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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上面讲述的是一个有关自欺（mauvaise foi）的例子，萨特认为自欺是普遍存在的。无论如何，读者必须对这个例子所要表达的意思有更明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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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以咖啡馆侍者为例，主要是为了说明意识从来就不简简单单地是其所是。一件事物可以仅仅是其所是，但意识并不是这样，这听起来也许有些奇怪。比如说，没人仅仅是个侍者，没有其他身份。萨特将其称为“自在的存在”，或者更简单一点的“自在”，同时他将意识称为“自为”，因为它能觉察到自身的存在，甚至不需要将它自身视为自己的客体就能觉察。它的自我觉察在意识的中心位置撕开了一道口子，因此它永远不能与自身保持一致，但总能成功地逃离自身。对萨特来说，这种自我否定的能力至关重要，他在早些时候曾经阐述过他人的意识如何从外界否定自身：老板之于员工，警卫之于囚犯，监工之于奴隶，这些关系都是否定。文中讨论自欺的直接目的就是告诉读者意识可以否定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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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通过侍者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他并不满足于告诉我们侍者通过遵循一定的规则来扮演咖啡馆的侍者，尽管这可能是大多数读者最先留意到的。萨特在这个例子中着重强调了这位法国侍者的特征，他扮演着咖啡馆的侍者，让自己的动作看起来像机器人，而美国的侍者正好相反，他们扮演的是顾客的朋友。但是，萨特想要表达的是：无论侍者被要求参与什么样的游戏，他要遵守的终极规则就是必须打破规则，要做的就是以夸张的方式遵守这些规则。就是说，侍者不是简单地遵守不成文的规则（可能是对某种形式的专制的服从），而是在遵循这些规则的过程中表现得过火。侍者成功地拒绝了将他仅仅归于侍者身份的企图，不是通过拒绝这个角色，而是通过凸显这样一个事实——他扮演侍者的角色，以至于逃离了这个角色。侍者通过夸张的行为、过火的表现做到了这一点。法国侍者没有让自己融入侍者这个角色，而是动作夸张，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机器人，从而吸引了他人的目光，就像典型的北美侍者，与其说他友好，还不如说他过分友好。萨特在这里使用了“多余”（trop）这个词，他曾在小说《恶心》中用它来表示人的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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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里的顾客通常将侍者简化为一种职业，但侍者必然会凭借意识的结构，超越这种限制其可能性的企图。萨特在《意向性》中将意识描述为一种迸发，他在这里提供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解释，说明了意识的结构。在《存在与虚无》中，意识被视为虚无。这源于萨特对意向性理解的变化，此时他的观点更接近海德格尔：因为意识具有超越性，因为意识可以根据客体投射到未来的可能性来看待客体，所以意识朝向客体的指向性成为可能。换言之，意识因为自己超越当前事实的谋划，可以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看待事物，这样一来就可以通过否定来看待意识。我从这个世界可能成为什么样子这一角度来看待它，这是因为我不是从我是什么而是从我可能是什么的角度来看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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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清楚萨特并非否认那个给我们端来饮料的人是一名侍者。我的曼哈顿鸡尾酒并不是由一个乔装成侍者的人给端上来的。那位侍者扮演的是咖啡馆的侍者，但他并不是为了模仿侍者取乐，而是因为他就是侍者。萨特在描述侍者时用到了一个关键词——“实现”（realize）。侍者扮演着侍者，是为了“实现”这一身份。这个词是从专业术语的角度来使用的。《想象》一书的结语让我们得以了解萨特是如何使用这个词的，他在上面的节选中也引用了那段文字。萨特认为画家在画布上动笔之前，对要画的东西并没有一个心理意象：这位画家使用的原材料都是现实的，但与此相对，他的艺术作品本身是一个不现实的对象。还有另一个更具启发性的例子：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利用他的情绪来模拟哈姆雷特的情绪，但是不管他有多融入这个角色，哈姆雷特都不会因为这名演员的表演而成为现实。他仍然只是舞台上的一名演员，而不是哈姆雷特。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萨特不说哈姆雷特被实现，而是说——从一个完全不现实或虚幻的世界里被重现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名演员在这个角色中并没有实现。至于这个扮演侍者的人，情况有所不同，萨特认为这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现实的存在。无论如何，对他自己而言，侍者决不能被归结为侍者。萨特将这种情况称为“不能实现的”，意思是说不论我对我的顾客而言有多像一名侍者，但对我自己而言我不是，不仅仅因为我明天就可以辞职不干，还因为我做这份工作只是为了满足我其他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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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认为他关于侍者的说法不仅适用于所有职业，而且适用于一个人的理性、外貌、阶层、种族、特征（比如这个人很粗俗）或意识的状态（比如很悲伤）。我们力争做到这些，仅仅是因为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不是其中的任何一样。在给出了侍者的例子之后，萨特很快又以悲伤为例，描述了一个人悲伤时的面容和举止，但又评论说一旦接受了这一存在状态，我们就能认识到我们不可能无限期地停留在悲伤的状态。当有人来看我们，我们很可能会表现得很开心，一直在心里同自己约定在来访者离开之后再重新悲伤。换言之，我们让自己感觉到悲伤，只要这种情绪一直持续，我们就继续这么做。如果我们必须让自己悲伤，这意味着从“椅子是椅子”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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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特看来，如果每个人都简单地等同于其自身，也就是说如果他是自己，除了他自己什么都不是，那么就不可能出现自欺。这意味着自欺的可能性条件就是我不是我所是。或者换一个有名的说法：“意识是其所不是，而不是其所是。”萨特关于自欺的理论解释了自欺，但真诚就成为了一个问题。真诚要成为可能，一个人就必须等同于他自身，或者用萨特的话来说，他必须成为一个物体。萨特想要表达的主要观点就是真诚是一项不合时宜的要求，因为它忽略了人类存在的特征。由此看来，萨特似乎在解释自欺可能性的时候否认了真诚，除非他能向我们展示某种自我恢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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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结尾的脚注中，萨特将这种自我恢复称为“事实性”（authenticity），但他并没有就此展开讨论，除了在《反犹分子与犹太人》中稍稍提及，他在其他作品中再也没有说到过这个词。