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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理性批判》的第一卷是萨特在世时出版的唯一一卷，如果将《方法的探究》（法语版之前发表过）也算在内，其篇幅接近800页。即便如此，如果读者认为这本书进步甚微也情有可原，当然这是相对于萨特自己对外公开的目标——回答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确定理应支配未来人类学的资源——而言的。跟往常一样，萨特给出了大量他所探究的体系的例子。他生动地描述了在公交车站排队的人们彼此之间是如何关联的，描述了流行歌曲排行榜上的前十首歌如何继续出现在下周的排行榜上，那是因为许多人都会去买其他人都在买的东西，这两个例子都很好地说明了萨特所说的系列性（seriality），就像他对攻陷巴士底狱的描述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聚合起来的群体一样。这些描述同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所举的例子——咖啡馆侍者或透过钥匙孔偷窥的人——一样令人难忘，但是危险之处在于人们总是记住这些例子，却记不住它们试图表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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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本书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它远未达到其所宣称的目标——为确保历史知识的可能性的辩证理性奠定基础，另一个问题是它写得非常糟糕，就萨特而言是反常的。西蒙娜·德·波伏娃解释说这本书写得很匆忙，萨特靠兴奋剂支撑长时间写作，没有像他往常那样修改文稿。通过这本书最后部分的节选，我们可以知道这书有多难懂——如果忽略了这些说明，读者会看到一个最抽象的萨特。本章引文选自《辩证理性批判》的结尾部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意图之一——总结由其中得出的基本观点。从引文开头所提到的“发现”以及我们在之前章节中讨论的内容——实践本身是辩证的——的角度来讲，他确实是这么做的。在这一章中，我将探讨这一方式更为广泛的深意。我认为尽管存在前面提到的一些缺点，《辩证理性批判》仍然不失为一部杰作，可能是20世纪唯一的政治哲学伟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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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发现人是由事物“调解”的，就像事物也由人“调解”的，他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之上完成了对辩证理性的论述。他称之为辩证循环（dialectical circularity），它建立在谋划和处境的相互关系之上，这种关系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非常重要，而且如我们所见，萨特借用它在《存在与虚无》中为自由的阐述构建了框架。但是，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表述的立场与他之前的论述不同，与海德格尔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也不同，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将着重点放在影响谋划的物质条件上。这看起来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一度否定了这个观点——“人在所有处境中都是自由的”，他认为这个观点源于斯多葛派。当然，人们通常认为这种完全自由的说法更趋向于萨特而不是斯多葛派的观点，但是萨特抗议说他的观点恰好与此相反：只要所处的环境仍然受到匮乏的制约，所有人就都是奴隶。他明确表示戴着镣铐的奴隶是不自由的。但是，我们不应该高估萨特改变立场的程度。如我们所见，在他的论述中，总有政治方面的内容，而且他决不希望在《辩证理性批判》中避开这一观点——自由是一种谋划，将物质环境纳入实践当中，而实践又反过来产生相同的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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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论点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只重视个人受物质环境制约的程度；个人被动地受到生产关系以及他们置身其中并受其制约的其他力量的约束。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径直讨论具体情况，忽略了以抽象论述开始（马克思本人就是这么做的）的需求，萨特对此深感遗憾。结果就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让自己失去了辩证法的资源。为了进行纠正，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和《存在与虚无》中都以抽象论述开篇，目的在于逐步谈及具体情况。萨特在上述两本书中对这一任务的看法并不相同。如我们所见，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主要关注的是，如果以具体而不是抽象作为出发点，那么我们就失去了质疑当前社会的至关重要的工具，这是因为他的自由概念是对社会中自由缺乏的质疑。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事情则更加简单。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告诉读者，如果有人认为当前社会是既定的，那么他（或她）就忽视了创造社会的历史，忽视了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创建社会而不仅仅是社会产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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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抽象开始尤其是从抽象的个人展开还有一个优点：它告诉我们一个人无法在这样抽象事物的基础上形成对具体社会的论述。随着论述变得越来越具体，它们会发生彻底的变化。只有辩证的阐述才能充分描述具体社会，这是因为描述所用的词语必须来自其论述。最重要的是，不能将社会视为组成社会的个人的总和。社会是一系列的人类关系，最好是认为人由这些关系组成，而不是相反。随着萨特在后期越发受到评论者的认可，他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加接近坚持主体死亡（death of the subject）论调的理论家，比如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他们认为勒奈·笛卡儿主体概念主导哲学的观点缺乏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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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面的节选部分显得很抽象，那么它也本应如此。