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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074 20世纪40年代末期，萨特试图在苏联与美国的冲突中保持中立，但时事让他这种企图不可能实现。尽管《现代》杂志在1949年站出来反对苏联的劳改营，但它仍然倾向于认为俄国体现了人类的未来。在许多法国知识分子的眼中，俄国对外宣传的目的挽救了它。相比之下，美国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就没有这样的借口。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梅洛-庞蒂以及在他影响下的《现代》杂志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两大强国之间的冲突保持沉默，因此也就是对当时最大的政治问题保持沉默。与此同时，萨特放弃了之前续写《存在与虚无》的承诺，他原本打算通过续作来创建一门伦理学。他愈发疑惑伦理道德已经沦为资产阶级道德。伦理道德说到底是空洞无意义的，它告诉穷人和受压迫的人收回理应属于他们的东西就是在偷盗，以此来维持现状。为了解答有关政治正义的问题，萨特开始学习历史、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到1952年底，他最终确定了自己的立场，那就是维护共产党，为此他的写作风格变得跟以前截然不同。如今，他将自己对理念的热情与考虑统计所反映事实的意图结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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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076 萨特在共产党看上去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候站出来为它辩护。亨利·马丁（Henri Martin）是一名共产党员，1950年因散发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传单而入狱。当反对他入狱的示威活动演变成暴力事件之后，法共总书记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本人也遭到逮捕。当时有人号召发动大罢工，但在工人当中响应寥寥，这让右翼媒体非常满意。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萨特于1952年7月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该文后来成为《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一部分。他十分清楚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一员，但他选择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在打压工人阶级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变成了人类及自己的敌人。”1这个观点是基于萨特对自由的认识——除非所有人都获得自由，否则没人是自由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同这个社会中最受压迫的人站在一起。萨特进一步指出，一个人不可能在支持工人的同时反对共产党。至于萨特拒绝将经济学同政治学分离开来，《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一篇文章则显得分外重要。只有当一个人坚持认为两者之间彼此关联，才能凸显资产阶级一方面认可工人阶级属于人类但同是时又把他们当作动物来对待之间的矛盾。萨特就打算揭露这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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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078 《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二部分刊登在1952年底发行的一期《现代》杂志上。萨特指出了广大工人作为个别的个体同他们作为无产阶级这种集体形式存在之间的区别。工人只有作为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历史的主体。因此，萨特认为共产党是不可或缺的。在他看来，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共产党才能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没有共产党，工人阶级就会一直陷在资本主义为他们打造的境况里：就像马克思（Marx）曾经说过的那样，他们的需求使得他们为了同样有限的资源而彼此竞争，比如工作岗位。只要工人阶级把他们自己视为个体，他们就改变不了为了生存彼此斗争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工人最好能组建成一个群体。就像反犹太分子造就了犹太人，因为资本主义才出现了工人，但是资产阶级否认存在这样一个阶级。共产党让工人阶级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去应对真正的斗争——为了更好的条件、更高的工资，与他们的雇主斗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共产党造就了工人阶级。对萨特而言，无产阶级最主要的特点是：只要它还在开展行动，这个阶级就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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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080 萨特越来越关心社会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单个的工人是孤立的，因此无法看清自己的利益其实在于推动作为一个整体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萨特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将现代民主利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视为这种趋势的象征。公开投票为收买选票和胁迫提供了更大的余地，但它也让每一位选民体会到自己与同一个阶级团结一致。如果采用不记名投票，选民会以自身利益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作为投票依据。