在他未出版的作品《伦理学笔记》（Notebooks for an Ethics）中，涉及“事实性”的篇幅是最长的，但是依然难以得出这个结论——只有牺牲真诚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推延到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的世界），自欺才会成为可能。事实性似乎是在等待社会发生变化，那么之前看上去可能像伦理条件的（成为我们其所是的义务）也必定在等待一场政治变革。因此，萨特之后投身政治与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有关自欺的哲学发现是一致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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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萨特强调侍者行为举止中的夸张特性，是为了说明那位侍者是如何逃离这种强加的身份的，即便咖啡馆中无视他的顾客都将他归结为侍者，而不是其他。为了更准确地描述这一过程，萨特从海德格尔那里借用了“超越性”（transcendence）和“人为性”（facticity）[2]这两个词，不过是从他自己独特的角度来使用的。海德格尔用“facticity”来表示人类存在的“实在”。萨特用同一个词来描述那些限制我的与我有关的事实：我的历史、性别、种族、阶层、外表等。超越性即我的自我超越，它与人为性密不可分；它赋予人为性一种意义，让人无从得知超越性和人为性分别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在萨特关于人类存在的叙述中，这是其核心内容中最含糊的一部分。它让萨特坚持认为一个人永远无法在其无意识的存在和其基本的赤裸中获得人为性。我们在下一章中要理解萨特对自由的阐述的时候，这一点就显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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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自《存在与虚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陈宣良等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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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嘉映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将faktizität译为“实际性”，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将facticité译为“人为性”，此处采用“人为性”的译法。——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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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萨特导读 第五章 『在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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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从来就不是那种哲学家——说一些不偏不倚、不痛不痒的真理，这种言论很容易获得普遍的赞同。他经常言辞夸张，甚至会用同样夸张的言辞来纠正自己的夸张之词。他的目的是引发思考，下面节选的内容将他的煽动性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他一开始坚称我们都是完全自由的，然后得出结论——在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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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上的意见的主要的结论，就是人，由于命定是自由，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我们是在“（对）是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对象的无可争辩的作者（的）意识”这个平常意义上使用“责任”这个词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自为的责任是难以承受的，因为他是让自己使世界存在的人；而既然他也是使自己成为存在的人，因此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处境中，自为都应当完全地担当这种处境连同其固有的敌对系数，尽管这是难以支持的。难道不是我来决定事物的敌对系数，甚至在决定我自己的同时决定它们的不可预见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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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一个生命中就没有事故；一种突然爆发的和驱动我的社会事件并不是来自外部；如果我被征调去参加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就是我的战争；它是我的形象并且我与之相称。我与之相称，首先是因为我随时都能够从中逃出，或者自杀或者开小差：当涉及到面对一种处境的时候，这些极端的可能性就应成为总是面对我们在场的可能性。由于我没有从中逃离，我便选择了它：这可能是由于在公正舆论面前的软弱或者怯懦所致，因为我偏向于某些价值更甚于拒绝进行战争的价值（我的亲友的议论，我的家庭的荣誉，等等）。无论如何，这是关系到选择的问题。这种选择以一种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的方式在不断地反复进行；因此应该承认儒勒·罗曼（Jules Romain）的话：“在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因此，如果我宁要战争而不要死和耻辱，一切都说明我对这场战争是负有完全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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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战争之所以是我的还因为，仅仅由于它在我使之存在的及我只能在为了它或者反对它而自己介入时暴露它的处境中涌现，我现在不再能区别我对我所做的选择与我对它所做的选择：进行这场战争，就是我通过它来自我选择和通过我对我自身的选择来选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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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已自我选择成为一种不知不觉引入战争的时代的可能意义；我与这个时代本身没有区别，我不能无矛盾地被转移到另一个时代去。于是，我就是约束、限制并且使人懂得这场战争之前的时代的这场战争。在这种意义上说，在刚才我们列举的公式：“没有无辜的牺牲者”上面为了更加明确地给自为的责任下定义，我们应该加上这样一个公式：“人们拥有人们与之相称的战争。”