这是因为尽管这本书并没有写完，但它确实是循序渐进，越来越具体的。萨特的一些读者似乎将《辩证理性批判》开头有关人类关系的抽象论述当成了他本人的观点，就好像他在逐渐谈及具体事物的过程当中不会予以纠正似的。这里有个很著名的例子，从高楼层的窗户看到两个工人正在忙碌，因为他们之间隔了一堵高墙，所以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对这些读者而言，这个例子似乎反映了社会的真相。更糟糕的是，萨特将被制度及社会状况分隔开的个人作为他的出发点，于是这些读者将同样的社会原子论归因于萨特，而萨特认为这种原子论是分析理性的产物。事实上，在萨特看来，辩证理性的使命就是通过展示具体的联结来克服分析理性。这种具体的联结可能看上去是完全外在的，但又可以被证明是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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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假设是当我们触及具体时理论问题就会消失，即使我们只是向具体的论述靠近，事情也会更加明晰。例如，萨特试图在这里克服（在他看来）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这一错误的二分法。无论如何，他认为个体有着集体所不具有的真实性。但是，真实的不是分析理性的个体，而是被分隔开来的个人。因此，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以孤立的个体为出发点，试图展示这种抽象的特征描述的不足之处。通过研究两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展示这样的研究意味着超越两个人抵达萨特所说的第三方，他试图对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具体的论述。这样看来，调查中的抽象时刻是不可或缺的，但也是不够的。确实，它的不足正好切中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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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本人也承认他的论述无疑是严谨的，也必须如此。因此，它本身并不是批评，尽管它会在书中将我们引向一些荒谬的时刻。例如，为了说明一种积极的相互作用，萨特举了个运动队的例子。队伍中每名成员的举动都需要其他成员的配合，因此，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行动，队员彼此配合，我们就可以说他们在共同的实践中一起行动。无论如何，萨特在一个引人发笑的脚注中对这一分析做了补充说明，这个脚注揭示了他对运动队的论述的抽象化程度：“事实上，在足球比赛中，对方球队的存在让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1即使是在250页之后，他仍然认为自己之前有关阶级内部在阶级斗争层面上相对于自身关系的论述是如此抽象，他都还没将（一个或多个）敌对阶级充满敌意的活动纳入其中。这就是萨特的计划荒谬的一面，也告诉我们他写完这本书的难度为什么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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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方法，萨特给出了一个更好的例子——一个殖民者认为一个穆斯林仆人辱骂了他，于是就打了那个仆人一顿。这个殖民者不是以个体的身份在这么做，而是因为殖民者在这样的情境中都会这么做。其他殖民者也会殴打自己的仆人，因此当这个殖民者在打那个仆人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他是出于自己的动机这么做，而是在完成其他人的动作。同样，对那个让自己挨打的仆人而言，他在被殖民者殴打时的反应与他在被与自己同阶层的人殴打时做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他明白在挨打的时候，自己在对方眼里是一个穆斯林，是一个被殖民的对象。萨特并不否认，经历这一出在殖民地反复上演的戏码的两个人是真实个体，但他并不认为如果只关注其中一方或是只关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无法实现的身份就可以准确地描述这一事件。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见，对早期的萨特而言，侍者的身份是无法实现的：一个人永远无法被简单地归结为一名侍者。与此相似，在这里，一个人在他人（例如殖民者）行动的时候采取行动。是我当中的他人（殖民者）在殴打他当中的他人（被殖民者）。这种复杂的关系标志着其中每一个个体的疏远。后期的萨特丰富了他对下面这一问题的分析——群体身份是如何通过采纳马克思主义而发挥作用的。更准确地说，早期及后期的萨特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是：在《存在与虚无》中，每一个个体都卷入了对至高地位的争夺；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这种对抗得到了决定特定行为模式的社会身份的调解，匮乏也在物质层面上对其进行了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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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历史中，匮乏让个体彼此为敌，因此共存是不可能的。甚至在形成每个人都是生存斗争中的对手的法则前，毁灭的危险就威胁着每一个人自身及其他人，每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能发现这种危险。但是，当匮乏内在化，人们视彼此为恶的根源，因而也是摧毁的目标。正是因为这一点，萨特才说道德的最初规定就是善恶的二元论（Manichaeism）。“Manichaeism”指摩尼教，是一种巴比伦宗教的名称，在这种宗教里，善与恶是彼此独立的原则。萨特用这个词来描述恶：因为物质不足，一个人的生存就受到他人存在的威胁，因此被视为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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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不仅试图质疑自由主义的“原子”个人主义（atomic individualism），还想提供一种工具去解释法国大革命及苏联共产党政权的残忍。简而言之，萨特认为这个“聚合起来的群体”通过统一行事完成了法国大革命，但它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他所说的系列性。在这种系列性中，将相关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并不比将站在队伍中等待巴士车的乘客联系在一起的关系更为紧密。群体中的成员被迫发誓，以防止这个聚合起来的群体陷入系列性，但这样的努力注定失败。其结果就是这个聚合起来的群体陷入萨特所说的“同志恐吓”（fraternity-terror）。