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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既在朗格勒的耶稣会学校学习过，又曾是巴黎的詹森派阿尔古学院的学生，因而对天主教内部的神学争论以及政治争斗很熟悉。在他那个年代，这类冲突事件开始于路易十四在1709年决定取缔和彻底摧毁詹森派运动的重要据点，波尔罗亚尔修道院。这个暴力摧毁詹森派的决定在四年后得到了教宗克勉九世的支持。教宗发出了最高级别的律令——使徒律令，将詹森派运动的基本宗旨批判为虚假、可耻且鲁莽，认为其严重损害了教会的稳固。各种不同类型的王室及教会迫害在路易十五时期仍在持续，继而导致了一系列詹森派宣传小册子的不断传播。凡尔赛宫[4]对此的回应是将无数詹森派领导人监禁或流放，双方你来我往，争斗不休，形成了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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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狄德罗看来，这样的冲突没有任何反常之处。相反，它代表了宗教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运作机制。宗教并没有将人类团结在一起，而是使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将对方视为异教徒或是政治上的死敌，并认为对方必须被彻底消灭。狄德罗后来用最简单的措辞解释了这个现象：“我见过自然神论者对无神论者拿起武器；自然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又一同攻击犹太人；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和犹太人联合起来反对基督徒；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犹太人和基督徒一起对抗穆斯林；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犹太人、穆斯林和众多基督教教派共同向某一个基督教教派发起进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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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非常清楚，教义的不同导致了法国历史上一系列的流血事件。在16世纪的法国，被天主教的主教和国王驱逐、吊死、烧死、屠杀的清教徒数以千计，用狄德罗的话说，一段“国家一半的人民虔诚地沐浴在其另一半的鲜血之中”的时期由此开始了。[6]这样的迫害和偏狭并不仅存在于遥远的过去。就在狄德罗出生之前不到二十年，路易十四颁布了1685年枫丹白露敕令，就此终结了1598年的南特敕令及其颁布后相对意义上的宗教宽容时期。就在敕令签发后的几天，凡尔赛宫下令同时开启两项针对法国清教徒的清除行动：一方面，法国军队踏遍全国，将胡格诺派的教堂和圣所夷为平地；另一方面，有组织的骑兵队冲入清教徒的寓所，对所谓的异端分子进行恐吓，强迫其改变信仰，甚至加以驱逐。这致使至少两百万清教徒从法国逃到英格兰、德国、荷兰和美国等地。狄德罗不禁疑惑，在这些宗教内斗和迫害中，上帝的意志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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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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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狄德罗开始积极地质疑天主教的内在矛盾和失败之处时，对于那些将反宗教的甚至是无神论的思想引进到巴黎文化中的作品，他肯定也很熟悉，或者至少是听说过。这类作品有很悠久的历史，其中最古老的出自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最著名的要数卢克莱修大约在公元前50年所写的《物性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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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莱修的这部长诗共分为六卷，唯一留存于世的抄本于1417年在一个德国修道院被发现，后于1473年首次刊印。全诗用抑扬六步格写成，这是一种风格宏大的史诗体例。该书拒绝承认非物质性的神的存在，强调灵魂的物质性和不可永生性，并用物质性的原子来解释世界、宇宙和一切生命。更重要的是，这位古罗马诗人花费了大量心思，用令人记忆深刻的警句格言着重描写了宗教和迷信带来的恶果，其中最有名的是“人做出滔天恶事是为宗教所驱使”。[8]这首著名的献给无神论的挽歌包罗万象，读之令人愉悦，在狄德罗的时代仍然是检验同类思想的标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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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以非正统信仰为主题而比《物性论》更近代的作品也有很多，只要认识对的书商或是朋友就能购得。最有影响力的论文是巴鲁赫·斯宾诺莎写于1670年的《神学政治论》。斯宾诺莎不仅对《圣经》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这位生于荷兰的葡萄牙裔犹太哲学家还认为任何神明都不可能存在于自然和哲学的界限之外。[10]就斯宾诺莎在何种程度上允许神明存在这一点来讲，他理论中的神与基督教所说的上帝完全不同。他所指的神不仅和宇宙中的一切存在处于同一层面，这个神还没有任何“心理”，没有任何目标，对人类也完全不关心。然而，18世纪的神职人员并没有费心探讨斯宾诺莎世界观的微妙之处，只是简单粗暴地斥其为“无神论者的领袖和导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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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政治论》在18世纪有众多传承者，在法国，最出色的是一位身处偏远的埃特雷皮尼教区的乡村神父。他名叫让·梅里耶，他在领导信众的同时，还撰写了一部无神论“圣约书”，该作品在1729年他去世后不久被发现。