健康。即便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松懈下来。尽管他的一些政治盟友批评他提出了“布尔乔亚（Bourgeois）”这个主题，他还是坚持以《家庭的白痴》（The Idiot of the Family）为名，为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写了一部存在主义的传记，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完成了洋洋洒洒的三大卷。简而言之，萨特集小说家、剧作家、哲学家、编辑和政治活动家于一身，身体力行了他提出的肩负使命的知识分子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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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学术界仍然在研究萨特，但是即便所有人都熟知他的名字，他的读者群也没有扩大，而他原本应该被更多的人阅读。部分原因是他的书常常会引起读者不适：萨特的读者原本以为会淹没在自己的存在危机中，结果却读到为整个世界承担责任的忠告。人们普遍认为萨特存在主义关注的是自我，但很快就发现，他会把人直接引向政治。萨特的哲学呼吁承担责任：不是束缚一个人未来的承诺，而是投身其中，在政治上服务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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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他那个时代相比，萨特的政治观点现在更加不受欢迎了。在所谓的“第一世界”富裕国家当中，他往往被塑造成一个为专制政权辩护的人。这么说也有几分道理：他在政治判断方面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无论如何，当局者迷，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对新一代的读者而言，要弄清楚二战刚刚结束之后的世界与现在有何不同是比较困难的。不只是美国和英国拯救了法国，还有苏联，苏联当时在宣传自己的价值理念时比美国还要大张旗鼓，而后者对自己支持种族隔离表现得毫无歉意。约翰·热拉西（John Gerassi）将他为萨特写的传记命名为《为他的世纪所仇恨的良心》（Hated Conscience of His Century），并非毫无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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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在“第三世界（Third World）”的形象则大不相同，直到今天，那里的人们依然将他视为受压迫者的支持者。他不仅关注他们的事业，还尽其所能地让人们听到他们发出的声音。战后，萨特在巴黎与一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共同创办了《现代》杂志（Les Temps Modernes），这份杂志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提供了一个发声的平台，而萨特则利用自己的声望让人们听到这些声音。他为这些人的作品所撰写的序言，至今仍然因其自身的影响力而受到广泛的阅读。可以肯定的是，他迫切地希望听到这些作者——他们现在声名远扬，当时还不为人知——的声音，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他当时的一些立场现在看起来是过时的，有待批评。《黑色俄耳甫斯》是给一本有关黑人文化认同运动（negritude movement）的诗集写的序，人们在其中就发现了这一点。那是在1948年，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多年来一直对此怨言不断，但也承认自己对萨特一直心怀崇敬。萨特在晚年也秉着同样的精神，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分发毛主义者的报纸，他这么做不是因为赞同他们的观点，而是认为他们的声音值得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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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人们也不应当将萨特视为偶像。他不全力支持女权主义这样的事实很难解释。着实令人惊奇的是，他能和《第二性》（The Second Sex）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一同度过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却没有对这个问题——他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全球运动之一——变得更加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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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特写作的那个时代，主流哲学似乎完全没有触及与我们的责任和生命的意义相关的问题，而这恰恰是普通人希望哲学能够解决的问题。正是萨特让人们一直关注这些古老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就算是那些不喜欢他答案的人，也将他视为一代哲学大家。萨特不是学术型的哲学家，他与普通人眼里的哲学家不一样：实际上，他在二战前应召入伍，此后他就不再教授哲学，再也没有回到这个行当。存在主义却依然是哲学系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现在看起来，主流哲学似乎再一次与普通人脱节，是时候阅读萨特，向他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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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萨特导读 第一章 『我也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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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在公园里。栗树树根深深扎入土中，恰巧在我长椅的下面。当时我记不起那是树根。字眼已经消失，与之一同消失的是物体的含意、用途以及人们在它的表皮上划出的浅浅标记。……于是我得到了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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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喘不过气来。就在不久之前，我还未预感到“存在”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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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群局促的存在者，对我们自己感到困惑，我们之中谁也没有理由在这里；每个存在者都感到不安和泛泛的惶惑，觉得对别人来说自己是多余的人。多余的，这便是我能在这些树木、铁栅、石子之间建立的唯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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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我——懦弱无力、猥亵、处于消化状态、摇晃着郁闷的思想——我也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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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这个词此刻在我笔下诞生了。刚才在公园我没有找到它，不过我也没有去寻找，没有必要，因为当时我不是用字词来思想，而是用物体来思考物体。荒谬不是我脑中的一个念头，也不是一种声音，而是我脚下的这条长长的死蛇，木蛇。是蛇还是爪子还是树根还是秃鹫爪，这都没有关系。我没有形成明确的语言，但我明白自己找到了存在的关键、我的恶心以及我自己生命的关键。确实，后来我能抓住的一切都归结为这个基本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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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偶然性。我的意思是，从定义上说，存在并非必然性。存在就是在那里，很简单，存在物出现，被遇见，但是绝不能对它们进行推断。我想有些人是明白这一点的，但他们极力克服这种偶然性，臆想一个必然的、自成动机的存在，其实任何必然的存在都无法解释存在。偶然性不是伪装，不是可以排除的表象，它是绝对，因此就是完美的无动机。一切都无动机，这个公园，这座城市，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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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树……不愿意存在，但无能为力，就是这样。……它们疲惫、衰老，但是仍然无可奈何地存在，因为它们太软弱，不会死，因为死亡只能来自外界。只有乐曲能够高傲地负载本身的死亡——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但是乐曲并不存在。一切存在物都是毫无道理地出生，因软弱而延续，因偶然而死亡。我向后靠着，闭上眼睛。但是形象立刻警觉起来，跳将起来，使我合着的双眼里充满了存在，因为存在是一种满盈，人无法脱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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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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