这表明萨特距离提出社群主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个体并不是虚构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抽象的、原子论个人才是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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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有一种吸引人的想法，认为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沦为历史遗迹导致《辩证理性批判》变成一本无关紧要的书。但是，这些新的情况让读者从新的角度去解读它。自该书出版以来，一些第三世界的活动家（比如弗朗兹·法侬）立刻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但是专业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更关心它是否满足当时盛行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说法的标准。与此相较，它现在可以被视为一本独立的作品，具有巨大的原创性，旨在解决那些一直存在、尚未消失的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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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准确地说，萨特成功地创建了一门哲学，不仅阐述了压迫的基础与运作，而且表明了坚持夸大的个人主义会导致这种压迫长期存在下去，因为它抑制了团结的意识，正是这种团结可以让被压迫者团结起来反抗压迫。此外，他还告诉我们——我们所秉持的个人主义理念是建立在一种抽象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抽象将许多对人类存在至关重要的东西抛诸脑后。在他这样批评个人主义的同时，也驳斥了社群主义——群体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采取的措施最终导致它们四分五裂。这样一来，他就成功地指出了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之外的另一条道路。如今，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仍然是界定政治哲学领域里大多数争论的两极。萨特成熟的哲学以及他留下的不朽遗产的伟大成就在于，他不仅找到方法恢复了他在《意向性》中所讨论然而被纯理论哲学所忽略的具体个人，同时也为真正的团结时刻（虽然转瞬即逝）留出了余地。出于这个原因，《辩证理性批判》成了一部被人忽视的杰作、一部如此有分量的作品，20世纪的思想史会彻底改写，以承认它的重要地位。它所有的缺陷都告诉我们，有必要打破分析理性对各种思想的垄断，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开始进行辩证思考的一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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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自《辩证理性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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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萨特导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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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他人即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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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ean-Paul Sartre,Being and Nothingness, trans. Hazel Barnes, London: Methuen, 1957, p.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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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他扮演的是咖啡馆的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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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f.The Imaginary,trans. Jonathan Webber,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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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在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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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Lectures on Natural Right and Political Science, trans. Peter Wannenman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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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ules Romains,Verdun, trans. Gerard Hopki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39, p.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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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ean-Paul Sartre,War Diaries, trans. Quintin Hoare, London: Verso, 1984,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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