《让·梅里耶思想及观点回忆录》手稿的抄本很快在自由思想者中流传开来。梅里耶主要借鉴了斯宾诺莎，在自己的“圣约书”中坚称说，整个天主教信仰都是人为创造的；天主教信仰的基础是错误；所谓的启示、神谕以及奇迹都是编造出来的；所有讲道理的人都应该认识到世上的一切神，包括基督教的上帝在内，根本就不存在；等等。[12]如果说罗马天主教会被当作“母亲和导师”的话，那么梅里耶的“圣约书”可以说是犯了弑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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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狄德罗逐渐成年，有越来越多类似的手稿和书籍开始在巴黎传播，但学者们并不能确定狄德罗在离开索邦神学院之后的几年间是否读过斯宾诺莎或梅里耶的作品。但无可争论的是，即便狄德罗读过这些作品，他也没有因此而轻率地选择成为无神论者。他的改变发生得非常缓慢，起步于一些看起来并无威胁的书籍，而这些书大多是用英语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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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与他同时代的擅长哲学思考的思想家一样，狄德罗知道英格兰在思想界的贡献和他们日益增强的海上霸权并驾齐驱。如果说大多数欧洲人都认为（无论其理由是对是错）18世纪30年代的法国在戏剧、绘画和诗歌等方面几乎占有绝对的话语权，他们也承认，英国贡献的很多思想和方法都与后来被称为启蒙运动的思潮密切相关。[13]狄德罗与英格兰思想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他放弃在索邦神学院继续进修神学的几个月后（这也许并非巧合）。这是在1734年，当时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出现在了巴黎的书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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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德·拉·图尔试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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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真名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年长狄德罗近二十岁，作为一位天才的戏剧作家，他非常喜欢在写作中采用戏剧化的手法，包括在自己的哲学作品中。[14]《哲学通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部短短的作品由二十四封[15]散文式书信组成，为从根本上重整法国思想绘制了蓝图。他在话题之间迅速转换，对英格兰（相对的）宗教宽容加以褒扬，并且称赞了英国那些看起来很讲道理的贵格会教徒。他赞扬了英格兰有远见的重商主义、货物交换，以及新的疫苗计划。对于英国的宪法和政治状况他也颇为欣赏，因为与法国相比，英国给予了其公民更多的政治自由。《哲学通信》最具说服力和影响力的部分则是伏尔泰对几位著名学者和哲学家的介绍，包括弗兰西斯·培根、约翰·洛克和艾萨克·牛顿。伏尔泰在书中表明，这些人通过重新定义哲学、科学以及宗教之间亘古未变的关系而改变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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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对萌发于英格兰的“新哲学”的歌颂并没有得到法国政府的欢迎。《哲学通信》因为指责法国在科学试验上落后、在宗教信仰上迷信而引发了一场席卷全欧洲的大火。巴黎最高法院下令烧毁这部作品，定性其“可耻且反宗教”，[16]但估计有2.5万册副本还是流入了法国及欧洲的图书馆。[17]这是启蒙运动思想史上的分水岭。伏尔泰不仅呼吁自己的国人走出思想上的幼儿期，还凭一己之力为坦诚的宗教和科学探讨创造了一个新的公众平台。从本质上讲，他重新定义了哲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同时，他还将这一理念传给了包括狄德罗在内的年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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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8世纪30年代末，狄德罗自学了英语，之后便开始跟随伏尔泰的脚步，阅读培根、洛克和牛顿的作品。[18]这三位学者分别为这位成长中的哲学家提供了不同的基础课程。从培根那里，狄德罗学到了科学无须对以《圣经》为中心的世界观卑躬屈膝，而应建立在归纳和实验之上，并且在理想情况下，还应当促进人类对大自然的掌控。洛克主要向狄德罗传达了两个互相关联的概念。第一，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头脑的理论，否认人类具有“先天观念”（这就意味着人类不可能生来就能理解神的用意）。第二，洛克认为，人的头脑生来如一块白板，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完全来自感官体验和思考。这一完全非精神性的认知论架构起了第二个极为重要的教训。根据洛克的理论，人只能通过感官来获得真正的知识，既然如此，那么任何人若是想要解开自然界的奥秘，就必须依靠观察和实验这类所谓的经验主义方法，以避免将知识体系建立在幻想之上。和前辈培根一样，洛克呼吁人们与科学真理和哲学真理建立一个全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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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伏尔泰提到的这三位专家中，对18世纪40年代的狄德罗影响最大的可能还要数艾萨克·牛顿。首先，牛顿推翻了关于宇宙和行星体运动的理论，这一理论由勒内·笛卡尔于1633年提出后长期统治思想界。笛卡尔认为，血细胞和行星都在一个巨大的宇宙旋涡中翻滚，这个离谱的推测性论断暴露出其理论的致命问题；相对地，牛顿用包括微积分在内的多种数学工具，有力地论证了普遍的运动定律和重力（法国人称之为吸引力）法则。