于是，我们是完全自由的，我与我选择成为其意义的时代不可分辨，我同样对战争负有深重的责任，就如同是我本人宣告了这场战争，我不能不将战争并入我的处境之中，我不能不完全地介入到我的处境中并在它上面打上我的印记，否则，我就不存在，我应该是既无悔恨又无遗憾地存在的，正如我是没有托词地存在一样，因为，从我在存在中涌现时起，我就把世界的重量放在我一个人身上，而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能够减轻这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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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虚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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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节选的内容听起来和黑格尔（Hegel，1770—1831）将历史当作评判标准的论调一样让人无法接受：“没有人是冤屈的；如果他遭受冤屈，一定是他理应受到冤屈。”1在1943年萨特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对自己周遭发生的真正可怕的事情一无所知，但这并不能成其为借口。他当时不承认存在无辜的牺牲者，我无法给他找到正当的理由，但多多少少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来解释他为什么会写这本书。萨特将此归咎到儒勒·罗曼（Jules Romains）身上，他试图躲在罗曼背后，不过没办法做到。我的论述将从这一点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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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底，萨特被征召入伍，成了一名气象兵，当时他正在读儒勒·罗曼的小说《凡尔登：序曲》（Verdun: The Prelude）和《凡尔登：战役》（Verdun: The Battle）。罗曼被誉为法国当时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这两部有关凡尔登的小说在1938年出版，收录在系列小说《善意的人们》（Men of Good Will）中，这个系列最终收录了27卷小说。罗曼的这两部小说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凡尔登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血腥的战役之一（从规模和人员这两个角度来看）。小说的主人公让·杰凡尼（Jean Jerphanion）是一名步兵中尉，正在巴黎短暂休假，他和好朋友皮埃尔·杰莱兹（Pierre Jallez）在一起谈论这场战役以及前线士兵对平民百姓和干着轻松活儿的士兵的蔑视。杰莱兹表示，这些士兵不是他人愚蠢导致的可怜的牺牲者：他们之前也曾是平民百姓，战争就是由于他们及其他人的愚蠢才导致的。杰凡尼表示赞同朋友的观点，说出了下面这番被萨特错误引用的话：“战争夺走了许多人的性命，但其中只有极少数是无辜的。”2萨特在《战争日记》中引用了这句话，对它做了极大的改动：他将其推而广之，借罗曼的口表示在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3在《存在与虚无》中，他在引用的时候犯了同样的错误，此外还认为这句话出自《凡尔登：序曲》——事实上它源于《凡尔登：战役》。而且，他忽略了这个句子的上下文，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小说中，杰凡尼表达了对战友的嫌恶；还掩盖了罗曼接下来的观点——最该受到指责的人往往没有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样一来，萨特选择了作者原本用来表达政治上的愤怒及反感的一句话，将其变成了一个哲学主题。他错误引用这句话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他有关自由的哲学理论最主要的含糊之处：他有关自由的存在论论点与他有关自由的政治理论之间的联系。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章中着重讲述两者之间的联系。它占据了萨特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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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有关自由的存在论论点如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所说：“我命定是自由的。”当萨特说出这番话时，他解释说自由是没有限制的，只除了我们没有中止自由状态的自由。但是，他随后又表示这句话也可以通过海德格尔的论调来解析：“我们被抛入自由”或者“我们被遗弃在自由中”。换言之，萨特并不赞同牺牲人为性换取自由，这是不少人的态度。他强调的是位于自由核心的人为性，自由并不意味着得到想要的东西，而是为自己想要的东西负责。对萨特而言，自由并不是一个人谋划的成功，而是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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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引文中提到了“敌对系数”（coefficient of adversity），就凸显了这一点。“敌对系数”的说法源于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的《水域与梦想》（Waters and Dreams）。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1942年，也就是《存在与虚无》出版的前一年。巴什拉认为哲学家只有在处理事务的时候从该项事务所需要的人类劳动这一角度出发，才会将现实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巴什拉抱怨道，按照这些条件，有关意向性的现象学理论就显得太过于形式化、太过理性，无法确定这个世界当中的各个客体“他们真正的敌对系数”。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明确地追求建立一门能够经受住这种批评的现象学，但同时也承认这正是现象学领域里的那些前辈的特征。理解他这么做的方式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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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采纳了巴什拉的建议——哲学家应该将重点放在工具性（instrumentality）上。萨特将工具性定位在它所有人为性中的机体内。他的观点是一个人的人为性不能直接被感知到，但可以在这个人克服障碍通向其谋划的过程中被发现。他将该观点用于人为性的所有方面，包括种族、阶层和国籍（我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他很少将性别包括在其中）。举个例子，我发现自己长得丑，不是通过看镜子当中的自己，而是从它让别人表现出的不欢迎的态度中发现的。萨特经常表示我才是决定事物敌对系数的那个人，就像本章开头的引文一样，这验证了某些人的说法——萨特不够重视通向自由之路上的障碍。他在多年之后的访谈中承认了这一点，仍然是以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夸张方式。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将目光越过那些华丽的辞藻，找到他在《存在与虚无》之中所阐述立场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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