2后来，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将这一过程称为“序列化”，社会通过该过程被划分为多个孤立的个体，就像原子粒子模型一样。序列思维也就因此凸显出将一个社会划分为各个部分的差距。萨特不仅将序列化视为社会的组织方式（尤其就现代性而言），而且还把它当作一种思维方式，从而完善了他对之前所反对的分析理性中相应内容的批判，比如《反犹太分子与犹太人》。他觉察到法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所陷入的危机，这让他得以解释清楚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如何变得不可见的，即便如此，他仍在寻求逆转这种趋势的方法。于是，他在《辩证理性批判》中阐述了与行动紧密相关的辩证理性。但是，是什么让《共产党人与和平》在理解萨特思想的发展方面显得如此重要？答案就是观察《存在与虚无》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的特点是如何应用的。《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三部分发表于1954年，是书中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分，也是本章引文的出处。但是，和前面几部分一样，萨特专注于描述法国当时的时事，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尽管这本书标志着萨特一生中的重要一步，如今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忽视。他对法国当时的经济体制看法悲观，并揭露了维持这一体制的暴力行径。因为工人阶级内部缺乏团结，他对进步抱持消极的看法。他告诉读者，1900年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内部发生了分化，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形成一种“掌握熟练技术的精英的专制”。在大罢工时，熟练工人可以让生产无限期停滞，他们凌驾于非熟练工人之上就是部分出于这个原因。这在工人阶级内部造成了分化，这个阶级同时在他们所奉行的不同的价值观中找到自己的根基。随着半熟练工人的出现，事情变得越发复杂。半熟练工人是现代机器的产物，也是这些机器加在操作者身上的组织方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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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082 为了说清这种情况，萨特指出了三种人道主义之间的区别，从而构建起一个框架，它后来继续出现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根据第一种人道主义——资产阶级的阶级人道主义（他在这里称之为财富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将工人视为人。但是，它本身并不会鼓励资产阶级对待工人更好一点。确实，他们害怕工人们有一天会实施报复，因此对他们更加苛刻。如此一来，因为这种人道主义，就出现了一种尤其不利于半熟练工人的阶级种族主义。因此，出现了第二种人道主义——劳动的人道主义，萨特认为这种人道主义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对整个社会当中决定技能分布的条件视而不见。劳动的人道主义不是针对所有人的人道主义。只有第三种人道主义——需求的人道主义——出现，劳动的人道主义才会变成针对所有人的人道主义。需求的人道主义不仅是为了确保所有人获得足够的资源以生存下去，同时也是为了创造人类。它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如此多的人都过着贫困交加的生活，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更加平均地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让更多的人过上富人的生活，这是徘徊在中产阶级边缘的人最具代表性的看法；我们的任务应该是首先弄清楚身为人类意味着什么，因为在这样一个被割裂的世界里财富和权力的分化是如此严重，人性都还没有实现。正是基于这个看法，暴力不被视作达成一个更好的社会的手段，而是它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人道主义。解放的暴力从行动的角度来讲就已经是人道主义。在萨特为法侬1961年的作品《地球上不幸的人们》（Wretched of the Earth）所写的著名序言中，这些观点表达得最为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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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084 为了清楚地解释将熟练工人同其他无产者分隔开来的那道鸿沟，萨特又提出了羞耻的观念。熟练工人同其他无产者因为利益联合在一起，但前者又因为奉行拒绝需求人道主义的劳动人道主义，而与后者分隔开来。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羞耻做了铿锵有力的描述。他举例说有个人通过钥匙孔向门里看，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疑心自己被人发现。这个偷窥者从观察者变成了被观察者；从占据主体地位到沦为一个客体；或者用萨特自己的话来讲，自为变成了自在。这种描述让萨特意识到普遍意义上的注视所具有的力量。他在阐述与他人的具体关系时，着重强调了注视是如何将一种身份投射到一个人身上，从而让人从此被困其中的。在我们对《反犹太分子与犹太人》的探讨中，也应用了这一观点：反犹太分子正是通过注视造就了犹太人。《存在与虚无》已经阐明了这种结构，给出的例子就是，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注视才有了工人的存在。正如引文所说，萨特在《共产党人与和平》中改写了羞耻的基本结构，以解释工人阶级运动当中的分化，并提出一条截然不同的前进道路。他在《存在与虚无》中解释工人自我同一性时并不重视需求的作用，反而是强调资产阶级的注视；在《共产党人与和平》中，需求显然是最主要的。另外，不是资产阶级的注视而是熟练工人的注视使半熟练工人失去了积极性，让他们无所作为：“他在那些理应成为他同志的人面前感觉到羞惭。”无论如何，即便非熟练工人在熟练工人面前产生的羞耻情绪让他们无所作为，将他们分隔开来，萨特仍然认同非熟练工人的注视以及它所隐含内容的重要性。萨特在这里阐述了在其他作品中出现过的原则，但直到此刻才赋予它这么重要的地位：社会中最贫困人群的需求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真相，这是因为他们的利益通常与社会本身所倡导的价值观存在明显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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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086 萨特此刻确实仍然在维护共产党的地位，但并不赞同它所有的活动，因此他对听从共产党的最贫困人群的注视的力量有所限制。