当读到牛顿于1687年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9]中的宣言时，读者仍然会为之激动：“由天体的现象，我推导出使物体趋向太阳和每一个行星的重力。然后，通过由数学方法得出的命题，从这些力中推导出行星、彗星、月球和海洋的运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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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和牛顿的科学发现同样重要的是牛顿在这些发现最后给出的总结性提议，这个提议开启了千百个科学实验：“我希望，我们可以通过同样的思考方式，从机械运动原理中，得出对其他自然现象的阐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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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对狄德罗那一代人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在二十年间，这位英国物理学家说服了整个科学界，使其相信从数学和机械主义哲学[22]的角度出发可以解开物质世界的奥秘。[23]但在18世纪40年代，牛顿对狄德罗最深远的影响并不与物理学直接相关，而是与牛顿的一个理念有关，即人们可以调和宗教信仰与根据数学规律完美运转的宇宙这二者之间的关系。[24]从一开始，牛顿写作《原理》一书便带有一个附加目标，即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由太阳、行星和彗星所组成的完美系统，不可能在没有一个智慧且伟大的存在对其进行设计和统御的情况下出现。”[25]简而言之，牛顿运用微积分是为了找寻上帝杰作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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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不同形式的设计论证（或者是对上帝存在的目的论论证[26]）在牛顿的《原理》一书发表之前很早就存在了。首先，大多数人都认为“星辰、山峦、动物和人类本身都是神意的显示”是不争的事实。其次，天主教的主教们也正式地将创造物认定为上帝“不可见的品质，即他永恒的神力和神圣的本质”的证据。[27]但是，在牛顿的理论出现之后的几十年间，这个论点的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往，设计论证一直被用作“上主之言”的补充，而如今在某些圈子里，设计论证却逐步替代了《圣经》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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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世纪末，新一代的英语作家开始从“合情合理的”且不受《圣经》影响的角度来理解神的存在。[28]自然神学论的支持者包括爱尔兰人约翰·托兰，他所写的《基督教并不神秘》（1696）不但坚持认为推知上帝存在的最好方法是洛克提出的实验方法，还认为应当将宗教信仰去神话化，并将其变得自然。[29]另一位作家马修·廷德尔在他的《基督教与创世同龄》（1730）一书中发展出了类似的理论，宣称“外在启示”是与神的真实存在密切交流的最佳方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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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在18世纪40年代得到了多部表达自然神学和无神论观点的作品，它们都提出，搅乱了人与上帝间关系的罪魁正是有组织的宗教。狄德罗当时正因为对上帝的存在产生了怀疑而深感困扰，而他既无法接受无神论的空洞，又无法忍受教会的荒谬，这些文本于是为狄德罗提供了他长久以来求之不得的思想上的缓冲。英国自然神论者不仅或含蓄或直白地鼓励人们尝试用更“科学”的方法理解神明，还促使人们通过思考的能力，而非服从的能力，去尝试与上帝建立联系。这极大地启发了狄德罗：按自然神论者的说法，上帝赋予了人类信仰神所需的必要工具，并让人类以单纯且道德的方式生活，但上帝没有给予人类有组织的宗教；人类发明宗教完全是自找麻烦。[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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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弟弟（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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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然宗教和自然神论让狄德罗颇为着迷，但他一开始并没有发表任何与这种危险的思想有关的作品。在做英语翻译工作期间，他将自己限制在两个简单的职责内：翻译上文提到的《古希腊史》，并和同事弗朗索瓦-樊尚·图森和马克-安托万·艾杜一起翻译罗伯特·詹姆斯的《医学词典》。这两本书都是不具争议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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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44年末，狄德罗决定向印刷商洛朗·迪朗提议翻译一部英国的自然神论著作——沙夫茨伯里伯爵的《论美德与德性》。[32]尽管传播这种非传统的对上帝的阐释有很大风险，但狄德罗或是说服了迪朗，或是连哄带骗地让他同意了为自己翻译该书提供资金。几个月后，这位印刷商付给狄德罗50 金路易（合1200里弗尔，约等于一个体力劳动者年薪的3倍），拿到了翻译版的完整手稿。迪朗没有经过王室的允许，就用匿名且非法的方式将该书印刷出版，他在之后出版狄德罗的作品时也经常这样做。此外，迪朗还为该书增加了另外两重保护：他不仅将印刷过程安排在巴黎的另一家书店进行，还标明这本书是在阿姆斯特丹编辑的，这样便不需要接受审查机构的检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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