萨特写作这篇文章的动机部分在于支持共产党对梅洛-庞蒂从前的学生克洛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1923—）的反击。在萨特看来，勒福尔只能隔着一段距离谈及工人。只有共产党才能以工人的名义发言。因此，在《共产党人与和平》中，最贫困人群的注视引入了一条独立的评判原则，他只有放弃了对共产党的信仰才会采用这一原则。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之后，萨特无法继续认同自己之前曾经认为共产党所具有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共产党将无产阶级打造成了一个革命性群体，这一事实说明了它的存在，但并不能准确地回答它本身是如何组建的或者它的合法性源自哪里。在很多情况下，他开始怀疑共产党是非法的。确实，只有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开展行动，共产党才是合法的，但这种情况经常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割舍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四和第五部分，撰写了《斯大林的幽灵》（The Ghost of Stalin），以更加辩证的视角阐述了共产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共产党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但为了巩固了自己的结构牺牲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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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088 《共产党人与和平》主要是关于法国的，但即便是在写作此书的时候，萨特也知道其中的分析孤立来看是站不住脚的。他在文中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法属西非（French West Africa），大多数黑人的生活标准都低于最贫困的白人，他承认发达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其他国家的痛苦之上的。最贫困的人群都在欧洲以外，从欧洲社会对其殖民地的剥削中可以窥见其真相。萨特越发将被殖民者而非半熟练工人视为弱势人群。他转向了全球性的视角，非殖民化日益凸显，这在他为法侬《地球上不幸的人们》所写的序言中达到了顶峰。值得注意的是，萨特在《共产党人与和平》中论述注视时遵循的模式曾在1948年的《黑色俄耳甫斯》中出现过。萨特在后者中描述，黑人文化认同诗人正在扭转那种注视的目光：在这部诗集中，不是白人定义黑人，白人可以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注视。这些诗人通过注视以及通过主要写给黑人看的诗歌让白人感到羞惭，这标志着一种新秩序的到来，它首先体现在为去殖民化而进行的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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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090 因此，萨特更加依赖他致力为社会最底层以及受压迫人群服务这一信念的基础：他们的注视让他感觉到羞耻。身为资产阶级的一员，萨特的羞耻使得他在对共产党进行政治评判时无能为力。起初，他表现自己同工人团结在一起的方式是维护共产党；现在他重新找回了自己独立的批评意见，但它仍然是为弱势人群服务的。同黑人文化认同诗人不一样，《共产党人与和平》中刻画的人民大众几乎是默不作声的，他们太过疲累以至于无法为自己发声，因此需要共产党。但是，在萨特对共产党失望之后，他们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而萨特也接受了一种立场认识论（standpoint epistemology）——由于受压迫者苦难的原因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他们有了更多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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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095 把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萨特导读 [:1701863681]

1701864096 把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萨特导读 第九章 『或多或少被阻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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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098 对我们而言，人最主要的特征就在于他超越一种处境，在于他很清楚自己是由什么构成的——即便他从未在对象化中认识自我。这种超越就是我们在人身上发现的最本质的特征——非常急需。……要决定最基本的行为，必须根据决定它的现实及当前的因素，同时还要根据即将努力实现的目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谋划（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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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100 我们从谋划开始，定义了一个双重的联动关系。关于“所予的事实（the given）”，实践（praxis）是否定性；但是经常涉及否定之否定。关于定下的目标，实践是积极性，但是经常涉及否定之否定。关于定下的目标，实践是积极性，但是这种积极性通往的是“不存在（non-existent）”的东西，即还不存在的东西。在谋划的前方是逃离、是飞跃，它曾经是拒绝，也是实现，它留住并揭示了已经被超越的现实，这种现实在被超越的那一刻即被拒绝。……他存在的物质条件限制了他的可能性领域（他的工作太辛苦，他太累了，对工会或政治活动没什么兴趣）。因此，这一可能性领域就是行为人超越他客观境况的目标所在，反过来又严重依赖于社会和历史事实。举例来说，在一个什么都需要购买的社会当中，对食物开支占到预算一半或更多的工人而言，文化的可能性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与此相反，资产阶级的自由在于他可以将自己收入中越来越多的一部分用于各种各样的开支。不管可能性的领域有多小，它总是存在的，我们不得将它视为不确定的领地，而是一个结构非常牢固的区域，它依赖历史，同时将自己的矛盾纳入其中。正是通过超越所予的事实以接近可能性领域，通过实现所有可能性中的一个，人将自己物化，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谋划随后呈现出这样一种现实——行为人可能并不知道这种现实，它通过自己表现和引起的冲突来影响事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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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102 每一个人可以由他不可能实现的可能性的总和从消极的一面来定义，也就是说由一个或多或少被阻隔的未来定义。对于贫困阶层而言，社会在文化、技术或物质方面的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缩减，导致贫穷；几乎完全被隔绝在未来之外。因此，从积极和消极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可能性就是个人对于未来生活的决心。最具个体性的可能性唯有社会可能性的内在化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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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104 ——《方法的探究》（Search for a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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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106 1957年，波兰一家杂志的编辑找到萨特，他们正在筹备关于法国文化的特刊，希望萨特写一篇有关存在主义现状的文章。萨特为此写了一篇名为《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谈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要比谈及存在主义的内容多得多，这也让我们了解了他当时的兴趣在哪里。同年底，这篇文章在经过大幅修改之后，刊登在《现代》杂志上，被命名为“Questions de méthode”。萨特把这篇文章看得非常重要，不仅在《辩证理性批判》中重新发表，还增加了新的结语。这一版本的篇名被译为《方法的探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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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108 萨特当时的观点是：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刻，只有一种生活哲学能够体现社会运行的一般趋势，而当前时代的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此外，他还认为每个人一旦享受到一丁点真正的、现实的自由，那么自由的哲学就会取代马克思主义，但在当下，没有办法将这种自由的特征或由此而产生的哲学概念化。根据这一观点，存在主义不是属于未来的自由哲学，而是完全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任务是从共产党人手中解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些人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沦为一种意识形态，从而彻底颠覆了它。就像萨特在那篇有关意向性的文章里通过在这个世界的众多事物当中发现人，而回避了唯心论，他现在摒弃那种将人视为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论述的是人在哪里的问题——在工作中、在家里、在街上。作为一种有关具体事物的哲学，存在主义现在找到了自己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不过前提是具体的事物现在被确定为“历史和辩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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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110 萨特试图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但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原因是评论者总是倾向于将重点放在两种思潮的表面特征，而不是它们的深层次结构上。人们容易认为存在主义的目的是促进个体自由，而马克思主义则被视为一种唯物主义及决定论哲学。萨特引用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94年1月写的一封信，试图打破这种对立。1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批评了一种绝对的经济决定论，但同时又肯定了经济学在我们了解历史过程当中的优先地位。萨特曾在多个场合引用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人本身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是在一个限制他们的既定环境中。”萨特利用这句话来批评宣扬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根据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受剥削的情况下，人既是历史主体，也是他自己产品的产物。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就是将这两种观点统一起来。这就要求从全新的角度来理解辩证法，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还改进了对分析理性局限性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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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112 萨特一直很清楚恢复被分析打破的一切有多难，但在20世纪的现象学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罕见。《方法的探究》的新意在于萨特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分析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可能导致的政治后果。萨特曾经说过，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只存在一种生活哲学，为了与这一说法保持一致，他承认分析理性一度因为它的分隔和瓦解能力而具有了解放的力量：分析让法国的资产阶级能够向旧制度宣战。确实，法国大革命只是摧毁了已经被分析理性瓦解的制度。分析理性接着又凸显了一种自由主义，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变得具有压迫性，以至于导致了“无产阶级的分裂”。自由主义是关于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让人们团结起来。因此，它同阶级分析是相抵触的。这样，分析理性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就偏离了创建新未来的目标，转而试图让现状成为永恒；此时，它的倾向就是只看得到单个的个体，无法看到使这些个体在社会中团结在一起的各种方式，这就形成了推翻现有制度的重大障碍。鉴于此，就像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那样，对阶级利益的认识是发生巨变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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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114 接触到辩证法，萨特长久以来对分析理性是唯一理性形式这一说法的质疑终于坐实。他早期的作品中也曾经出现过“辩证法”，但同许多人一样，似乎对此没有什么可说的，只除了要求进行综合性的动作好让分析留下的僵硬结构获得生机。《方法的探究》是萨特的宣言——他现在打算复兴辩证法，而《辩证理性批判》就被他用来践行自己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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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116 在萨特试图从历史的角度理解辩证法的时候，他开始重视具体人，从他们的实体性——即他们的劳动以及他们的关系——出发。他向马克思寻求帮助，去反对那些将具体现实与抽象决心混为一谈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卢卡奇·捷尔吉（Lukács György）。卢卡奇是萨特批判精神的主要靶子之一，有人认为这不仅因为他是当代最糟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因为他经常批评萨特的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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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118 萨特对卢卡奇的批评之一是卢卡奇认为萨特并不比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了解海德格尔。这个说法有很大问题，因为《辩证理性批判》不仅是萨特最具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作品，同时也是他最具海德格尔色彩的作品，或者更准确地说，尽管文中并没有像早期的作品那样频繁地提及海德格尔的名字，但它对《存在与时间》的理解要比之前更加深入。萨特现在又重新试图将自由和人为性、自为和此在以及谋划和处境统一起来，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他的这种努力自《存在与虚无》开始，但没有在这里完全达成。他后期的作品依然保留了《存在与虚无》的说法，将谋划视为面向未来超越一种处境，但现在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阐述谋划，不过他遵循的模式更多地源自海德格尔，而不是马克思。谋划在两种客观性时刻之间斡旋，即在既定处境与可能的改变之间。萨特始终认为既定环境从来都不是简简单单既定的，我们经常通过生活在其中就把它超越了。但是，尽管他的现象学描述说明了这一点，但他依赖分析从自为和此在这两方面去阐述自己的存在论，这让他的描述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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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120 萨特的见解就是借用海德格尔的观点——可能性的谋划决定处境的方式在工作和行动中最为明显。他又加上了自己的理解——需求和稀缺是工作和行动的基础，但这两者在《存在与虚无》中只占了一点点篇幅。也就是说，对需求的终极意义改变了萨特的哲学，他将注意力转向实体性，并将其完全融入他的谋划概念，我们在引文可以看到这一点。结果就是对行动的辩证论述。或者更准确地说，对行动的阐述成了从传统的否定之否定角度去理解辩证法的基础。行动或者萨特所说的实践是对既定事实的否定，只要既定事实是由需求定义的，实践就是否定之否定。朝向新的积极性的否定之否定从来都是被规定的否定（determinate negation）。因此，行动揭示了限定在既定处境当中的局限性，从未来的角度来看，这些局限性似乎是存在当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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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864122 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认同了弗朗西斯·彭热（Francis Ponge）的说法“人是人的未来”。在《方法的探究》中，他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从社会被组成它的各个阶级阻隔或开启未来的方式去看待社会。他在引文的结尾提出了这个观点，完成了从个人视角到社会视角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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